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張栻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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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栻是南宋的理學家，與朱熹齊名。
《宋史·道學傳》将他與朱熹并列。
朱熹對其學問評價很高，謂“其學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軒文集·序》），視為一代大儒。
張栻的理學思想，以二程為正宗，而又有所發揮，重在明義利之辨，于“去人欲、存天理”反複緻意。
其宇宙論以“理”為本體，但又突出“心”的主宰作用，因而具有心學的色彩。
其于仁說、人性論和修養方法也有所闡發，富有特色。
第一節 張栻的生平和學術師承與著述 張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又字樂齋，号南軒，漢州綿竹（今四川廣漢市）人。
父張浚，在宋高宗、孝宗兩朝供職，官至丞相。
張栻自幼随父僑居外地，後遷湖南衡山。
孝宗即位（公元1163年），“慨然以奮伐仇虜，克複神州為己任”（《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此篇）。
朝廷起用張浚，開府治兵，都督軍事。
張栻時年三十，參佐其事，“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
其父一生以收複中原為職志。
張栻秉承父志，反對和議，力主抗金，曾因軍事入奏，進言孝宗，要求勵精圖治，報仇雪恥，匡複社稷，因而深得孝宗的賞識，遂定“君臣之契”。
嗣後，張栻又屢次上疏言事，建議人主益堅抗金之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
他深知民心可用，認為“欲複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關鍵在于“不盡其力，不傷其财”（《宋史》本傳）。
這種民心可用、愛惜民力的思想，是儒家傳統的重民思想，在他從政期間，皆有所體現。
張栻一生，居官十餘載，大半都在地方州府任上，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
他關心民瘼，每到任，常“問民疾苦”，“訪求”當地的“利病”，改革地方弊政，減輕人民負擔。
他還十分注重興辦地方學校，其中以靜江府尤盛。
為了提倡興學，他先後為地方州府撰寫了不少“學記”，加以鼓吹，認為興學其要在“明人倫”，而“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随之”，故“有國者之于學”也不可“一日而忽”（《南軒全集》卷九《袁州學記》）。
他不但提倡興學，而且親身執教。
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衆，遂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
在此期間，張栻曾被召在朝廷供職，初為吏部員外郎，尋兼侍講，後進直寶文閣，臨終前诏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
但因權臣近倖所忌憚而屢遭排擠，任期不長。
在京官任上，每進對，他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谀之意”。
對于朝廷巧立名目，聚斂财賦，他敢于仗義執言，曾為此進言孝宗，反對以“均輸”之名，行巧取之實，指出：所謂“均輸”，“不過巧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
孝宗也不得不承認，“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
張栻為人，“表裡洞然，勇于從義，無毫發滞吝”，每君臣問對，不投人主之所好、視人主之臉色行事。
《宋史》本傳載： 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于犯顔敢谏中求之。
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谏，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
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 其實，由上述君臣問對來看，張栻本人就是敢于犯顔直谏。
孝宗曾因此賜手書褒其忠。
即使在病危之際，他仍不忘君臣之義，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因而為世人所傳誦。
卒年四十八。
朱熹對其為人贊歎不已： 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
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
由此足見其在理學家心目中的“忠君愛國”形象。
甯宗嘉定間賜谥宣，理宗淳祐間诏從祀孔廟，以表彰其道德和學問。
張栻學有所承，幼受家教，既長遵父命從胡宏問學于衡山，史稱衡麓之教。
張栻師事胡宏，他本人有如下記載：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
始時聞五峰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
辛巳之歲（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方獲拜之于文定公（胡安國）書堂。
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自在言語之外者。
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
自爾以來，仆亦困于憂患，幸存視息于先廬，?繹舊聞，反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繼為尚書郎，猥以戆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南軒全集》卷二十六《答陳平甫》） 上述表明，張栻早在從政之前，即已問學于胡宏，起初通過書劄往來，“以書質疑求益”；而“獲拜”胡宏為師，行弟子禮，則是在胡宏去世前一年，故說：“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
