第十三章 朱熹的理學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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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隐諱之義，聖人（指孔子）之微意也。
前世史官修其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法。
又觀後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亦有為之隐諱，而使亂臣（刊本誤作世）賊子之罪，不白于世人之耳目者，則于義何所當乎？《通鑒》所書已革此弊，然亦有未深切者。
今頗正之如左，觀者詳之。
”要把亂臣賊子的弑君之罪大白于世人的耳目，凡是有名有姓的，一定要書名書姓，一定要書明弑君，不得隐諱。
為此，按照具體情況，又有些補充規定，如毒弑者加“進毒”字，如王莽、梁冀的進毒弑君。
凡是篡國，因其事不同，故随事異文。
如王莽、董卓、曹操，從他們得政，遷官建國，“皆依《範史》（範晔《後漢書》），直以‘自為’‘自立’書之。
” 第四是褒揚尊者、賢者與死節者。
例如，謝病、請老、緻仕，在宰相、賢臣則書之，漢朝的張良、王吉、疏廣、疏受、韋賢就是如此。
又如下獄、死，在無罪而賢者，則加以特書。
又如鄉裡、世系，不能悉記，唯賢者則著其略。
又如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
在賢者，則書曰：某官某爵姓名卒。
又如死節者，皆異文以見褒，漢朝的翟義、龔勝、王經，蜀漢的劉谌、諸葛瞻就是如此。
這條原則，表明對尊者、賢者的褒贊、尊重，表明對賢而死節者特别表彰。
第五是在“取《春秋》之義”方面，還感到《通鑒》有所不足，因而與之有所異，或加以改正。
例如《凡例》注雲：“按《通鑒》魏晉以後，獨以一國之年紀事，而謂其君曰‘帝’，其餘皆謂之‘主’，初無正閏之别，而猶避兩帝之嫌。
至周末諸侯皆僭‘王’号，顧反因而不改。
蓋其筆削之初，義例未定，故有此失。
今特正之。
”這就是說，《通鑒》在魏晉以後，未别正閏（正統與僭僞），但是還注意避免在同一時間出現“兩帝”（兩個皇帝）的錯誤。
這還符合“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大經大法”。
至于周末戰國，各國都稱王，《通鑒》卻因仍舊習，不加區别，都稱之為王，這是錯誤的，沒有避“兩帝”之嫌。
現在加以改正。
又如改元，《凡例》注雲：“在廢興之際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
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鑒》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
又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鑒》于《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
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
故今正之。
”這就是說，《通鑒》的做法錯誤。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之前，從歲首起，即用曹丕黃初紀元。
這是以篡位之臣，蓋其故君，是有害于君臣之教的。
蜀漢先主章武三年，五月之前，本應用先主章武紀年，而《通鑒》則從這年歲首起，就用後主建興紀元，這是以子蓋父，有害于父子之教。
至于不符合事實，更不用說。
因而在《綱目》裡就加以改正。
按照《春秋》之義，糾正司馬光《通鑒》的失誤，這是《綱目》所非常重視的。
此外，在寫法上，有所謂朱書、墨書之别，在注文上，有所謂朱注、墨注之異。
對叙述人物的死亡，或稱崩，或稱薨，或稱卒，或稱死，種種不一。
所有這些，都依照社會等級，或依照夷夏之防做出條例，不是漫然為之的。
《資治通鑒綱目凡例》所反映的這部曆史著作，是一部以統治階級為叙述主體的曆史。
所有十九個目，絕大部分是統治階級最高層如帝王、後妃、太子、将相、大臣的政治活動或有關政治的情況。
立言語氣，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說話的。
它是一部維護封建統治的曆史著作。
封建時代的曆史著作，都有這個特點，但在程度上有不同，着眼點有區别。
例如《史記》，傳遊俠、貨殖，就從另一角度反映了社會。
《後漢書》傳黨锢、宦者，則寄同情于失勢的封建士大夫。
而《資治通鑒綱目》則比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更純粹，更能為封建統治者帝王“資”以為“治”。
《資治通鑒綱目》具有扶綱常、植名教的鮮明特點。
凡是事關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系的，總是尊君抑臣，嚴父孝子，義夫節婦，為張三綱服務。
“死節，異文以見褒”一語充分表達朱熹在《通鑒綱目》裡扶持名教的用心。
綱常名教本是一回事，扶植綱常名教，是理學家的當行本色。
朱熹把倫理道德原則貫注于社會政治曆史，就使這部《通鑒綱目》在扶綱常、植名教方面發揮了政治倫理教科書的重要作用。
理學家朱熹通過史事的論述以寓其喜怒哀樂，愛憎憂懼，并使之“會歸于一理”，使天柱以尊，地維以立，不至于綱常毀墜，風教陵遲。
這在封建社會後期，強化封建專制統治的曆史條件下，尤其有意義。
這個特色對後世史家著作影響特别深刻，尤其在地方志的編纂中看得很清楚。
魯迅在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著名論文，如《我之節烈觀》《我們怎樣做父親》《論雷峰塔的倒掉》，早已慨乎言之了。
但是也應該看到，《通鑒綱目》所鼓吹的節義等道德教育，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在宋、元及明、清易代之際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
謝臯羽、文天祥、史可法、顧炎武等曆史人物就是從這些思想中陶鑄出來的。
《通鑒綱目凡例》很精密，所謂《春秋》書法，經過史學家的長期實踐，到這個時候，做了一次總結。
《凡例》就是一個總結。
朱熹說：“昔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诏編集《資治通鑒》。
