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熹的理學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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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 心，隻是一個心。
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
所謂“存”，所謂“收”，隻是喚醒。
可見，心是主人翁，要經常守在家裡。
這個心要光輝烱烱地在那裡，則手足舉措，自合規矩。
要提撕警覺，要喚醒它，使它不昏昧。
這個心，要經常去提省，“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
就是說，不會存在那些與本心無關的“客慮”。
“客慮”就是“群邪”。
朱熹引宋太祖趙匡胤的《日詩》為譬，說“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又說“心本自光明廣大”，“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魉，各自冰散瓦解。
”喚醒那光輝烱烱的心，使之常惺惺，就能舉措規矩，消散種種“客慮”。
敬的涵義，除上文所說“主一”（使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而外，又有虔誠的意思。
《語類》卷十二： 因說敬。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
……敬有甚物？隻如“畏”字相似。
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
隻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憑地放縱，便是敬。
敬非是塊然兀坐……隻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又把敬與畏相聯系，都含有虔誠的意思。
他在《敬齋箴》裡，抒述了“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的一種虔誠的精神狀态，更足以說明敬含有虔誠的意思。
朱熹認為，如商湯之“聖敬日跻”，周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那樣的虔誠都是敬。
但是，持敬也并不單純指的是一種精神狀态，而是要求達到某種有确定内容的道德修養目标。
然而朱熹于此又說得并不分明。
《語類》卷十二載： 為學，自有個大要。
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将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摸匣子（應作模匣子）裡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
問敬何以用工？曰：隻是内無妄想，外無妄動。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裡如一矣。
坐如屍，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把身心放在模匣子裡，使之不走作。
這個模匣子，當指封建道德的模匣子，是範鑄封建理學家品德的模匣子。
容貌、思慮、衣冠、瞻視，總之，從儀表到内心，都不得背離這個封建道德的模匣子；否則，就不算做到了持敬。
持敬要“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
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這是持敬；即使是瞑目靜坐，也要支遣思慮，使妄想不起，這也是持敬。
朱熹認為，靜坐與佛家的坐禅入定，斷絕思慮不同，隻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要使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
及其有事，則随事而應，事已則複湛然矣。
”朱熹說：“動靜如船之在水。
潮至則動，潮退則止。
有事則動，無事則靜。
”而靜時的涵養，卻是更根本的，所以說，“靜為主，動為客”，“靜者，養動之根”。
隻要這樣涵養，這樣以靜養動，則“其應事，敏不失機”。
如果“随事匆匆，以動應動”，必然要躁擾“失機”。
持敬的一個重要内容是“敬義夾持”《語類》卷十二載： 敬有死敬，有活敬。
若隻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
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因為“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敬義夾持”，就做到“内外透徹”。
朱熹認為，敬義隻是一事。
但是，敬是“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是“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是對内心的要求，義是應事而得當的要求。
所以又說，“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敬義不是兩事。
敬義夾持是持敬工夫的内外兼顧的工夫。
内而敬以直内，外而義以方外，内外都持敬，這就是敬義夾持。
朱熹的持敬說，概括在他寫的《敬齋箴》中，篇幅不長，全錄如下：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雲：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适。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裡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台。
