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朱熹的理學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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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作
朱熹是封建社會後期學問最廣博、影響最深遠的學者。
從宋明理學的發展曆史來考察，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
宋明理學，隻是在朱熹的手裡，才确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術規模與體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礎，影響了爾後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其餘波至今未已。
明清兩代的統治階級，以皇帝為代表，編纂教育天下後世的書籍，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義》等，無一不與朱熹的思想及著作有關。
學者講學著書，往往與朱熹的思想及著作相關聯。
朱熹如孔子那樣，被稱為朱子，被稱為夫子。
孔夫子，朱夫子，在學者的心目中，形象都是十分高大的。
其門人黃榦在所作朱熹《行狀》中說，朱熹“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
這種“萬世宗師”的提法，與孔子被尊崇為“萬世師表”的提法是很相似的。
可以說，孔、孟而後，朱熹是一位地位僅次于孔、孟的“夫子”。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遯翁，滄洲病叟。
享年七十一歲。
茲據王懋竑《朱子年譜》及江永《考訂朱子世家》，并參考朱熹的文章、詩詞，編著朱熹紀年如下： 朱熹，徽州婺源人（婺源，今屬江西）。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公元1130年），生于建州尤溪。
時，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公元1134年），五歲。
開始讀書，由父朱松教授。
朱松師事楊時弟子羅從彥，為程門三傳弟子。
紹興十三年癸亥（公元1143年），十四歲。
朱松去世，遺命朱熹：“胡原仲（籍溪胡憲）、劉緻中（白水劉勉之）、劉彥沖（屏山劉子翚）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
”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劉子翚之兄）。
于是少傅為築室裡第之旁（崇安五夫裡），朱熹奉母居之。
後劉緻中以女妻朱熹。
劉緻中、劉彥沖相繼謝世，朱熹獨事胡原仲最久。
紹興十八年戊辰（公元1148年），十九歲。
登進士第。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公元1151年），二十二歲。
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公元1153年），二十四歲。
往受學于延平李侗。
李侗字願中，為羅從彥門人，與朱松為同門友。
按朱熹之學，初無常師，出入于經傳，或泛濫于釋老。
自謂見李先生後，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此後，紹興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後見李侗問學。
汪應辰稱，朱侗師事延平，久益不懈。
每一去而複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紹興二十七年丁醜（公元1157年），二十八歲。
冬，同安主簿四考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二十九歲。
冬，以養親請祠，差監潭州南嶽廟。
當時奉祠之制，受祿家居，實不往潭州。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公元1159年），三十歲。
春，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謝為二程高弟謝良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公元1163年），三十四歲。
冬，至行在，入對垂拱殿。
第一奏，論緻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論複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鸱張。
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是年，《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據年譜，引《論語要義序》雲：“熹年十三四，受二程先生論語說于先君”，“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于此，慨然發憤，盡删馀說，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按《四部叢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論語要義目錄序》（以下簡稱《文集》），與此稍有不同。
這部《要義》是朱熹以後所著《論語集注》的前身。
《論語訓蒙口義》之成，略後于《論語要義》。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公元1165年），三十六歲。
夏，請祠，差監南嶽廟。
乾道三年丁亥（公元1167年），三十八歲。
秋，訪張栻于長沙，留兩月而行，歸崇安。
《中和舊說序》雲：“餘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按指胡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
欽夫告餘以所聞，餘亦未之省也。
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文集》卷七十五）。
二人臨别，張栻贈行詩曰：“遺經得?繹，心事兩綢缪，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朱熹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
謂有甯有迹，謂無複何存，惟茲酬酢處，特見達本根。
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可見此次相見，對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有重大關系。
主要是探讨了關于“太極”的問題，關于“中”“和”的問題。
而這兩個問題是朱熹理學思想中的重要問題，前者“太極”問題，更是理學思想的根本問題。
除樞密院編修，拜命遂歸。
乾道四年戊子（公元1168年），三十九歲。
編次《程氏遺書》成。
《程氏遺書後序》雲：“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
”“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則日用之間，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文集》卷七十五）。
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四十三歲。
《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成。
此書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通鑒目錄》《舉要曆》，胡安國的《資治通鑒舉要補遺》四書的基礎上編成。
朱熹說：“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文集》卷七十五《資治通鑒綱目序》）。
與朱熹共同完成此書的，當為門弟子趙師淵等。
朱熹把這部曆史著作也納入其理學體系之中，使曆史事實，也“會歸一理”，即歸于天理的裁斷，使“為緻知格物之學者”，讀之也能“慨然有感于斯”。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成。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
朱熹說：“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于世教。
……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文集》卷七十五《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朱熹說：“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
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時季通（蔡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
某因各人解此兩句，亦自作兩句解。
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銘等解”（《語錄》葉賀孫記）。
二程推崇《西銘》，以為擴前聖所未發。
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
朱熹首為之解。
乾道九年癸巳（公元1173年），四十四歲。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朱熹先後作了關于周惇頤《太極圖·易說》《易通》的題記。
