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熹的理學思想（下）
關燈
小
中
大
一定要“會歸于一理之純粹”，讀史也要“會歸于一理之純粹”，這樣才有意義。
而陳亮與呂祖謙都不會讀史，都把人看壞了。
朱熹論述了宋朝自神宗以後的“史弊”。
他說：“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隻據人自錄來者。
才對（在皇帝禦前奏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語類》卷一二八）。
由于神宗、哲宗等朝，新舊黨争，牽涉實錄的寫法。
實錄中如果對某黨有所左袒，就要受到另一黨的反對；反之，也是這樣。
舊黨範純夫、黃魯直的受到诘問、貶官，就是突出的事例。
《語類》卷一二八載：“今之修史者，隻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
蓋自紹聖（哲宗年号）初，章惇為相，蔡卞修國史，将欲以史事中傷諸公。
前史官範純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于開封府界内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
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
黃、範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
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後範安置永州、黃黔州）。
就因為《神宗實錄》中的寫法問題，原史官範純夫、黃魯直于哲宗紹聖年間受到诘問，責令在開封府界内居住，不許離開。
要就所诘問的題目，逐一做出書面回答，說明“所以然”。
直到無可诘問才完事。
以後又各貶官遠州，實質是流放。
從此以後，史官不敢負責任，隻照人家送來的“本子”（奏本）寫，不敢增損一字。
對傳聞之詞更不敢寫。
臣僚在皇帝面前有所奏對，就令人錄上奏本，并令人繳送奏對的言語，上諸史館。
這種以黨争牽連當時實錄的情況，就是“史弊”，它損傷了史官直筆的優良傳統。
《語類》卷一二八的這一條，透露了新舊黨人在對問時的激烈争論。
“先生問（朱熹學生黃）：有山谷（黃庭堅）《陳留對問》否？曰：無之。
曰：聞當時秦少遊（秦觀）最争得峻。
惜乎亦不見之。
陸農師（陸佃）有當來對問，其間雲：嘗與山谷争入王介甫（王安石）‘無使上知’之語。
……”按黃、秦都是舊黨，陸是王安石的學生，新黨。
為了《實錄》中要不要寫上王安石“無使上知”這句話，黃、陸激烈争論，秦争得最峻。
舊黨認定，王安石曾說過“無使上知”（不要使神宗皇帝知道）這句話，而新黨則否認。
王安石是否說過這句話，乃是王安石是否“欺君”的大問題，新舊兩黨對此當然要激烈争論。
可見“史弊”之一，是史官不敢直筆，實質是關于《實錄》内容能否反映曆史真實這一根本問題。
朱熹十分感慨，認為今日“大抵史皆不實”。
《語類》卷一二八載：“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台官有《日曆》，并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錄》作史。
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
”今日的《實錄》，既是不反映實際史實，而緊要關鍵處又故意漏落，不把它寫上，又不向上報告。
這真是很大的“史弊”了。
朱熹文集中的《史館修史例》，是對修纂當時曆史的一些具體措施的意見，文字不多，全錄如下： 先以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将就題名内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将總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曆，镂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
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
如本月内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
如有申到，記當日内收。
附勾銷，注于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文集》卷七十四） 這份《修史例》，似是朱熹草拟的南宋政府國史院總的修史條例中的一個節目，内容隻關及修傳排列總目，初步注明立傳人仕曆，并搜集登記其文字著作、傳記資料的方法等事項，而不是一個完整的文件。
名為《史館修史例》，而編列于朱熹私家文集之中，則當時固認作朱熹的著作。
從中可以約略窺見南宋國史院修史工作的某些影子，反映了作者重視史料搜集工作的思想。
對照着朱熹所指出的“史弊”，這裡顯然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朱熹從義理的角度，評論了《左傳》和《史記》。
朱熹照傳統的見解，認為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
《語類》卷一二三載：朱熹問滕德粹，陳傅良如何說《春秋》？“滕雲：君舉（陳傅良字）雲，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
此則有說。
……可學（朱熹學生鄭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
要置身于穩地，而不識道理，于大倫處皆錯。
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
且《大學》論所止，便隻說君臣、父子五件。
左氏豈知此？如雲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吃茶。
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而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
’是何等言談？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卻好。
曰：公羊乃儒者之言。
……左氏疏脫，多在君子曰。
……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
嘗語之雲，《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
