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胡宏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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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邪”、為“惡”，亦即“人欲”，故天理人欲又有是非、正邪、善惡之分。
這說明胡宏的理欲觀，其出發點與歸結點是不一緻的。
他從天理人欲本無善惡開始，最後則以承認其有善惡之分而告終。
就是說，他以與程、朱的理欲觀相離異開始，以最後複歸于程、朱的理欲觀而告終，這反映了胡宏理欲觀的不徹底性。
四、理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未能從根本上突破正統儒學的唯心主義體系，但是，正如他的理學思想已經表現出非正宗傾向一樣，他在哲學上，尤其是在道物和名實等關系問題上，也表現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
胡宏論道，不同于程、朱，沒有“形而上”或“超然物外”一類的抽象言詞和神秘色彩。
雖然他也襲用“太極”，“太和”等儒家的傳統術語言道，但是他所指的，實際上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或法則：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
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知言》卷一） 這裡，胡宏既指出了道與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道不離物，物不離道；更指出這種關系不是對等的，所謂“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說的正是道對物的從屬關系。
因此，“離物求道”，猶如無風而求風之動，無水而求水之流一樣，是荒誕不稽的。
可見胡宏所講的道，不是超然物外的道，而是寓于物中之道，相當于他所講的“物之理”。
這樣的道物關系，與曆代唯物主義思想家主張的“道不離器”，“道在器中”的道器論，觀點是相通的，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必須指出，胡宏反對“離物求道”的道物論，是針對道家以“道”為“無”、為萬物本的觀點而發的。
他說： 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
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
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同上） 又說：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
（同上卷三） 在他看來，有、無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其區别隻在“可見”與“不可見”；“可見則為有”，“不可見則為無”；物與道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其區别隻在“形”與“不形”或有形與無形之間：有形則為物，無形則為道；有形則可見，故物為有；無形則不可見，故道為無。
實際上“道”并非“無”，隻是人眼看不到而已，所以說“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根據胡宏“道”與“理”相通的觀點，也就是“物之道則未嘗有無也”。
可見，在有、無問題上，胡宏是以“道”之為“有”反對老子以“道”為“無”的觀點的。
因此，他的道物論具有批判道家老子的虛無主義的積極意義。
在名實問題上，胡宏的觀點也表現出某些合理的因素。
他說：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
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
名實亂于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同上卷五） 據上述，胡宏的名實論包含着兩個要點：一是先有事實，後才有事實的名稱，兩者的先後次序不容倒置；二是與此相應，有什麼樣的事實，就有什麼樣的名稱，名應如實，名實相符。
由前者，他回答了名與實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
實際上這已經涉及哲學的基本問題，即存在和意識的關系問題。
從胡宏的上述觀點看，可以得出存在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的結論來，不過他并沒有正面的回答。
由後者，他回答了名與實之間是出于何種關系。
唯心論者也可以承認名實相符，但隻能是以實符名，即事實應該符合于名稱，而不能是以名符實。
胡宏的觀點顯然與唯心論者有别，它包含着某些接近于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真理的顆粒。
為什麼說“接近”而不說“就是”唯物主義反映論呢？因為從認識論來看，胡宏是一個觀照論者。
他說：“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同上卷四）。
就是說，他把人對于客觀事物的認識、反映，看成是一種消極的、機械的反射，猶如水照萬象一樣，是靜止的、沒有變化的反應。
這樣的認識論既排除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也排除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的内容，更排除了聯系主觀與客觀的紐帶——實踐，所以，胡宏的名實論隻能是形式地接近唯物主義反映論，包含着某些真理的顆粒。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胡宏的名實論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
最後，還要提到胡宏之學在宋代理學中的地位。
胡宏是繼楊時之後在南宋傳播洛學的最早一批理學家，與其同時的尚有李侗諸子。
南宋有名的理學家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其晚輩，張栻還是其嫡傳弟子。
由此看來，他是宋代理學由開創、形成、發展到集大成階段之間的關鍵性人物，居于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也是南宋“湖湘學統”的開創者。
然而，他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有影響的學派，因此到了元代，其思想學說就逐漸不為世人所注意而湮沒無聞了。
即使在南宋理學中，他的思想觀點也沒有得到學者廣泛的承認。
朱熹特作《知言疑義》力诋其非。
自稱門人的張栻對其師說也多有微詞，雖說《知言》“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知言·序》），但又謂“看多有所疑”（《南軒文集》卷一《答朱元晦》，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下同）。
唯呂祖謙對其學尚多有回護。
造成上述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胡宏理學思想的非正宗傾向為“世儒”和後代封建統治者所不容。
入元以後，程朱理學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所提倡，成為儒學正宗，于是“世儒”多聞風相從，胡宏之學自然遭到冷落，少有問津者。
*** [1]胡宏生卒年，史無明文記載。
按其兄胡寅生于宋哲宗紹聖五年（公元1098年），宏生年當在其後數年之間，或曰1102年，或曰1105年，今存而不論。