這一情況，魏了翁在《跋南軒與李季允帖》中言之尤詳：“南軒先生受學五峰，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
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啟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笃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
關于張栻師承胡宏，朱熹也言之甚明： 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
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
”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複不置，十有餘年。
這裡，朱熹不但肯定了張栻從胡宏問學的事實，而且還指出他在其師指導下治學的過程。
就是說，張栻之學上承二程的遺緒，而又直接得自胡宏的傳授，特别是他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明志，得其師的啟發和指教尤多。
據《宋元學案》本學案： 五峰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顔錄》，足見稽考之勤。
先賢之語，去取大是難事。
又曰：某意《希顔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
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
張栻在改編《希顔錄》時，采納了胡宏的意見，自謂“舊來所編，不甚精切”（《南軒文集》卷一《答呂子約》），其“去取，倫次多所未善”，“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南軒全集》卷三十三《跋〈希顔錄〉》）。
他對《春秋》的看法也得自衡麓之教，謂孔子作《春秋》“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于将來也”（《孟子說》卷四），認為《春秋》旨在明辨天理人欲，為時君世主立法。
他十分推崇胡安國的《春秋傳》，稱之為“正大之論”，“有功于”“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南軒全集》卷十一《建甯府學遊胡二公祠堂記》）。
其為學“趨本實，敦笃躬行，循序而進”，反對“貪高慕遠”，認為這是“聖人教人之大方”（《論語解》卷一），與胡宏的務實學風相一緻。
張栻之學雖得自胡宏，然而又與其師說有别，最重要之點，是他的理學思想較其師更具有正宗性質。
黃宗羲謂：“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案語），認為較胡宏之學更為正統。
全祖望則謂“南軒似明道”（同上），認為張栻之學更接近于洛學中的程颢。
就學術統緒而言，張栻之學實宗周（惇頤）、程（二
《宋史·道學傳》将他與朱熹并列。
朱熹對其學問評價很高，謂“其學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軒文集·序》），視為一代大儒。
張栻的理學思想，以二程為正宗，而又有所發揮，重在明義利之辨，于“去人欲、存天理”反複緻意。
其宇宙論以“理”為本體，但又突出“心”的主宰作用，因而具有心學的色彩。
其于仁說、人性論和修養方法也有所闡發，富有特色。
第一節 張栻的生平和學術師承與著述 張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又字樂齋，号南軒，漢州綿竹（今四川廣漢市）人。
父張浚，在宋高宗、孝宗兩朝供職，官至丞相。
張栻自幼随父僑居外地，後遷湖南衡山。
孝宗即位（公元1163年），“慨然以奮伐仇虜，克複神州為己任”（《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此篇）。
朝廷起用張浚，開府治兵，都督軍事。
張栻時年三十，參佐其事，“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
其父一生以收複中原為職志。
張栻秉承父志，反對和議，力主抗金，曾因軍事入奏，進言孝宗，要求勵精圖治，報仇雪恥，匡複社稷，因而深得孝宗的賞識，遂定“君臣之契”。
嗣後，張栻又屢次上疏言事，建議人主益堅抗金之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
他深知民心可用，認為“欲複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關鍵在于“不盡其力，不傷其财”（《宋史》本傳）。
這種民心可用、愛惜民力的思想，是儒家傳統的重民思想，在他從政期間，皆有所體現。
張栻一生，居官十餘載，大半都在地方州府任上，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
他關心民瘼，每到任，常“問民疾苦”，“訪求”當地的“利病”，改革地方弊政，減輕人民負擔。
他還十分注重興辦地方學校，其中以靜江府尤盛。
為了提倡興學，他先後為地方州府撰寫了不少“學記”，加以鼓吹，認為興學其要在“明人倫”，而“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随之”，故“有國者之于學”也不可“一日而忽”（《南軒全集》卷九《袁州學記》）。
他不但提倡興學，而且親身執教。
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衆，遂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
在此期間，張栻曾被召在朝廷供職，初為吏部員外郎，尋兼侍講，後進直寶文閣，臨終前诏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
但因權臣近倖所忌憚而屢遭排擠，任期不長。