把《敬齋箴》的大意翻譯成現代語，就如下文： 衣冠要整齊，狀貌要莊嚴，平時管束住思緒，像面對上帝那樣的虔誠。
手足舉措，畢恭畢敬。
選擇善地以自處，像在螞蟻洞裡周旋。
像出門見大賓那樣慎重，像承擔重大的祭禮那樣嚴肅，戰戰兢兢啊，哪能有一點随便！ 要守口如瓶，要防意如城，非常地謹慎啊，哪敢有一點輕率！ 臨事就要存心在意，不能讓心思東想西想，到處馳走。
要精神集中，專注于一，不能忽二忽三，要警惕瞬息中的萬變。
能夠這樣涵養，就叫作持敬。
這種工夫要貫乎動靜，要做到外表和内心同樣的端正。
哪怕是刹那間的間斷，各種私欲就湧流出來，沒有火也會感到灼熱，沒有冰凍也會感到寒冷。
隻要有毫厘的差錯，天地就要颠倒，三綱敗壞了，《洪範》九疇也毀墜了。
啊啊！我這個後生小子啊！持敬呀，持敬呀！請繩墨之吏來監視吧，我現在敢以這一自箴之情禀告我的心靈主宰。
朱熹的《敬齋箴》是他的持敬說的集中概括。
它與張栻的《主一箴》有密切關系。
《敬齋箴》是《主一箴》的發展。
朱熹寫《敬齋箴》，當在張栻逝世之後。
而朱熹的持敬說則為張栻主一說的發展。
它們的老祖宗都是程頤的“涵養須用敬”的說教。
第五節 朱熹“會歸一理”的曆史哲學 朱熹的史學思想，見于其曆史著作《資治通鑒綱目》中，又散見于其文論之中。
朱熹的史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十分巨大，不僅修史者奉為圭臬，而且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生活也往往據為準繩。
我們對它應有足夠的重視。
一、陶鑄曆史，會歸于一理之純粹 朱熹認為曆史是“緻知格物”的儒者所宜從而取得感發的一種學問。
曆史上的是非争論，應訴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
這就是說，要從緻知格物的高度，要從天理的高度來認識曆史。
朱熹說：“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鑒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朱熹以為，在曆史行進的過程中，歲星的周天，明示着天道的遷改；正統的确立，決定着人間的是非；概舉大綱，所以明鑒戒之道；備載細目，所以顯隐微之理。
凡此種種，正是從事于緻知格物的儒者所宜由是而得到感發的一種學問。
曆史是緻知格物工夫之所在。
朱熹的學生李方子說：《資治通鑒綱目》的“大經大法”，“一本于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
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
”又說：《通鑒綱目》“義正而法嚴，辭核而旨深，陶鑄曆代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緒，垂懿範于将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資治通鑒綱目後序》）。
李方子認為《資治通鑒綱目》繼《春秋》而作，其義法根據《春秋》。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于《春秋》懲勸之法”，“有未盡用者”，《綱目》就是補《通鑒》之所未盡用者，它複興了《春秋》已失傳的統緒（振麟經之墜緒）。
作史的“大經大法”，要求“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綱目》一書，就是“會歸于一理之純粹”的大著作。
可見在朱熹及其學生看來，天理是史書的最高準則。
天理既是史書的最高準則，則究心曆史，無非是對“天下之理”，求能“盡其纖悉”。
朱熹在《福州州學經史閣記》裡說，“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都應該“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
這樣來讀書，“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文集》卷八十）。
可見讀書考史，究心聖賢言行，古今得失，禮樂名數，食貨源流，兵刑法制，等等，目的在乎盡天理之纖悉而求其一貫。
于是作史的要求與讀史的要求就一緻起來了。
朱熹提出了讀書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的主張，他說：“東萊（指呂祖謙）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
向嘗與較《程易》（指《伊川易傳》），到《噬嗑》卦‘和而且治’。
一本‘治’作‘洽’。
據‘治’字于理為是。
他硬執要做‘洽’字。
‘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
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着眼。
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語類》卷一二二）。
這段語錄，借批評呂祖謙，提出了“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的主張。
這一主張，包含兩層意思：（一）經是本，史是末，讀了經，先有了義理，然後讀史，才能憑義理的标準對曆史進行論斷；（二）如果“先讀史多”，則看文理反而“不仔細”，反而“看粗着眼”。
朱熹的這一主張與他的史書必須“會歸于一理”的思想是相通的。
《語類》卷一二二又載：“問東萊之學。
曰：‘伯恭（呂祖謙字）于史分外仔細，于經卻不甚理會。
……’義剛（朱熹學生黃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憑地。
’曰：‘史什麼學！隻是見得淺。
’”這也是批評呂祖謙的史學，标明以經為本的主張。
隻有以經為本的史學，即以義理綱紀史事的史學，才是真正的史學。
朱熹曾說：“看史隻如看人相打。
”《語類》卷一二三載：“先生曰，看史隻如看人相打。
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甫（陳亮）一生被史壞了。