其卒年，據朱熹《跋五峰詩》：一則曰熹于“紹興庚辰”（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曾“戲以兩詩”，“或傳以語胡子”，得其嘉許；再則曰“明年胡子卒”，由此可斷卒于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
這說明胡宏的理欲觀，其出發點與歸結點是不一緻的。
他從天理人欲本無善惡開始，最後則以承認其有善惡之分而告終。
就是說，他以與程、朱的理欲觀相離異開始，以最後複歸于程、朱的理欲觀而告終，這反映了胡宏理欲觀的不徹底性。
四、理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未能從根本上突破正統儒學的唯心主義體系，但是，正如他的理學思想已經表現出非正宗傾向一樣，他在哲學上，尤其是在道物和名實等關系問題上，也表現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
胡宏論道，不同于程、朱，沒有“形而上”或“超然物外”一類的抽象言詞和神秘色彩。
雖然他也襲用“太極”，“太和”等儒家的傳統術語言道，但是他所指的，實際上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或法則：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
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知言》卷一） 這裡，胡宏既指出了道與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道不離物，物不離道；更指出這種關系不是對等的，所謂“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說的正是道對物的從屬關系。
因此，“離物求道”，猶如無風而求風之動，無水而求水之流一樣，是荒誕不稽的。
可見胡宏所講的道，不是超然物外的道，而是寓于物中之道，相當于他所講的“物之理”。
這樣的道物關系，與曆代唯物主義思想家主張的“道不離器”，“道在器中”的道器論，觀點是相通的，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必須指出，胡宏反對“離物求道”的道物論，是針對道家以“道”為“無”、為萬物本的觀點而發的。
他說： 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
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
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同上） 又說：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
（同上卷三） 在他看來，有、無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其區别隻在“可見”與“不可見”；“可見則為有”，“不可見則為無”；物與道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其區别隻在“形”與“不形”或有形與無形之間：有形則為物，無形則為道；有形則可見，故物為有；無形則不可見，故道為無。
實際上“道”并非“無”，隻是人眼看不到而已，所以說“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根據胡宏“道”與“理”相通的觀點，也就是“物之道則未嘗有無也”。
可見，在有、無問題上，胡宏是以“道”之為“有”反對老子以“道”為“無”的觀點的。
因此，他的道物論具有批判道家老子的虛無主義的積極意義。
在名實問題上，胡宏的觀點也表現出某些合理的因素。
他說：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
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
名實亂于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同上卷五） 據上述，胡宏的名實論包含着兩個要點：一是先有事實，後才有事實的名稱，兩者的先後次序不容倒置；二是與此相應，有什麼樣的事實，就有什麼樣的名稱，名應如實，名實相符。
由前者，他回答了名與實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
實際上這已經涉及哲學的基本問題，即存在和意識的關系問題。
從胡宏的上述觀點看，可以得出存在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的結論來，不過他并沒有正面的回答。
由後者，他回答了名與實之間是出于何種關系。
唯心論者也可以承認名實相符，但隻能是以實符名，即事實應該符合于名稱，而不能是以名符實。
胡宏的觀點顯然與唯心論者有别，它包含着某些接近于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真理的顆粒。
為什麼說“接近”而不說“就是”唯物主義反映論呢？因為從認識論來看，胡宏是一個觀照論者。
他說：“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同上卷四）。
就是說，他把人對于客觀事物的認識、反映，看成是一種消極的、機械的反射，猶如水照萬象一樣，是靜止的、沒有變化的反應。
這樣的認識論既排除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也排除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的内容，更排除了聯系主觀與客觀的紐帶——實踐，所以，胡宏的名實論隻能是形式地接近唯物主義反映論，包含着某些真理的顆粒。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胡宏的名實論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
最後，還要提到胡宏之學在宋代理學中的地位。
胡宏是繼楊時之後在南宋傳播洛學的最早一批理學家，與其同時的尚有李侗諸子。
南宋有名的理學家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其晚輩，張栻還是其嫡傳弟子。
由此看來，他是宋代理學由開創、形成、發展到集大成階段之間的關鍵性人物，居于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也是南宋“湖湘學統”的開創者。
然而，他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有影響的學派，因此到了元代，其思想學說就逐漸不為世人所注意而湮沒無聞了。
即使在南宋理學中，他的思想觀點也沒有得到學者廣泛的承認。
朱熹特作《知言疑義》力诋其非。
自稱門人的張栻對其師說也多有微詞，雖說《知言》“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知言·序》），但又謂“看多有所疑”（《南軒文集》卷一《答朱元晦》，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下同）。
唯呂祖謙對其學尚多有回護。
造成上述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胡宏理學思想的非正宗傾向為“世儒”和後代封建統治者所不容。
入元以後，程朱理學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所提倡，成為儒學正宗，于是“世儒”多聞風相從，胡宏之學自然遭到冷落，少有問津者。
*** [1]胡宏生卒年，史無明文記載。
按其兄胡寅生于宋哲宗紹聖五年（公元1098年），宏生年當在其後數年之間，或曰1102年，或曰1105年，今存而不論。
其卒年，據朱熹《跋五峰詩》：一則曰熹于“紹興庚辰”（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曾“戲以兩詩”，“或傳以語胡子”，得其嘉許；再則曰“明年胡子卒”，由此可斷卒于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