在京官任上，每進對，他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谀之意”。
對于朝廷巧立名目，聚斂财賦，他敢于仗義執言，曾為此進言孝宗，反對以“均輸”之名，行巧取之實，指出：所謂“均輸”，“不過巧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
孝宗也不得不承認，“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
張栻為人，“表裡洞然，勇于從義，無毫發滞吝”，每君臣問對，不投人主之所好、視人主之臉色行事。
《宋史》本傳載： 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于犯顔敢谏中求之。
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谏，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
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 其實，由上述君臣問對來看，張栻本人就是敢于犯顔直谏。
孝宗曾因此賜手書褒其忠。
即使在病危之際，他仍不忘君臣之義，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因而為世人所傳誦。
卒年四十八。
朱熹對其為人贊歎不已： 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
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
由此足見其在理學家心目中的“忠君愛國”形象。
甯宗嘉定間賜谥宣，理宗淳祐間诏從祀孔廟，以表彰其道德和學問。
張栻學有所承，幼受家教，既長遵父命從胡宏問學于衡山，史稱衡麓之教。
張栻師事胡宏，他本人有如下記載：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
始時聞五峰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
辛巳之歲（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方獲拜之于文定公（胡安國）書堂。
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自在言語之外者。
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
自爾以來，仆亦困于憂患，幸存視息于先廬，?繹舊聞，反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繼為尚書郎，猥以戆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南軒全集》卷二十六《答陳平甫》） 上述表明，張栻早在從政之前，即已問學于胡宏，起初通過書劄往來，“以書質疑求益”；而“獲拜”胡宏為師，行弟子禮，則是在胡宏去世前一年，故說：“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
這一情況，魏了翁在《跋南軒與李季允帖》中言之尤詳：“南軒先生受學五峰，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
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啟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笃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附錄》）。
關于張栻師承胡宏，朱熹也言之甚明： 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
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
”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複不置，十有餘年。
這裡，朱熹不但肯定了張栻從胡宏問學的事實，而且還指出他在其師指導下治學的過程。
就是說，張栻之學上承二程的遺緒，而又直接得自胡宏的傳授，特别是他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明志，得其師的啟發和指教尤多。
據《宋元學案》本學案： 五峰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顔錄》，足見稽考之勤。
先賢之語，去取大是難事。
又曰：某意《希顔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
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
張栻在改編《希顔錄》時，采納了胡宏的意見，自謂“舊來所編，不甚精切”（《南軒文集》卷一《答呂子約》），其“去取，倫次多所未善”，“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南軒全集》卷三十三《跋〈希顔錄〉》）。
他對《春秋》的看法也得自衡麓之教，謂孔子作《春秋》“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于将來也”（《孟子說》卷四），認為《春秋》旨在明辨天理人欲，為時君世主立法。
他十分推崇胡安國的《春秋傳》，稱之為“正大之論”，“有功于”“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南軒全集》卷十一《建甯府學遊胡二公祠堂記》）。
其為學“趨本實，敦笃躬行，循序而進”，反對“貪高慕遠”，認為這是“聖人教人之大方”（《論語解》卷一），與胡宏的務實學風相一緻。
張栻之學雖得自胡宏，然而又與其師說有别，最重要之點，是他的理學思想較其師更具有正宗性質。
黃宗羲謂：“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案語），認為較胡宏之學更為正統。
全祖望則謂“南軒似明道”（同上），認為張栻之學更接近于洛學中的程颢。
就學術統緒而言，張栻之學實宗周（惇頤）、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