乾道五年己醜，作《太極通書後序》。
乾道九年癸巳，作《太極圖說後記》。
孝宗淳熙六年己亥（公元1179年），作《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淳熙十四年丁未，作《通書後記》。
最後，淳熙十五年戊申，作《題太極西銘解後》。
六月，《程氏外書》成。
《程氏外書後序》雲：“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
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
而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
于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文集》卷七十五）。
《伊洛淵源錄》成。
《答呂伯恭》書雲：“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迹首末。
因書士龍（指薛季宣），告為托其搜訪見寄也”（《文集》卷三十三）。
又《答呂伯恭》書雲：“《淵源錄》，許為序引，甚善”（同上）！又《答呂伯恭》書雲：“《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同上）。
又《答呂伯恭》書雲：“《淵源》《外書》，皆如所喻。
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同上）。
可見《伊洛淵源錄》這部記錄二程及其弟子的學術史著作，從計劃編寫、搜集資料，到寫作序文，朱熹都與呂祖謙商量過。
這同朱熹後來與呂祖謙共同編輯《近思錄》一事，都是反映朱、呂二人學術交往的密切。
這與前述朱熹、張栻的交往，同樣重要。
淳熙元年甲午（公元1174年），四十五歲。
編次《古今家祭禮》。
《跋〈古今家祭禮〉》雲：“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
”末署淳熙元年五月（《文集》卷八十一）。
淳熙二年乙未（公元1175年），四十六歲。
夏四月，呂祖謙來訪，共編《近思錄》。
《書〈近思錄〉後》雲：“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
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
……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餍饫，以緻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文集》卷八十一）。
呂祖謙跋雲：“《近思錄》既成，或疑卷首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
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
後出晚進，于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向望而已。
至于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
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
”可知這部《近思錄》是由朱熹、呂祖謙共同纂集，而由朱熹主編的。
它是讀“四君子之全書”的一部撷英之作。
“四君子”指周惇頤、二程、張載，即理學發展初期的濂、洛、關諸大儒。
這個說法，與朱熹後來所說的“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語意有所不同。
接着，朱熹即偕呂祖謙至江西鉛山鵝湖，複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自金溪來會，講論于鵝湖寺。
複齋、象山各賦詩。
朱、陸講論不合。
這就是有名的“鵝湖之會”。
呂祖謙答祁邦用書雲：“祖謙自春末為建甯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
複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
”陸複齋詩雲：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象山詩雲：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隻今。
這些詩，觸及理學思想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秋七月，作《雲谷記》（《文集》卷七十八）。
記中謂“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裡，蘆山之巅，處地最高，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寬外密，自為一區。
……往乾道庚寅（公元1170年），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庵”，“此山自西北橫
從宋明理學的發展曆史來考察，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
宋明理學，隻是在朱熹的手裡，才确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術規模與體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礎，影響了爾後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其餘波至今未已。
明清兩代的統治階級，以皇帝為代表，編纂教育天下後世的書籍，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義》等，無一不與朱熹的思想及著作有關。
學者講學著書，往往與朱熹的思想及著作相關聯。
朱熹如孔子那樣，被稱為朱子，被稱為夫子。
孔夫子，朱夫子，在學者的心目中，形象都是十分高大的。
其門人黃榦在所作朱熹《行狀》中說，朱熹“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
這種“萬世宗師”的提法，與孔子被尊崇為“萬世師表”的提法是很相似的。
可以說，孔、孟而後，朱熹是一位地位僅次于孔、孟的“夫子”。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遯翁，滄洲病叟。
享年七十一歲。
茲據王懋竑《朱子年譜》及江永《考訂朱子世家》，并參考朱熹的文章、詩詞，編著朱熹紀年如下： 朱熹，徽州婺源人（婺源，今屬江西）。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公元1130年），生于建州尤溪。
時，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公元1134年），五歲。
開始讀書，由父朱松教授。
朱松師事楊時弟子羅從彥，為程門三傳弟子。
紹興十三年癸亥（公元1143年），十四歲。
朱松去世，遺命朱熹：“胡原仲（籍溪胡憲）、劉緻中（白水劉勉之）、劉彥沖（屏山劉子翚）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
”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劉子翚之兄）。
于是少傅為築室裡第之旁（崇安五夫裡），朱熹奉母居之。
後劉緻中以女妻朱熹。
劉緻中、劉彥沖相繼謝世，朱熹獨事胡原仲最久。
紹興十八年戊辰（公元1148年），十九歲。
登進士第。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公元1151年），二十二歲。
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公元1153年），二十四歲。
往受學于延平李侗。
李侗字願中，為羅從彥門人，與朱松為同門友。
按朱熹之學，初無常師，出入于經傳，或泛濫于釋老。
自謂見李先生後，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此後，紹興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後見李侗問學。
汪應辰稱，朱侗師事延平，久益不懈。
每一去而複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紹興二十七年丁醜（公元1157年），二十八歲。
冬，同安主簿四考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二十九歲。
冬，以養親請祠，差監潭州南嶽廟。
當時奉祠之制，受祿家居，實不往潭州。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公元1159年），三十歲。
春，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謝為二程高弟謝良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公元1163年），三十四歲。
冬，至行在，入對垂拱殿。
第一奏，論緻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論複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鸱張。
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是年，《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據年譜，引《論語要義序》雲：“熹年十三四，受二程先生論語說于先君”，“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于此，慨然發憤，盡删馀說，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按《四部叢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論語要義目錄序》（以下簡稱《文集》），與此稍有不同。