直卿（朱熹學生黃榦）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這段語錄的本意是說，如果不憑義理來讀史，那麼看史隻是看人相打。
結果，看史把人看壞了。
從正面說，作史
” 心，隻是一個心。
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
所謂“存”，所謂“收”，隻是喚醒。
可見，心是主人翁，要經常守在家裡。
這個心要光輝烱烱地在那裡，則手足舉措，自合規矩。
要提撕警覺，要喚醒它，使它不昏昧。
這個心，要經常去提省，“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
就是說，不會存在那些與本心無關的“客慮”。
“客慮”就是“群邪”。
朱熹引宋太祖趙匡胤的《日詩》為譬，說“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又說“心本自光明廣大”，“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魉，各自冰散瓦解。
”喚醒那光輝烱烱的心，使之常惺惺，就能舉措規矩，消散種種“客慮”。
敬的涵義，除上文所說“主一”（使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而外，又有虔誠的意思。
《語類》卷十二： 因說敬。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
……敬有甚物？隻如“畏”字相似。
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
隻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憑地放縱，便是敬。
敬非是塊然兀坐……隻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又把敬與畏相聯系，都含有虔誠的意思。
他在《敬齋箴》裡，抒述了“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的一種虔誠的精神狀态，更足以說明敬含有虔誠的意思。
朱熹認為，如商湯之“聖敬日跻”，周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那樣的虔誠都是敬。
但是，持敬也并不單純指的是一種精神狀态，而是要求達到某種有确定内容的道德修養目标。
然而朱熹于此又說得并不分明。
《語類》卷十二載： 為學，自有個大要。
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将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摸匣子（應作模匣子）裡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
問敬何以用工？曰：隻是内無妄想，外無妄動。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裡如一矣。
坐如屍，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把身心放在模匣子裡，使之不走作。
這個模匣子，當指封建道德的模匣子，是範鑄封建理學家品德的模匣子。
容貌、思慮、衣冠、瞻視，總之，從儀表到内心，都不得背離這個封建道德的模匣子；否則，就不算做到了持敬。
持敬要“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
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這是持敬；即使是瞑目靜坐，也要支遣思慮，使妄想不起，這也是持敬。
朱熹認為，靜坐與佛家的坐禅入定，斷絕思慮不同，隻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要使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
及其有事，則随事而應，事已則複湛然矣。
”朱熹說：“動靜如船之在水。
潮至則動，潮退則止。
有事則動，無事則靜。
”而靜時的涵養，卻是更根本的，所以說，“靜為主，動為客”，“靜者，養動之根”。
隻要這樣涵養，這樣以靜養動，則“其應事，敏不失機”。
如果“随事匆匆，以動應動”，必然要躁擾“失機”。
持敬的一個重要内容是“敬義夾持”《語類》卷十二載： 敬有死敬，有活敬。
若隻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
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因為“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敬義夾持”，就做到“内外透徹”。
朱熹認為，敬義隻是一事。
但是，敬是“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是“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是對内心的要求，義是應事而得當的要求。
所以又說，“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敬義不是兩事。
敬義夾持是持敬工夫的内外兼顧的工夫。
内而敬以直内，外而義以方外，内外都持敬，這就是敬義夾持。
朱熹的持敬說，概括在他寫的《敬齋箴》中，篇幅不長，全錄如下：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雲：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适。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裡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台。
把《敬齋箴》的大意翻譯成現代語，就如下文： 衣冠要整齊，狀貌要莊嚴，平時管束住思緒，像面對上帝那樣的虔誠。
手足舉措，畢恭畢敬。
選擇善地以自處，像在螞蟻洞裡周旋。
