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呂祖謙的理學思想及其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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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謙（公元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州治今浙江金華）人，學者稱東萊先生。
官至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和實錄院檢讨。
他創建了浙東的“婺學”，和朱熹、張栻齊名，時稱“東南三賢”。
第一節 呂祖謙的理學派别和思想淵源 在南宋的理學陣營中，呂祖謙和朱熹、陸九淵各自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為“呂學”。
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
三家同時，皆不甚合。
朱學以格物緻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
門庭徑路雖别，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
全祖望這一說法基本符合實際。
他們雖然都同屬理學陣營，但各有自己的特點，而“呂學”的特點，則更多地帶有調和朱、陸的折中色彩。
曾随同其師陸九淵參加鵝湖之會的朱泰卿就曾說過：“伯恭慮陸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有時把“呂學”稱為“婺學”。
“婺學”隻是一個地理上的籠統提法，并不說明其學派的性質。
當鄭伯熊、薛季宣在浙東興起永嘉學派時，婺州地區則有呂祖謙、唐仲友、陳亮興起之“婺學”。
但他們之間學術觀點又各不盡相同。
這在後人的著作中都明确指出過，如明朝楊維桢說：“餘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命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王帝霸之略志事功”（《宋文憲公集序》）。
全祖望亦曾謂：“乾淳之際，婺學最盛。
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制之學”（《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
他們所說的東萊氏或東萊兄弟就是呂祖謙和呂祖儉，龍川氏或同甫就是陳亮，說齋就是唐仲友。
由于他們之間的觀點各異，不能籠統地稱為“婺學”，因此，後人即把永康的陳亮，稱為“永康學派”，而把金華的呂祖謙稱為“婺學”，又稱“金華學派”。
呂祖謙成了南宋理學派别之一的代表人物。
呂祖謙兄弟居明招山講學，創麗澤書院，“四方之士争趨之”（《宋史》本傳），影響比較深遠。
“明招學者，自成公（呂祖謙）下世，忠公（呂祖儉）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并稱克世。
……明招諸生，曆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
……為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宋元學案》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
呂祖謙有深厚的家學淵源。
史書認為“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宋史》本傳）。
呂氏一家，自呂公著始，“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學案》卷十九《範呂諸儒學案》）。
全祖望做了考證，他說： 考正獻（呂公著）子希哲、希純，為安定門人。
而希哲自為荥陽學案，荥陽子切問，亦見學案。
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别見和靖學案。
荥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
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别為東萊學案。
共十七人，凡七世。
（同上） 說明呂氏家學源遠流長。
根據《宋元學案》記載，呂氏家學具有以下四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不名一師、不私一說。
這從呂希哲就已開其端。
呂希哲是呂公著之長子，任過哲宗的侍講。
他“初學于焦千之，廬陵（歐陽修）之再傳也。
已而學于安定（胡瑗），學于泰山（孫複），學于康節（邵雍），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程颢、程頤），集益之功，至廣且大。
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宋元學案》卷二十三《荥陽學案》）。
呂希哲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治學路徑，對其後代影響頗深。
到了他孫子呂本中（著名學者，高宗朝任過中書舍人）時，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治學路徑，已形成“家風”。
全祖望說：“大東萊先生（即呂本中）為荥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
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劉安世）、龜山（楊時）、廌山（遊酢）、了翁（陳瓘）、和靖（尹焞）以及王信伯（王蘋）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禅，則又家門之流弊乎”（《宋元學案》卷三十六《紫微學案》）！呂祖謙的治學也受其“家風”的影響。
少時他随父去福州任所，從學于三山林之奇，以後又從學于汪應辰、胡憲。
中進士後，與張栻、朱熹、陸九淵、陳亮等人交友。
朱熹曾批評呂祖謙“其學太雜”，“不能守約”（《金華叢書書目提要》卷七）。
又說：“東萊博學多識則有矣，守約恐未也”（《朱子語類》一二二卷）。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隻向博雜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
朱熹的批評不僅指呂祖謙一人，還針對呂家“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家風”而言。
他說：“呂公（呂希哲）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
但其論學殊有病，如雲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同上卷二十二《荥陽學案》）。