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
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
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安國）始複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檃栝，以就此編”（《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可見這部《綱目》是在《資治通鑒》《目錄》《舉要曆》《舉要補遺》四部書的基礎上，增損檃栝，而後編成的。
翻檢此書，還可看到所引胡安國的材料和議論。
書中義例的精密，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例如寫“征伐”。
《凡例》雲： 凡正統，自下逆上曰“反”，有謀未發曰“謀反”，兵向阙曰“舉兵犯阙”。
凡調兵曰“發”，集兵曰“募”，整兵曰“勒”（刊本誤作勤）。
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備曰“襲”。
同欲曰“同”，合勢曰“連兵”，并進曰“合兵”。
在遠而附之曰“應”，相接曰“迎”，服屬曰“從”，益其勢曰“助”，援其急曰“救”，開其圍曰“解”。
交兵曰“戰”，尾其後曰“追”，環其城曰“圍”。
凡勝之易者曰“敗某師”，平之難者曰“捕斬之”。
舍此之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
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據”。
犯順曰“寇”。
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
中國無主，則但雲“入邊”，或雲“入塞”，或雲“入某郡，殺掠吏民”。
凡正統，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讨”；于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
其應兵曰“備”，曰“禦”，曰“拒”。
…… 凡人舉兵讨篡逆之賊，皆曰“讨”。
凡書敵，于敵國曰“滅之”，于亂賊曰“平之”。
敵國亂賊，歲久地廣，屢戰而後定，則結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執其君長将帥曰“執”，曰“虜”，曰“禽獲”，曰“得”。
凡師入曰“還”，全勝而歸曰“振旅”，小敗曰“不利”。
彼為主曰“不克”。
大敗曰“大敗”，或曰“敗績”。
将帥死節曰“死之”。
凡入讨逆賊而敗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
…… 凡非正統而相攻（即列國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讨”。
……惟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讨”，讨而殺之曰“誅”。
這些書法，誠然十分精密，但是也顯得煩瑣。
它是從《春秋》（包括《三傳》）發展而來的，特别與《左傳》關系密切。
這表明它是傳統的史筆總結，其中有些今天還被我們應用。
《通鑒綱目序例》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則《綱目》的寫成當即在此時。
到甯宗嘉定三年庚午（公元1210年），李方子始獲傳此書的稿本于朱熹的嗣子寺正君（朱在），上距朱熹之殁已十年。
以後經過真德秀閱讀，李方子又取朱在新校本參定，然後刊行。
李方子的《後序》作于甯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元1219年），上距朱熹作《序例》四十七年。
幾乎達半個世紀了。
封建社會後期，統治階級強化君主專制統治，《紫陽綱目》寫成于此時，正是為尊君卑臣的目的服務。
同時，在兩宋之際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宋、金政權對峙，于此，又有一些僞政權在金貴族卵翼下先後建立。
《紫陽綱目》辨正閏、順逆，嚴篡弑之誅的《春秋》義法，固然出于扶植綱常名教的封建階級的正義心，也有針對當時曆史實際的政治意義。
在朱熹看來，這也就是“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了。
這是我們尚論此書曆史地位時所應注意的。
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序例》裡說：“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指司馬光《資治通鑒》《目錄》《舉要曆》，胡安國《舉要補遺》），别為義例，增損檃栝，以就此編。
”與朱熹共同修纂這部《通鑒綱目》的，是朱熹的學生趙師淵（幾道）。
清人全祖望謂“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讷齋（趙師淵号讷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
”全祖望又說：“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為恨。
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
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
其同門賀善（朱熹滄洲精舍的學生）争之，以為《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
又力言朱子手著”（《鲒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書朱子綱目後》）。
全氏之言，未為的論。
《綱目》一書，在朱熹門人心目中，實有崇高地位。
黃榦作朱熹《行狀》，論朱熹所著書，至《通鑒綱目》，則謂“若曆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劉剛中（朱熹的學生）“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鑒》，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宋元學案》卷四十九《晦翁學案》下）。