像出門見大賓那樣慎重，像承擔重大的祭禮那樣嚴肅，戰戰兢兢啊，哪能有一點随便！ 要守口如瓶，要防意如城，非常地謹慎啊，哪敢有一點輕率！ 臨事就要存心在意，不能讓心思東想西想，到處馳走。
要精神集中，專注于一，不能忽二忽三，要警惕瞬息中的萬變。
能夠這樣涵養，就叫作持敬。
這種工夫要貫乎動靜，要做到外表和内心同樣的端正。
哪怕是刹那間的間斷，各種私欲就湧流出來，沒有火也會感到灼熱，沒有冰凍也會感到寒冷。
隻要有毫厘的差錯，天地就要颠倒，三綱敗壞了，《洪範》九疇也毀墜了。
啊啊！我這個後生小子啊！持敬呀，持敬呀！請繩墨之吏來監視吧，我現在敢以這一自箴之情禀告我的心靈主宰。
朱熹的《敬齋箴》是他的持敬說的集中概括。
它與張栻的《主一箴》有密切關系。
《敬齋箴》是《主一箴》的發展。
朱熹寫《敬齋箴》，當在張栻逝世之後。
而朱熹的持敬說則為張栻主一說的發展。
它們的老祖宗都是程頤的“涵養須用敬”的說教。
第五節 朱熹“會歸一理”的曆史哲學 朱熹的史學思想，見于其曆史著作《資治通鑒綱目》中，又散見于其文論之中。
朱熹的史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十分巨大，不僅修史者奉為圭臬，而且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生活也往往據為準繩。
我們對它應有足夠的重視。
一、陶鑄曆史，會歸于一理之純粹 朱熹認為曆史是“緻知格物”的儒者所宜從而取得感發的一種學問。
曆史上的是非争論，應訴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
這就是說，要從緻知格物的高度，要從天理的高度來認識曆史。
朱熹說：“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鑒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朱熹以為，在曆史行進的過程中，歲星的周天，明示着天道的遷改；正統的确立，決定着人間的是非；概舉大綱，所以明鑒戒之道；備載細目，所以顯隐微之理。
凡此種種，正是從事于緻知格物的儒者所宜由是而得到感發的一種學問。
曆史是緻知格物工夫之所在。
朱熹的學生李方子說：《資治通鑒綱目》的“大經大法”，“一本于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
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
”又說：《通鑒綱目》“義正而法嚴，辭核而旨深，陶鑄曆代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緒，垂懿範于将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資治通鑒綱目後序》）。
李方子認為《資治通鑒綱目》繼《春秋》而作，其義法根據《春秋》。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于《春秋》懲勸之法”，“有未盡用者”，《綱目》就是補《通鑒》之所未盡用者，它複興了《春秋》已失傳的統緒（振麟經之墜緒）。
作史的“大經大法”，要求“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綱目》一書，就是“會歸于一理之純粹”的大著作。
可見在朱熹及其學生看來，天理是史書的最高準則。
天理既是史書的最高準則，則究心曆史，無非是對“天下之理”，求能“盡其纖悉”。
朱熹在《福州州學經史閣記》裡說，“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都應該“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
這樣來讀書，“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文集》卷八十）。
可見讀書考史，究心聖賢言行，古今得失，禮樂名數，食貨源流，兵刑法制，等等，目的在乎盡天理之纖悉而求其一貫。
于是作史的要求與讀史的要求就一緻起來了。
朱熹提出了讀書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的主張，他說：“東萊（指呂祖謙）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
向嘗與較《程易》（指《伊川易傳》），到《噬嗑》卦‘和而且治’。
一本‘治’作‘洽’。
據‘治’字于理為是。
他硬執要做‘洽’字。
‘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
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着眼。
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語類》卷一二二）。
這段語錄，借批評呂祖謙，提出了“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的主張。
這一主張，包含兩層意思：（一）經是本，史是末，讀了經，先有了義理，然後讀史，才能憑義理的标準對曆史進行論斷；（二）如果“先讀史多”，則看文理反而“不仔細”，反而“看粗着眼”。
朱熹的這一主張與他的史書必須“會歸于一理”的思想是相通的。
《語類》卷一二二又載：“問東萊之學。
曰：‘伯恭（呂祖謙字）于史分外仔細，于經卻不甚理會。
……’義剛（朱熹學生黃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憑地。
’曰：‘史什麼學！隻是見得淺。
’”這也是批評呂祖謙的史學，标明以經為本的主張。
隻有以經為本的史學，即以義理綱紀史事的史學，才是真正的史學。
朱熹曾說：“看史隻如看人相打。
”《語類》卷一二三載：“先生曰，看史隻如看人相打。
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甫（陳亮）一生被史壞了。
直卿（朱熹學生黃榦）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這段語錄的本意是說，如果不憑義理來讀史，那麼看史隻是看人相打。
結果，看史把人看壞了。
從正面說，作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