因語之雲：《論》《孟》卻向外走？《左氏》卻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
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
……”這段語錄，着重論《左傳》，批評《左傳》好惡不同于聖人，即與孔子的好惡不相同。
《左傳》既是附《春秋》而行，則其是非好惡應與《春秋》的作者孔子相同。
而今則不同，可見這部書“不識道理”，朱熹貶之為“于大倫處皆錯”。
《春秋》三傳之中，《公羊》議論好，“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脫，多在君子曰”，即《左傳》中凡是“君子曰”之處，都是疏脫不識道理的。
《左傳》從開頭第一句話“惠公元妃孟子”起，就是不識道理的。
讀書還是應該先讀《論語》《孟子》等聖賢之書，端正了見識，然後再讀别的書，如史書等，就“無所不可”了。
這裡仍然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的主張，即以義理為标準的主張。
朱熹對司馬遷，對《史記》，也有不客氣的批評。
《語類》卷一二二載：“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呂祖謙之弟呂祖儉）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又載：“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
某嘗痛與之辨。
子由（蘇轍）《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
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伯恭極惡之。
馬遷《禮書》雲：‘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
’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卻引荀子諸說以足之。
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
末卻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
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卻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雲，亦此意也。
……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
然其本意，卻隻在于權謀功利。
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聖賢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
今求義理，不于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這一段語錄，批評《史記》淺陋疏略，不講義理，而講權謀功利，而所引仁義之說，隻是裝點門面的。
這裡所說的，也還是史書要有義理标準的主張，也還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的主張。
這種主張，是朱熹反複論證，說得非常明确的。
朱熹的史學思想，根本的一條是“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即用理學家的天理标準陶鑄曆史，統率曆史。
而義理的來源則在聖人的經書，所以主張“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用經書的義理陶鑄曆史。
這樣的曆史就是儒者的曆史，是一門“緻知格物”的學問。
否者，讀史等于看人相打，沒有意義。
朱熹也重視客觀的史料，重視史料的搜集，論述宋朝的“史弊”，有感于《實錄》之不實。
但是義理的标準是第一位的，史料隻是從屬的。
即使如《左傳》《史記》那樣的翔實，由于是非不同于聖人，也還被貶斥為“疏脫”。
由此可見，朱熹的史學義理，不是從客觀的史實抽象出來的，而是先有義理，再把義理灌注入史，這就是所謂“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了。
二、辨正閏順逆，嚴篡弑之誅的《紫陽綱目》 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後世也稱為《紫陽綱目》，是一部名著。
其所以有名，在于它的義例和書法，繼承了《春秋》的傳統，其是非褒貶，為後世的準繩。
如果《春秋》是史，而儒家尊為經，則《資治通鑒綱目》在朱熹的後學看來，也是一部經。
其“大經大法”，足以“垂懿範于将來”。
它是“窮理緻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之準繩規矩”。
朱熹以其理學思想，以其倫理道德觀點，貫注于《資治通鑒綱目》中，使這部書不隻是一部曆史書，而更重要的是一部政治教科書。
《資治通鑒綱目》的精神，見于朱熹所作的《資治通鑒綱目凡例》之中。
《凡例》共有統系、歲年、名号、篡弑、恩澤、朝會、封拜、征伐、廢黜等十九目，都是從帝王的角度立言的。
綜括其精神，大緻有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辨正閏，确認從周朝到五代曆史上的正統。
在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中，确認為正統的共有周、秦、漢、晉、隋、唐六個朝代。
其他都不是正統，或為僭國，或為篡賊，或為無統。
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後，黜魏年而系漢統”，與司馬光的《通鑒》異，即把蜀漢作為正統，而黜曹魏，這尤為突出的事例。
辨正閏，确認曆史上的正統，這一原則十分重要。
由此分判人物的忠奸順逆。
例如，王莽的新朝是“篡”，因此揚雄仕新，就被貶為“莽大夫”。
第二是明順逆，樹立曆史上的義與不義的标準。
這一條原則與上一條原則密切關聯。
凡是正統，一定是順的、義的；凡是僭僞篡竊，一定是逆的、不義的。
例如，王莽時劉起兵，反對王莽，是順的、義的；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是順的、義的。
犯順叫作“寇”。
用兵而人微事小，稱“作亂”；人微衆少，叫作“盜”；人微衆多，叫作“群盜”。
這裡，把農民起義也歸入“寇”“作亂”“盜”或“群盜”的範圍。
第三是嚴篡弑之誅。
《凡例》注雲：“晉董狐、齊太史，書趙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