呂氏家學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特點，對構成呂祖謙的理學思想帶有調和折中的色彩是有直接影響的。
第二，受佛學影響頗深。
這也是呂氏家學“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表現。
這從呂希哲就開始了，他“晚年又學佛”，“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并認為“佛氏之道，與吾聖人合”，企圖調和儒佛兩家學說而熔于一爐，“斟酌淺深而融通之”（同上）。
呂本中也和他的祖父呂希哲一樣，“溺于禅”。
全祖望指出這是“家門之流弊”，“荥陽之遺風”（同上卷三十六《紫微學案》）。
呂祖謙雖然沒有像其祖先那樣“學佛”“溺禅”和提倡儒佛融合，有時還對佛、道二教有所抨擊，但仍留有受佛教影響的痕迹，如謂“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呂東萊先生遺集》卷十四《易說·家人卦》，以下簡稱《遺集》）就很接近于禅說。
第三，呂氏家學雖然“博雜”，但仍以儒家思想為宗，尤其提倡思孟學派《中庸》《大學》的“治心養性”，“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等學說。
如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宋元學案》卷十九《範呂諸儒學案》）。
侍講呂希哲在崇政殿為哲宗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同上卷二十三《荥陽學案》）。
呂本中則“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為本”（同上卷三十六《紫微學案》）。
又說：“人君之學，不在于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同上）。
并且提出“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
既自作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同上）。
呂祖謙繼承家學，在他的理學思想中，“正心誠意”，“治心養性”正是他的重要内容。
第四，呂氏家學的另一特點，“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同上）。
全祖望指出：“自正獻（呂公著）以來所傳如此。
原明（呂希哲）再傳而為先生（呂本中），雖曆登楊、遊、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
先生（呂本中）再傳為伯恭（呂祖謙），其所守者亦世傳也。
故中原文獻之傳，猶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别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呂希哲），下啟伯恭（呂祖謙）焉”（同上）。
又說：“紫微（呂本中）之學，本之家庭，而遍叩遊、楊、尹諸老之門，亦嘗及見元城（劉安世），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呂祖謙）之先河，實自此出”（同上）。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一語來自《周易·大畜卦》：“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意謂多留心于古人之言行，學習古人之典籍，以涵養自己之德性。
由于呂氏家學，從呂公著以來，就“多識前人之言行，以畜其德”，注重對上下古今之曆史和文獻的廣泛涉獵，因此，宋室南渡後，呂家有“中原文獻之傳……其餘大儒弗及也”的美稱。
這給後來呂祖謙由經入史以及“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氏遺書》卷二《浙東學術》）開辟了途徑。
像他所著的《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傳續說》和《左氏博議》等，即是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以闡發其理學思想的著作。
上述四點，當以第一、第三兩點為主，因為它是呂祖謙的理學思想的重要淵源。
此外，呂祖謙的理學思想還來自二程學說的影響。
早在呂希哲時，他就與程頤一起師事胡瑗。
其後，因“心服伊川學問”又拜程頤為師，當時呂希哲“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已而學于胡瑗、孫複、邵雍，亦嘗學于王安石，“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
他的兒子呂好問、呂切問也曾受業于程氏門人尹焞。
呂本中求教過程氏門人楊時、遊酢、尹焞。
《宋元學案》還記載由于楊時（龜山）壽長，“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朱熹、張栻和呂祖謙的理學思想，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皆其所自出”（卷二十五《龜山學案》）。
呂祖謙對楊龜山的《中庸解》評價較高，說讀《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為佳”（《遺集》卷五《與學者及諸弟》）。
他尤其推崇《伊川易傳》，贊它“精深穩實”，“不可不朝夕諷閱”（同上）。
又說：“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阃範》《伊川易傳》，研究推索自有所見”（《遺集》卷二十《雜說》）。
朱熹也說呂祖謙是“教人隻得看伊川易，也不得緻疑”（《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他在婺州刊印《伊川易傳》，傳播程頤的學說。
所以，從呂希哲到呂祖謙，其思想無疑有二程學說的影響。
第二節 呂祖謙的天理論和心說 一、天理論 呂祖謙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思想，“理”或“天理”是他的思想的最高哲學範疇，是宇宙萬物的總原則。
在他的著作中，談到“理”或“天理”的地方很多，歸納起來，其内容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理”或“天理”無所不在，天地萬物同得此實然之理。
萬物雖殊，而理未嘗不一。
如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
……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東萊左氏博議》卷一）。
“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
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二）“理”或“天理”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它體現為封建的道德規範，又體現為封建的禮樂刑政制度。
