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張九成的理學思想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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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
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害何止于戰國之楊墨也。
（《龍川文集》卷十九《與應仲實》） 從陳亮的這段話裡，可以看出張九成由兩個方面造成了他的時代影響。
其一，張九成一生政治地位雖然不高，但科舉名第卻居前茅，因此他的解經著作受到重視并得以流傳。
張九成的解經著作，《郡齋讀書附志》著錄有《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三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尚書詳說》（五十卷），《中庸說》《大學說》《孝經解》（各一卷）。
《宋史·藝文志》還錄有《鄉黨論》《少儀論》《鹹有一德論》《孟子拾遺》等。
對于張九成的解經著作，宋代學者一般是給予肯定的評價的。
如陳振孫說： 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堕于淺狹，故讀其書亦往往有得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無垢尚書詳說》） 其二，張九成在他的解經著作和其他文字裡，糅進了佛家思想，由于太過于顯豁，才遭到當時理學家，特别是朱熹的抨擊。
不過，這也擴大和加深了張九成對當時的思想影響，乃至如陳亮所說“家置其書，人習其法”。
朱熹視張九成的解經著作為“洪水猛獸”，對其抨擊非常嚴厲。
他說：“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闆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之五）。
又說：“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盡高盡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為學也”（同上卷三十九《答許順之》之四）。
朱熹還專門寫了《雜學辨·張無垢中庸解》來批駁張九成經解中的觀點。
首先，在對“中庸”的道德境界的理解上。
張九成認為“君子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朱熹駁之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即張九成認為通過“戒慎恐懼”等修養工夫，就可以使“心”“為中為和”，從而“心”就可“位天地、育萬物”。
朱熹則認為“中”“和”是本然之“天理”，天地萬物是“理之自然”，都不是人之心所能創造的，他斷定張九成的觀點是“原于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對張九成的批駁，具有客觀唯心主義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性質。
其次，在對“格物緻知”的修養方法的解釋上，張九成認為“格物知至之學，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于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孟子傳》卷十五《離婁上》）。
可見張九成是以佛家的“頓悟”來解釋儒家的“格物緻知”的修養方法的。
朱熹對此表示反對，說：“然則所緻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雜學辨·呂氏大學解》）。
即朱熹認為“堯舜境地”不是通過“緻知”一旦忽然“見”到的，而是要通過由淺入深的體認和踐履來逐步達到的。
故當張九成說：“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時，朱熹即批駁他說： 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
“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别。
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為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同上《雜學辨·張無垢中庸解》） 換言之，朱熹認為“盡性”是儒家體認和踐履倫理原則的道德修養方法，張九成所倡“見性”則是禅家頓悟心性之空寂的宗教修養方法。
朱熹對張九成的批駁，或他們間的對立，是宋代理學内部的分歧和對立。
所以盡管朱熹攻擊“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複出而不可得。
”并宣稱：“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
”（同上）但從陸學的興起來看，朱熹的讨伐在當時并未能給張九成多大的損傷，也未能阻止士大夫們對張九成所代表的那種思潮“靡然從之”之勢。
然而後來，随着朱熹的學術權威地位的确立和鞏固，朱熹往時的“曉惑之辨”也就成了當然之論，張九成自然要遭到貶損。
故《宋史》評定張九成學術思想曰：“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宋史》本傳）。
張九成的著作也多罹毀棄，他的長篇著述《尚書詳說》（五十卷）、《唐鲙》（五十卷，見《郡齋讀書志》）皆隻字未存。
直接表述他的思想的《語錄》（即《橫浦心傳》《橫浦日新》）、《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有十四卷，明代時已散佚，陶宗儀《說郛》著錄為一卷，後經張氏後裔多方搜集，今也隻存四卷。
張九成其他尚存經解也多是殘缺不全。
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害何止于戰國之楊墨也。
（《龍川文集》卷十九《與應仲實》） 從陳亮的這段話裡，可以看出張九成由兩個方面造成了他的時代影響。
其一，張九成一生政治地位雖然不高，但科舉名第卻居前茅，因此他的解經著作受到重視并得以流傳。
張九成的解經著作，《郡齋讀書附志》著錄有《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三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尚書詳說》（五十卷），《中庸說》《大學說》《孝經解》（各一卷）。
《宋史·藝文志》還錄有《鄉黨論》《少儀論》《鹹有一德論》《孟子拾遺》等。
對于張九成的解經著作，宋代學者一般是給予肯定的評價的。
如陳振孫說： 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堕于淺狹，故讀其書亦往往有得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無垢尚書詳說》） 其二，張九成在他的解經著作和其他文字裡，糅進了佛家思想，由于太過于顯豁，才遭到當時理學家，特别是朱熹的抨擊。
不過，這也擴大和加深了張九成對當時的思想影響，乃至如陳亮所說“家置其書，人習其法”。
朱熹視張九成的解經著作為“洪水猛獸”，對其抨擊非常嚴厲。
他說：“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闆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之五）。
又說：“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盡高盡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為學也”（同上卷三十九《答許順之》之四）。
朱熹還專門寫了《雜學辨·張無垢中庸解》來批駁張九成經解中的觀點。
首先，在對“中庸”的道德境界的理解上。
張九成認為“君子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朱熹駁之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即張九成認為通過“戒慎恐懼”等修養工夫，就可以使“心”“為中為和”，從而“心”就可“位天地、育萬物”。
朱熹則認為“中”“和”是本然之“天理”，天地萬物是“理之自然”，都不是人之心所能創造的，他斷定張九成的觀點是“原于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對張九成的批駁，具有客觀唯心主義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性質。
其次，在對“格物緻知”的修養方法的解釋上，張九成認為“格物知至之學，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于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孟子傳》卷十五《離婁上》）。
可見張九成是以佛家的“頓悟”來解釋儒家的“格物緻知”的修養方法的。
朱熹對此表示反對，說：“然則所緻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雜學辨·呂氏大學解》）。
即朱熹認為“堯舜境地”不是通過“緻知”一旦忽然“見”到的，而是要通過由淺入深的體認和踐履來逐步達到的。
故當張九成說：“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時，朱熹即批駁他說： 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
“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别。
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為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同上《雜學辨·張無垢中庸解》） 換言之，朱熹認為“盡性”是儒家體認和踐履倫理原則的道德修養方法，張九成所倡“見性”則是禅家頓悟心性之空寂的宗教修養方法。
朱熹對張九成的批駁，或他們間的對立，是宋代理學内部的分歧和對立。
所以盡管朱熹攻擊“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複出而不可得。
”并宣稱：“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
”（同上）但從陸學的興起來看，朱熹的讨伐在當時并未能給張九成多大的損傷，也未能阻止士大夫們對張九成所代表的那種思潮“靡然從之”之勢。
然而後來，随着朱熹的學術權威地位的确立和鞏固，朱熹往時的“曉惑之辨”也就成了當然之論，張九成自然要遭到貶損。
故《宋史》評定張九成學術思想曰：“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宋史》本傳）。
張九成的著作也多罹毀棄，他的長篇著述《尚書詳說》（五十卷）、《唐鲙》（五十卷，見《郡齋讀書志》）皆隻字未存。
直接表述他的思想的《語錄》（即《橫浦心傳》《橫浦日新》）、《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有十四卷，明代時已散佚，陶宗儀《說郛》著錄為一卷，後經張氏後裔多方搜集，今也隻存四卷。
張九成其他尚存經解也多是殘缺不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