至（刊本誤作正）如《春秋》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不以地著之，蓋
而陳亮與呂祖謙都不會讀史，都把人看壞了。
朱熹論述了宋朝自神宗以後的“史弊”。
他說：“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隻據人自錄來者。
才對（在皇帝禦前奏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語類》卷一二八）。
由于神宗、哲宗等朝，新舊黨争，牽涉實錄的寫法。
實錄中如果對某黨有所左袒，就要受到另一黨的反對；反之，也是這樣。
舊黨範純夫、黃魯直的受到诘問、貶官，就是突出的事例。
《語類》卷一二八載：“今之修史者，隻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
蓋自紹聖（哲宗年号）初，章惇為相，蔡卞修國史，将欲以史事中傷諸公。
前史官範純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于開封府界内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
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
黃、範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
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後範安置永州、黃黔州）。
就因為《神宗實錄》中的寫法問題，原史官範純夫、黃魯直于哲宗紹聖年間受到诘問，責令在開封府界内居住，不許離開。
要就所诘問的題目，逐一做出書面回答，說明“所以然”。
直到無可诘問才完事。
以後又各貶官遠州，實質是流放。
從此以後，史官不敢負責任，隻照人家送來的“本子”（奏本）寫，不敢增損一字。
對傳聞之詞更不敢寫。
臣僚在皇帝面前有所奏對，就令人錄上奏本，并令人繳送奏對的言語，上諸史館。
這種以黨争牽連當時實錄的情況，就是“史弊”，它損傷了史官直筆的優良傳統。
《語類》卷一二八的這一條，透露了新舊黨人在對問時的激烈争論。
“先生問（朱熹學生黃）：有山谷（黃庭堅）《陳留對問》否？曰：無之。
曰：聞當時秦少遊（秦觀）最争得峻。
惜乎亦不見之。
陸農師（陸佃）有當來對問，其間雲：嘗與山谷争入王介甫（王安石）‘無使上知’之語。
……”按黃、秦都是舊黨，陸是王安石的學生，新黨。
為了《實錄》中要不要寫上王安石“無使上知”這句話，黃、陸激烈争論，秦争得最峻。
舊黨認定，王安石曾說過“無使上知”（不要使神宗皇帝知道）這句話，而新黨則否認。
王安石是否說過這句話，乃是王安石是否“欺君”的大問題，新舊兩黨對此當然要激烈争論。
可見“史弊”之一，是史官不敢直筆，實質是關于《實錄》内容能否反映曆史真實這一根本問題。
朱熹十分感慨，認為今日“大抵史皆不實”。
《語類》卷一二八載：“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台官有《日曆》，并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錄》作史。
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
”今日的《實錄》，既是不反映實際史實，而緊要關鍵處又故意漏落，不把它寫上，又不向上報告。
這真是很大的“史弊”了。
朱熹文集中的《史館修史例》，是對修纂當時曆史的一些具體措施的意見，文字不多，全錄如下： 先以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将就題名内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将總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曆，镂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
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
如本月内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
如有申到，記當日内收。
附勾銷，注于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文集》卷七十四） 這份《修史例》，似是朱熹草拟的南宋政府國史院總的修史條例中的一個節目，内容隻關及修傳排列總目，初步注明立傳人仕曆，并搜集登記其文字著作、傳記資料的方法等事項，而不是一個完整的文件。
名為《史館修史例》，而編列于朱熹私家文集之中，則當時固認作朱熹的著作。
從中可以約略窺見南宋國史院修史工作的某些影子，反映了作者重視史料搜集工作的思想。
對照着朱熹所指出的“史弊”，這裡顯然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朱熹從義理的角度，評論了《左傳》和《史記》。
朱熹照傳統的見解，認為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
《語類》卷一二三載：朱熹問滕德粹，陳傅良如何說《春秋》？“滕雲：君舉（陳傅良字）雲，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
此則有說。
……可學（朱熹學生鄭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
要置身于穩地，而不識道理，于大倫處皆錯。
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
且《大學》論所止，便隻說君臣、父子五件。
左氏豈知此？如雲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吃茶。
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而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
’是何等言談？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卻好。
曰：公羊乃儒者之言。
……左氏疏脫，多在君子曰。
……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
嘗語之雲，《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
因語之雲：《論》《孟》卻向外走？《左氏》卻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
