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胡宏的理學思想
關燈
小
中
大
胡宏是南宋有造詣的理學家，著述不多，然而其理學思想卻有獨到之處，于本體論、人性論、理欲觀以及道物、名實諸關系方面，其見解頗别開生面，具有非正宗的思想傾向，因而遭到正宗學者的非難。
全祖望對其學問十分推崇，謂“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卒開湖湘之學統”（《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說明胡宏之學在宋代理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胡宏的主要著作有《知言》六卷和《皇王大紀》八十卷。
此外，尚有《易外傳》、書、表、記等。
本章着重研究《知言》的理學思想及其特點。
第一節 胡宏的家學淵源 胡宏（公元？—1161年）[1]字仁仲，胡安國的少子，學者稱之五峰先生。
他一生不耽于仕途，初蔭補右承務郎，不調；後秦桧當國，留意于“故家子弟”，拟起用，遭其婉言謝絕。
他在《與秦桧之書》中說，功名利祿為其“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謂自己志在“立身行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他所理想的“大丈夫”是“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節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贊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五峰集》卷二）。
他這種潔身自好、不求富貴利達、不阿權勢者的思想性格，與其父胡安國的為人處世極為相似。
秦桧死，胡宏被召，以疾辭，終避不出，竟卒于家。
雖然胡宏無意于仕途，但這并不表明他不關心國事。
相反地，他時刻以社稷的安危為念。
他曾為此向高宗上萬言書，陳述其治國安邦的政治主張。
首先，他建議人主整饬三綱，認為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隻要三綱立而“邊鄙之叛逆可破也”（同上《上光堯皇帝書》），把維護封建綱常同抗擊金人、收複中原失地聯系起來。
其次，他建議人主要有“愛民之心”，“視民如傷”，反對朝廷“科斂無已”。
他說：“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
手足雖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強兵者務使有司富其民”，而不能“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同上）。
這是對儒家傳統的重民、仁民思想的具體發揮，表明胡宏對人民的疾苦的同情。
第三，他建議人主要重視人才，認為“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
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于胸中也”（同上）。
此外，他還提出大興屯田、罷度牒、裁汰冗兵等措施，希望高宗勵精圖治，振興宋室。
這說明胡宏所說的“立身行道”，始終是同“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然而，胡宏生平志在大道，以振興道學自任，謂“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又潛心于學術，視“為學是終身事”，認為隻要“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熏淘”，必能“有常而日新”（同上）。
其學術淵源，據張栻說，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按楊時）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按侯仲良）于荊門，而卒傳文定公（按胡安國）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知言·序》）。
《宋史》本傳和《宋元學案》也本此說：“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宋史》本傳）；“嘗見龜山（楊時）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荊門，卒傳其父之學”（《宋元學案》本學案）。
清人在評述《知言》時也稱：“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二）。
所謂“卒傳其父之學”，顯然是針對胡宏早年師事楊時、侯仲良而言的。
有關胡宏與楊、侯之間的師承傳授關系，文獻有缺，無法考定。
至于“卒傳其父之學”則大體可信。
例如論治道，胡安國在宋哲宗紹聖四年的進士策試裡曾“以漸複三代為對”，主張恢複古制（詳見本書第六章）。
胡宏在《知言》中也大倡此說，認為“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裡”（卷三），而“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卷二）；自秦、漢以來，“三代之道不行”，“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緻使世道多變故（卷三），公然把複井田，行封建，視為治道的綱紀。
這種崇複“三代”古制的複古理論，直接承其父之學甚明。
當然，這種複古理論也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孔、孟唱之于前，世儒應之于後，曆代相傳，構成儒家正統曆史觀的重要部分。
就此而論，胡宏的治道論可謂源遠流長。
又如，胡宏《知言》中的《春秋》說也是明顯地繼承父說的。
孔子為何作《春秋》？曆來是說經家的一大論題。
胡安國認為，孔子作《春秋》意在“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春秋傳·序》）。
胡宏秉其父之說，認為“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複天理，莫深切于《春秋》”（《知言》卷四），把孔子作《春秋》說成是為了“明辨”“天理人欲”，完全按照宋儒的倫理道德說教解釋《春秋》。
關于《春秋》“筆法”，胡安國認為，其于“天象”隻書“災異”不書“祥瑞”，意在戒“人主之慎所感”（《春秋傳》卷八）。
胡宏也持此說，謂“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知言》卷五）。
可見胡宏的《春秋》說也是本自家學。
至于論治學，胡安國重在匡世，他著《春秋傳》就是為了闡明“聖王經世之志”，以供時君世主取法（《春秋傳·序》），其目的性甚明。
胡宏也十分強調治學的目的性，指出：“學道者正如學射，才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
……君若不在于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雲”（《知言》卷四）！在他看來，為學不“求中的”無異于空談，毫不足取。