他說：“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随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東萊左氏博議》卷一）。
這樣就把忠、
官至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和實錄院檢讨。
他創建了浙東的“婺學”，和朱熹、張栻齊名，時稱“東南三賢”。
第一節 呂祖謙的理學派别和思想淵源 在南宋的理學陣營中，呂祖謙和朱熹、陸九淵各自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為“呂學”。
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
三家同時，皆不甚合。
朱學以格物緻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
門庭徑路雖别，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
全祖望這一說法基本符合實際。
他們雖然都同屬理學陣營，但各有自己的特點，而“呂學”的特點，則更多地帶有調和朱、陸的折中色彩。
曾随同其師陸九淵參加鵝湖之會的朱泰卿就曾說過：“伯恭慮陸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有時把“呂學”稱為“婺學”。
“婺學”隻是一個地理上的籠統提法，并不說明其學派的性質。
當鄭伯熊、薛季宣在浙東興起永嘉學派時，婺州地區則有呂祖謙、唐仲友、陳亮興起之“婺學”。
但他們之間學術觀點又各不盡相同。
這在後人的著作中都明确指出過，如明朝楊維桢說：“餘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命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王帝霸之略志事功”（《宋文憲公集序》）。
全祖望亦曾謂：“乾淳之際，婺學最盛。
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制之學”（《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
他們所說的東萊氏或東萊兄弟就是呂祖謙和呂祖儉，龍川氏或同甫就是陳亮，說齋就是唐仲友。
由于他們之間的觀點各異，不能籠統地稱為“婺學”，因此，後人即把永康的陳亮，稱為“永康學派”，而把金華的呂祖謙稱為“婺學”，又稱“金華學派”。
呂祖謙成了南宋理學派别之一的代表人物。
呂祖謙兄弟居明招山講學，創麗澤書院，“四方之士争趨之”（《宋史》本傳），影響比較深遠。
“明招學者，自成公（呂祖謙）下世，忠公（呂祖儉）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并稱克世。
……明招諸生，曆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
……為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宋元學案》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
呂祖謙有深厚的家學淵源。
史書認為“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宋史》本傳）。
呂氏一家，自呂公著始，“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學案》卷十九《範呂諸儒學案》）。
全祖望做了考證，他說： 考正獻（呂公著）子希哲、希純，為安定門人。
而希哲自為荥陽學案，荥陽子切問，亦見學案。
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别見和靖學案。
荥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
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别為東萊學案。
共十七人，凡七世。
（同上） 說明呂氏家學源遠流長。
根據《宋元學案》記載，呂氏家學具有以下四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不名一師、不私一說。
這從呂希哲就已開其端。
呂希哲是呂公著之長子，任過哲宗的侍講。
他“初學于焦千之，廬陵（歐陽修）之再傳也。
已而學于安定（胡瑗），學于泰山（孫複），學于康節（邵雍），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程颢、程頤），集益之功，至廣且大。
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宋元學案》卷二十三《荥陽學案》）。
呂希哲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治學路徑，對其後代影響頗深。
到了他孫子呂本中（著名學者，高宗朝任過中書舍人）時，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治學路徑，已形成“家風”。
全祖望說：“大東萊先生（即呂本中）為荥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
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劉安世）、龜山（楊時）、廌山（遊酢）、了翁（陳瓘）、和靖（尹焞）以及王信伯（王蘋）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禅，則又家門之流弊乎”（《宋元學案》卷三十六《紫微學案》）！呂祖謙的治學也受其“家風”的影響。
少時他随父去福州任所，從學于三山林之奇，以後又從學于汪應辰、胡憲。
中進士後，與張栻、朱熹、陸九淵、陳亮等人交友。
朱熹曾批評呂祖謙“其學太雜”，“不能守約”（《金華叢書書目提要》卷七）。
又說：“東萊博學多識則有矣，守約恐未也”（《朱子語類》一二二卷）。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隻向博雜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
朱熹的批評不僅指呂祖謙一人，還針對呂家“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家風”而言。
他說：“呂公（呂希哲）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
但其論學殊有病，如雲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同上卷二十二《荥陽學案》）。
呂氏家學這種“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特點，對構成呂祖謙的理學思想帶有調和折中的色彩是有直接影響的。
第二，受佛學影響頗深。
這也是呂氏家學“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表現。