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
……”這段語錄，着重論《左傳》，批評《左傳》好惡不同于聖人，即與孔子的好惡不相同。
《左傳》既是附《春秋》而行，則其是非好惡應與《春秋》的作者孔子相同。
而今則不同，可見這部書“不識道理”，朱熹貶之為“于大倫處皆錯”。
《春秋》三傳之中，《公羊》議論好，“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脫，多在君子曰”，即《左傳》中凡是“君子曰”之處，都是疏脫不識道理的。
《左傳》從開頭第一句話“惠公元妃孟子”起，就是不識道理的。
讀書還是應該先讀《論語》《孟子》等聖賢之書，端正了見識，然後再讀别的書，如史書等，就“無所不可”了。
這裡仍然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的主張，即以義理為标準的主張。
朱熹對司馬遷，對《史記》，也有不客氣的批評。
《語類》卷一二二載：“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呂祖謙之弟呂祖儉）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又載：“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
某嘗痛與之辨。
子由（蘇轍）《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
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伯恭極惡之。
馬遷《禮書》雲：‘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
’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卻引荀子諸說以足之。
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
末卻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
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卻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雲，亦此意也。
……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
然其本意，卻隻在于權謀功利。
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聖賢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
今求義理，不于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這一段語錄，批評《史記》淺陋疏略，不講義理，而講權謀功利，而所引仁義之說，隻是裝點門面的。
這裡所說的，也還是史書要有義理标準的主張，也還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的主張。
這種主張，是朱熹反複論證，說得非常明确的。
朱熹的史學思想，根本的一條是“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即用理學家的天理标準陶鑄曆史，統率曆史。
而義理的來源則在聖人的經書，所以主張“以經為本，然後讀史”，用經書的義理陶鑄曆史。
這樣的曆史就是儒者的曆史，是一門“緻知格物”的學問。
否者，讀史等于看人相打，沒有意義。
朱熹也重視客觀的史料，重視史料的搜集，論述宋朝的“史弊”，有感于《實錄》之不實。
但是義理的标準是第一位的，史料隻是從屬的。
即使如《左傳》《史記》那樣的翔實，由于是非不同于聖人，也還被貶斥為“疏脫”。
由此可見，朱熹的史學義理，不是從客觀的史實抽象出來的，而是先有義理，再把義理灌注入史，這就是所謂“陶鑄曆史，會歸一理之純粹”了。
二、辨正閏順逆，嚴篡弑之誅的《紫陽綱目》 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後世也稱為《紫陽綱目》，是一部名著。
其所以有名，在于它的義例和書法，繼承了《春秋》的傳統，其是非褒貶，為後世的準繩。
如果《春秋》是史，而儒家尊為經，則《資治通鑒綱目》在朱熹的後學看來，也是一部經。
其“大經大法”，足以“垂懿範于将來”。
它是“窮理緻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之準繩規矩”。
朱熹以其理學思想，以其倫理道德觀點，貫注于《資治通鑒綱目》中，使這部書不隻是一部曆史書，而更重要的是一部政治教科書。
《資治通鑒綱目》的精神，見于朱熹所作的《資治通鑒綱目凡例》之中。
《凡例》共有統系、歲年、名号、篡弑、恩澤、朝會、封拜、征伐、廢黜等十九目，都是從帝王的角度立言的。
綜括其精神，大緻有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辨正閏，确認從周朝到五代曆史上的正統。
在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中，确認為正統的共有周、秦、漢、晉、隋、唐六個朝代。
其他都不是正統，或為僭國，或為篡賊，或為無統。
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後，黜魏年而系漢統”，與司馬光的《通鑒》異，即把蜀漢作為正統，而黜曹魏，這尤為突出的事例。
辨正閏，确認曆史上的正統，這一原則十分重要。
由此分判人物的忠奸順逆。
例如，王莽的新朝是“篡”，因此揚雄仕新，就被貶為“莽大夫”。
第二是明順逆，樹立曆史上的義與不義的标準。
這一條原則與上一條原則密切關聯。
凡是正統，一定是順的、義的；凡是僭僞篡竊，一定是逆的、不義的。
例如，王莽時劉起兵，反對王莽，是順的、義的；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是順的、義的。
犯順叫作“寇”。
用兵而人微事小，稱“作亂”；人微衆少，叫作“盜”；人微衆多，叫作“群盜”。
這裡，把農民起義也歸入“寇”“作亂”“盜”或“群盜”的範圍。
第三是嚴篡弑之誅。
《凡例》注雲：“晉董狐、齊太史，書趙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
至（刊本誤作正）如《春秋》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不以地著之，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