這種反對空談以“求中的”的治學态度，實際上是要求“通經緻用”
全祖望對其學問十分推崇，謂“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卒開湖湘之學統”（《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說明胡宏之學在宋代理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胡宏的主要著作有《知言》六卷和《皇王大紀》八十卷。
此外，尚有《易外傳》、書、表、記等。
本章着重研究《知言》的理學思想及其特點。
第一節 胡宏的家學淵源 胡宏（公元？—1161年）[1]字仁仲，胡安國的少子，學者稱之五峰先生。
他一生不耽于仕途，初蔭補右承務郎，不調；後秦桧當國，留意于“故家子弟”，拟起用，遭其婉言謝絕。
他在《與秦桧之書》中說，功名利祿為其“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謂自己志在“立身行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他所理想的“大丈夫”是“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節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贊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五峰集》卷二）。
他這種潔身自好、不求富貴利達、不阿權勢者的思想性格，與其父胡安國的為人處世極為相似。
秦桧死，胡宏被召，以疾辭，終避不出，竟卒于家。
雖然胡宏無意于仕途，但這并不表明他不關心國事。
相反地，他時刻以社稷的安危為念。
他曾為此向高宗上萬言書，陳述其治國安邦的政治主張。
首先，他建議人主整饬三綱，認為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隻要三綱立而“邊鄙之叛逆可破也”（同上《上光堯皇帝書》），把維護封建綱常同抗擊金人、收複中原失地聯系起來。
其次，他建議人主要有“愛民之心”，“視民如傷”，反對朝廷“科斂無已”。
他說：“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
手足雖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強兵者務使有司富其民”，而不能“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同上）。
這是對儒家傳統的重民、仁民思想的具體發揮，表明胡宏對人民的疾苦的同情。
第三，他建議人主要重視人才，認為“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
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于胸中也”（同上）。
此外，他還提出大興屯田、罷度牒、裁汰冗兵等措施，希望高宗勵精圖治，振興宋室。
這說明胡宏所說的“立身行道”，始終是同“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然而，胡宏生平志在大道，以振興道學自任，謂“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又潛心于學術，視“為學是終身事”，認為隻要“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熏淘”，必能“有常而日新”（同上）。
其學術淵源，據張栻說，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按楊時）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按侯仲良）于荊門，而卒傳文定公（按胡安國）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知言·序》）。
《宋史》本傳和《宋元學案》也本此說：“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宋史》本傳）；“嘗見龜山（楊時）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荊門，卒傳其父之學”（《宋元學案》本學案）。
清人在評述《知言》時也稱：“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二）。
所謂“卒傳其父之學”，顯然是針對胡宏早年師事楊時、侯仲良而言的。
有關胡宏與楊、侯之間的師承傳授關系，文獻有缺，無法考定。
至于“卒傳其父之學”則大體可信。
例如論治道，胡安國在宋哲宗紹聖四年的進士策試裡曾“以漸複三代為對”，主張恢複古制（詳見本書第六章）。
胡宏在《知言》中也大倡此說，認為“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裡”（卷三），而“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卷二）；自秦、漢以來，“三代之道不行”，“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緻使世道多變故（卷三），公然把複井田，行封建，視為治道的綱紀。
這種崇複“三代”古制的複古理論，直接承其父之學甚明。
當然，這種複古理論也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孔、孟唱之于前，世儒應之于後，曆代相傳，構成儒家正統曆史觀的重要部分。
就此而論，胡宏的治道論可謂源遠流長。
又如，胡宏《知言》中的《春秋》說也是明顯地繼承父說的。
孔子為何作《春秋》？曆來是說經家的一大論題。
胡安國認為，孔子作《春秋》意在“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春秋傳·序》）。
胡宏秉其父之說，認為“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複天理，莫深切于《春秋》”（《知言》卷四），把孔子作《春秋》說成是為了“明辨”“天理人欲”，完全按照宋儒的倫理道德說教解釋《春秋》。
關于《春秋》“筆法”，胡安國認為，其于“天象”隻書“災異”不書“祥瑞”，意在戒“人主之慎所感”（《春秋傳》卷八）。
胡宏也持此說，謂“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知言》卷五）。
可見胡宏的《春秋》說也是本自家學。
至于論治學，胡安國重在匡世，他著《春秋傳》就是為了闡明“聖王經世之志”，以供時君世主取法（《春秋傳·序》），其目的性甚明。
胡宏也十分強調治學的目的性，指出：“學道者正如學射，才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
……君若不在于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雲”（《知言》卷四）！在他看來，為學不“求中的”無異于空談，毫不足取。
這種反對空談以“求中的”的治學态度，實際上是要求“通經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