這從呂希哲就開始了，他“晚年又學佛”，“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并認為“佛氏之道，與吾聖人合”，企圖調和儒佛兩家學說而熔于一爐，“斟酌淺深而融通之”（同上）。
呂本中也和他的祖父呂希哲一樣，“溺于禅”。
全祖望指出這是“家門之流弊”，“荥陽之遺風”（同上卷三十六《紫微學案》）。
呂祖謙雖然沒有像其祖先那樣“學佛”“溺禅”和提倡儒佛融合，有時還對佛、道二教有所抨擊，但仍留有受佛教影響的痕迹，如謂“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呂東萊先生遺集》卷十四《易說·家人卦》，以下簡稱《遺集》）就很接近于禅說。
第三，呂氏家學雖然“博雜”，但仍以儒家思想為宗，尤其提倡思孟學派《中庸》《大學》的“治心養性”，“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等學說。
如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宋元學案》卷十九《範呂諸儒學案》）。
侍講呂希哲在崇政殿為哲宗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同上卷二十三《荥陽學案》）。
呂本中則“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為本”（同上卷三十六《紫微學案》）。
又說：“人君之學，不在于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同上）。
并且提出“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
既自作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同上）。
呂祖謙繼承家學，在他的理學思想中，“正心誠意”，“治心養性”正是他的重要内容。
第四，呂氏家學的另一特點，“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同上）。
全祖望指出：“自正獻（呂公著）以來所傳如此。
原明（呂希哲）再傳而為先生（呂本中），雖曆登楊、遊、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
先生（呂本中）再傳為伯恭（呂祖謙），其所守者亦世傳也。
故中原文獻之傳，猶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别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呂希哲），下啟伯恭（呂祖謙）焉”（同上）。
又說：“紫微（呂本中）之學，本之家庭，而遍叩遊、楊、尹諸老之門，亦嘗及見元城（劉安世），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呂祖謙）之先河，實自此出”（同上）。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一語來自《周易·大畜卦》：“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意謂多留心于古人之言行，學習古人之典籍，以涵養自己之德性。
由于呂氏家學，從呂公著以來，就“多識前人之言行，以畜其德”，注重對上下古今之曆史和文獻的廣泛涉獵，因此，宋室南渡後，呂家有“中原文獻之傳……其餘大儒弗及也”的美稱。
這給後來呂祖謙由經入史以及“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氏遺書》卷二《浙東學術》）開辟了途徑。
像他所著的《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傳續說》和《左氏博議》等，即是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以闡發其理學思想的著作。
上述四點，當以第一、第三兩點為主，因為它是呂祖謙的理學思想的重要淵源。
此外，呂祖謙的理學思想還來自二程學說的影響。
早在呂希哲時，他就與程頤一起師事胡瑗。
其後，因“心服伊川學問”又拜程頤為師，當時呂希哲“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已而學于胡瑗、孫複、邵雍，亦嘗學于王安石，“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
他的兒子呂好問、呂切問也曾受業于程氏門人尹焞。
呂本中求教過程氏門人楊時、遊酢、尹焞。
《宋元學案》還記載由于楊時（龜山）壽長，“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朱熹、張栻和呂祖謙的理學思想，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皆其所自出”（卷二十五《龜山學案》）。
呂祖謙對楊龜山的《中庸解》評價較高，說讀《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為佳”（《遺集》卷五《與學者及諸弟》）。
他尤其推崇《伊川易傳》，贊它“精深穩實”，“不可不朝夕諷閱”（同上）。
又說：“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阃範》《伊川易傳》，研究推索自有所見”（《遺集》卷二十《雜說》）。
朱熹也說呂祖謙是“教人隻得看伊川易，也不得緻疑”（《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他在婺州刊印《伊川易傳》，傳播程頤的學說。
所以，從呂希哲到呂祖謙，其思想無疑有二程學說的影響。
第二節 呂祖謙的天理論和心說 一、天理論 呂祖謙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思想，“理”或“天理”是他的思想的最高哲學範疇，是宇宙萬物的總原則。
在他的著作中，談到“理”或“天理”的地方很多，歸納起來，其内容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理”或“天理”無所不在，天地萬物同得此實然之理。
萬物雖殊，而理未嘗不一。
如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
……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東萊左氏博議》卷一）。
“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
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二）“理”或“天理”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它體現為封建的道德規範，又體現為封建的禮樂刑政制度。
他說：“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随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東萊左氏博議》卷一）。
這樣就把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