這部《要義》是朱熹以後所著《論語集注》的前身。
《論語訓蒙口義》之成，略後于《論語要義》。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公元1165年），三十六歲。
夏，請祠，差監南嶽廟。
乾道三年丁亥（公元1167年），三十八歲。
秋，訪張栻于長沙，留兩月而行，歸崇安。
《中和舊說序》雲：“餘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按指胡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
欽夫告餘以所聞，餘亦未之省也。
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文集》卷七十五）。
二人臨别，張栻贈行詩曰：“遺經得?繹，心事兩綢缪，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朱熹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
謂有甯有迹，謂無複何存，惟茲酬酢處，特見達本根。
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可見此次相見，對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有重大關系。
主要是探讨了關于“太極”的問題，關于“中”“和”的問題。
而這兩個問題是朱熹理學思想中的重要問題，前者“太極”問題，更是理學思想的根本問題。
除樞密院編修，拜命遂歸。
乾道四年戊子（公元1168年），三十九歲。
編次《程氏遺書》成。
《程氏遺書後序》雲：“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
”“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則日用之間，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文集》卷七十五）。
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四十三歲。
《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成。
此書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通鑒目錄》《舉要曆》，胡安國的《資治通鑒舉要補遺》四書的基礎上編成。
朱熹說：“嘗過不自料，辄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是則凡為緻知格物之學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文集》卷七十五《資治通鑒綱目序》）。
與朱熹共同完成此書的，當為門弟子趙師淵等。
朱熹把這部曆史著作也納入其理學體系之中，使曆史事實，也“會歸一理”，即歸于天理的裁斷，使“為緻知格物之學者”，讀之也能“慨然有感于斯”。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成。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
朱熹說：“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于世教。
……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文集》卷七十五《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朱熹說：“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
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時季通（蔡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
某因各人解此兩句，亦自作兩句解。
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銘等解”（《語錄》葉賀孫記）。
二程推崇《西銘》，以為擴前聖所未發。
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
朱熹首為之解。
乾道九年癸巳（公元1173年），四十四歲。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朱熹先後作了關于周惇頤《太極圖·易說》《易通》的題記。
乾道五年己醜，作《太極通書後序》。
乾道九年癸巳，作《太極圖說後記》。
孝宗淳熙六年己亥（公元1179年），作《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淳熙十四年丁未，作《通書後記》。
最後，淳熙十五年戊申，作《題太極西銘解後》。
六月，《程氏外書》成。
《程氏外書後序》雲：“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
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
而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
于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文集》卷七十五）。
《伊洛淵源錄》成。
《答呂伯恭》書雲：“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迹首末。
因書士龍（指薛季宣），告為托其搜訪見寄也”（《文集》卷三十三）。
又《答呂伯恭》書雲：“《淵源錄》，許為序引，甚善”（同上）！又《答呂伯恭》書雲：“《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同上）。
又《答呂伯恭》書雲：“《淵源》《外書》，皆如所喻。
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同上）。
可見《伊洛淵源錄》這部記錄二程及其弟子的學術史著作，從計劃編寫、搜集資料，到寫作序文，朱熹都與呂祖謙商量過。
這同朱熹後來與呂祖謙共同編輯《近思錄》一事，都是反映朱、呂二人學術交往的密切。
這與前述朱熹、張栻的交往，同樣重要。
淳熙元年甲午（公元1174年），四十五歲。
編次《古今家祭禮》。
《跋〈古今家祭禮〉》雲：“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
”末署淳熙元年五月（《文集》卷八十一）。
淳熙二年乙未（公元1175年），四十六歲。
夏四月，呂祖謙來訪，共編《近思錄》。
《書〈近思錄〉後》雲：“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
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
……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餍饫，以緻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文集》卷八十一）。
呂祖謙跋雲：“《近思錄》既成，或疑卷首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
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
後出晚進，于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向望而已。
至于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
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
”可知這部《近思錄》是由朱熹、呂祖謙共同纂集，而由朱熹主編的。
它是讀“四君子之全書”的一部撷英之作。
“四君子”指周惇頤、二程、張載，即理學發展初期的濂、洛、關諸大儒。
這個說法，與朱熹後來所說的“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語意有所不同。
接着，朱熹即偕呂祖謙至江西鉛山鵝湖，複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自金溪來會，講論于鵝湖寺。
複齋、象山各賦詩。
朱、陸講論不合。
這就是有名的“鵝湖之會”。
呂祖謙答祁邦用書雲：“祖謙自春末為建甯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
複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
”陸複齋詩雲：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象山詩雲：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隻今。
這些詩，觸及理學思想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秋七月，作《雲谷記》（《文集》卷七十八）。
記中謂“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裡，蘆山之巅，處地最高，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寬外密，自為一區。
……往乾道庚寅（公元1170年），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庵”，“此山自西北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