又案趙師淵“嘗
前世史官修其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法。
又觀後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亦有為之隐諱，而使亂臣（刊本誤作世）賊子之罪，不白于世人之耳目者，則于義何所當乎？《通鑒》所書已革此弊，然亦有未深切者。
今頗正之如左，觀者詳之。
”要把亂臣賊子的弑君之罪大白于世人的耳目，凡是有名有姓的，一定要書名書姓，一定要書明弑君，不得隐諱。
為此，按照具體情況，又有些補充規定，如毒弑者加“進毒”字，如王莽、梁冀的進毒弑君。
凡是篡國，因其事不同，故随事異文。
如王莽、董卓、曹操，從他們得政，遷官建國，“皆依《範史》（範晔《後漢書》），直以‘自為’‘自立’書之。
” 第四是褒揚尊者、賢者與死節者。
例如，謝病、請老、緻仕，在宰相、賢臣則書之，漢朝的張良、王吉、疏廣、疏受、韋賢就是如此。
又如下獄、死，在無罪而賢者，則加以特書。
又如鄉裡、世系，不能悉記，唯賢者則著其略。
又如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
在賢者，則書曰：某官某爵姓名卒。
又如死節者，皆異文以見褒，漢朝的翟義、龔勝、王經，蜀漢的劉谌、諸葛瞻就是如此。
這條原則，表明對尊者、賢者的褒贊、尊重，表明對賢而死節者特别表彰。
第五是在“取《春秋》之義”方面，還感到《通鑒》有所不足，因而與之有所異，或加以改正。
例如《凡例》注雲：“按《通鑒》魏晉以後，獨以一國之年紀事，而謂其君曰‘帝’，其餘皆謂之‘主’，初無正閏之别，而猶避兩帝之嫌。
至周末諸侯皆僭‘王’号，顧反因而不改。
蓋其筆削之初，義例未定，故有此失。
今特正之。
”這就是說，《通鑒》在魏晉以後，未别正閏（正統與僭僞），但是還注意避免在同一時間出現“兩帝”（兩個皇帝）的錯誤。
這還符合“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大經大法”。
至于周末戰國，各國都稱王，《通鑒》卻因仍舊習，不加區别，都稱之為王，這是錯誤的，沒有避“兩帝”之嫌。
現在加以改正。
又如改元，《凡例》注雲：“在廢興之際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
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鑒》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
又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鑒》于《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
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
故今正之。
”這就是說，《通鑒》的做法錯誤。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之前，從歲首起，即用曹丕黃初紀元。
這是以篡位之臣，蓋其故君，是有害于君臣之教的。
蜀漢先主章武三年，五月之前，本應用先主章武紀年，而《通鑒》則從這年歲首起，就用後主建興紀元，這是以子蓋父，有害于父子之教。
至于不符合事實，更不用說。
因而在《綱目》裡就加以改正。
按照《春秋》之義，糾正司馬光《通鑒》的失誤，這是《綱目》所非常重視的。
此外，在寫法上，有所謂朱書、墨書之别，在注文上，有所謂朱注、墨注之異。
對叙述人物的死亡，或稱崩，或稱薨，或稱卒，或稱死，種種不一。
所有這些，都依照社會等級，或依照夷夏之防做出條例，不是漫然為之的。
《資治通鑒綱目凡例》所反映的這部曆史著作，是一部以統治階級為叙述主體的曆史。
所有十九個目，絕大部分是統治階級最高層如帝王、後妃、太子、将相、大臣的政治活動或有關政治的情況。
立言語氣，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說話的。
它是一部維護封建統治的曆史著作。
封建時代的曆史著作，都有這個特點，但在程度上有不同，着眼點有區别。
例如《史記》，傳遊俠、貨殖，就從另一角度反映了社會。
《後漢書》傳黨锢、宦者，則寄同情于失勢的封建士大夫。
而《資治通鑒綱目》則比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更純粹，更能為封建統治者帝王“資”以為“治”。
《資治通鑒綱目》具有扶綱常、植名教的鮮明特點。
凡是事關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系的，總是尊君抑臣，嚴父孝子，義夫節婦，為張三綱服務。
“死節，異文以見褒”一語充分表達朱熹在《通鑒綱目》裡扶持名教的用心。
綱常名教本是一回事，扶植綱常名教，是理學家的當行本色。
朱熹把倫理道德原則貫注于社會政治曆史，就使這部《通鑒綱目》在扶綱常、植名教方面發揮了政治倫理教科書的重要作用。
理學家朱熹通過史事的論述以寓其喜怒哀樂，愛憎憂懼，并使之“會歸于一理”，使天柱以尊，地維以立，不至于綱常毀墜，風教陵遲。
這在封建社會後期，強化封建專制統治的曆史條件下，尤其有意義。
這個特色對後世史家著作影響特别深刻，尤其在地方志的編纂中看得很清楚。
魯迅在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著名論文，如《我之節烈觀》《我們怎樣做父親》《論雷峰塔的倒掉》，早已慨乎言之了。
但是也應該看到，《通鑒綱目》所鼓吹的節義等道德教育，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在宋、元及明、清易代之際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
謝臯羽、文天祥、史可法、顧炎武等曆史人物就是從這些思想中陶鑄出來的。
《通鑒綱目凡例》很精密，所謂《春秋》書法，經過史學家的長期實踐，到這個時候，做了一次總結。
《凡例》就是一個總結。
朱熹說：“昔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诏編集《資治通鑒》。
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
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
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安國）始複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檃栝，以就此編”（《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可見這部《綱目》是在《資治通鑒》《目錄》《舉要曆》《舉要補遺》四部書的基礎上，增損檃栝，而後編成的。
翻檢此書，還可看到所引胡安國的材料和議論。
書中義例的精密，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例如寫“征伐”。
《凡例》雲： 凡正統，自下逆上曰“反”，有謀未發曰“謀反”，兵向阙曰“舉兵犯阙”。
凡調兵曰“發”，集兵曰“募”，整兵曰“勒”（刊本誤作勤）。
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備曰“襲”。
同欲曰“同”，合勢曰“連兵”，并進曰“合兵”。
在遠而附之曰“應”，相接曰“迎”，服屬曰“從”，益其勢曰“助”，援其急曰“救”，開其圍曰“解”。
交兵曰“戰”，尾其後曰“追”，環其城曰“圍”。
凡勝之易者曰“敗某師”，平之難者曰“捕斬之”。
舍此之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
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據”。
犯順曰“寇”。
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
中國無主，則但雲“入邊”，或雲“入塞”，或雲“入某郡，殺掠吏民”。
凡正統，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讨”；于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
其應兵曰“備”，曰“禦”，曰“拒”。
…… 凡人舉兵讨篡逆之賊，皆曰“讨”。
凡書敵，于敵國曰“滅之”，于亂賊曰“平之”。
敵國亂賊，歲久地廣，屢戰而後定，則結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執其君長将帥曰“執”，曰“虜”，曰“禽獲”，曰“得”。
凡師入曰“還”，全勝而歸曰“振旅”，小敗曰“不利”。
彼為主曰“不克”。
大敗曰“大敗”，或曰“敗績”。
将帥死節曰“死之”。
凡入讨逆賊而敗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
…… 凡非正統而相攻（即列國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讨”。
……惟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讨”，讨而殺之曰“誅”。
這些書法，誠然十分精密，但是也顯得煩瑣。
它是從《春秋》（包括《三傳》）發展而來的，特别與《左傳》關系密切。
這表明它是傳統的史筆總結，其中有些今天還被我們應用。
《通鑒綱目序例》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則《綱目》的寫成當即在此時。
到甯宗嘉定三年庚午（公元1210年），李方子始獲傳此書的稿本于朱熹的嗣子寺正君（朱在），上距朱熹之殁已十年。
以後經過真德秀閱讀，李方子又取朱在新校本參定，然後刊行。
李方子的《後序》作于甯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元1219年），上距朱熹作《序例》四十七年。
幾乎達半個世紀了。
封建社會後期，統治階級強化君主專制統治，《紫陽綱目》寫成于此時，正是為尊君卑臣的目的服務。
同時，在兩宋之際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宋、金政權對峙，于此，又有一些僞政權在金貴族卵翼下先後建立。
《紫陽綱目》辨正閏、順逆，嚴篡弑之誅的《春秋》義法，固然出于扶植綱常名教的封建階級的正義心，也有針對當時曆史實際的政治意義。
在朱熹看來，這也就是“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了。
這是我們尚論此書曆史地位時所應注意的。
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序例》裡說：“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指司馬光《資治通鑒》《目錄》《舉要曆》，胡安國《舉要補遺》），别為義例，增損檃栝，以就此編。
”與朱熹共同修纂這部《通鑒綱目》的，是朱熹的學生趙師淵（幾道）。
清人全祖望謂“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讷齋（趙師淵号讷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
”全祖望又說：“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為恨。
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
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
其同門賀善（朱熹滄洲精舍的學生）争之，以為《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
又力言朱子手著”（《鲒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書朱子綱目後》）。
全氏之言，未為的論。
《綱目》一書，在朱熹門人心目中，實有崇高地位。
黃榦作朱熹《行狀》，論朱熹所著書，至《通鑒綱目》，則謂“若曆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劉剛中（朱熹的學生）“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鑒》，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宋元學案》卷四十九《晦翁學案》下）。
又案趙師淵“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