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朱震的生平及其《漢上易傳》中的象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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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公元1072—1138年）是南宋初年的著名學者。
他繼承了北宋的理學與象數學傳統，著有《漢上易傳》，書中保存了大量象數學資料，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
《宋元學案》把他的生平學術列為《漢上學案》一章。
宋、元、明、清曆代學者對他都有所評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二》著錄其《漢上易傳》，稱“其說以象數為宗，推本源流，包括異同。
”本章就他的生平經曆及著作論述其學術思想。
第一節 朱震的生平及著作 北宋統一後，交通便利，生産力進一步發展。
由于統治者的提倡，和雕版印刷的使用，學術十分繁榮，産生了一大批經學家、理學家和文學家，并印制了如《太平禦覽》《文苑英華》《資治通鑒》等大型書籍。
經學除相沿漢、唐以來的訓诂考釋傳統外，也産生了一些對傳統的不同看法。
如歐陽修的《易童子問》認為《系辭》不是孔子所作。
司馬光的《疑孟》對孟子提出了批評。
理學是北宋新興的産物，從安定（胡瑗）、泰山（孫複）、徂徕（石介）開始，就著重事功。
胡瑗在湖州教授，就設經義、治事二齋。
孫複在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多談政治，石介謂之“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
”其後範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歐陽修說過“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話。
而自從周惇頤根據道經畫出《太極圖》，二程寫《定性書》《識仁篇》《易傳》，提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理論和“涵養須用敬”的修養方法以來，理學家通過闡發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系辭》《春秋》為主的儒家經典，又吸收佛、老的思想，興起了大談理、氣、心、性的學風。
他們标榜道統的真傳，這很易遭受理學圈子以外人士的忌嫉，他們不言功利，又很容易被關心經世濟民的人們所反對。
宋神宗時，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之争，表現為變法與反變法之争。
理學派被稱為舊黨，新學派稱為新黨。
從神宗熙甯起，經哲宗元祐、徽宗崇甯，黨争此起彼落，幾經反複。
就在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新學派再次擡頭。
有人攻擊“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左右”。
尹、張是程頤的門人，尹因此放棄做官而在民間講學。
程頤對此感歎說：“吾死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呂德元《尹焞墓志銘》，引自《尹和靖集》）。
這一年便是程頤去世的一年。
新舊黨争一直延續到徽、欽二帝北徙。
北宋亡後，尹焞入蜀居涪州。
南渡以後，盡管偏安江左，學術文化仍然興盛。
理學基本上是屬于二程的正統派。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诏贈程頤直龍圖閣。
自從宋徽宗崇甯以來，理學被貶黜，至此重新推崇二程的學統，這是對理學的一大褒揚。
然而不久以後，左司谏陳公輔于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上疏請禁程氏學。
奏疏中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
……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轲，孟轲傳之頤。
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
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
……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
（《宋史》本傳） 這一上疏的背景是高宗正在召用退居四川的程門高足尹焞。
陳公輔上疏，首先把矛頭指向尹焞。
另外，陳公輔曾被高宗的經筵侍讀範沖所推薦，而範沖是元祐舊黨範祖禹的兒子。
可見陳與理學派是有淵源的。
範沖外調後，公輔感到不自安，見宋高宗求退，同時上疏反對程頤以自白。
就是這個陳公輔，同時又是反對王安石的健将，可見朝廷中黨争形勢的複雜。
他的上疏中說： 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政事。
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诋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
（同上） 又說： 自熙、豐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
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
（《續資治通鑒·宋高宗紹興六年》） 當時高宗切要的問題在于江淮之間的軍事以及怎樣穩定自己南方的政權，對于這些糾紛，他沒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
他的诏語是： 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宗，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中外，使知聯意。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一方面慰留公輔，同時又繼續召理學家尹焞從蜀來京。
尹焞自四川順流東下，經過江西。
呂德元在尹焞的墓志銘中記載： 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複辭。
曰：“學程氏者焞也。
生事之三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
”（引自《尹和靖集》） 其中的言者，就是指陳公輔。
陳公輔上疏引起的另一反響是侍讀胡安國的反駁。
胡安國于高宗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上疏，針對陳公輔的言論進行辯解說： 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夫頤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
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悌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願下禮官，讨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
……（《宋史紀事本末·道學崇黜》） 安國疏上後，陳公輔與同官周祕、石公揆等交章論胡安國“學術頗僻”。
《宋史》記載陳等三人行動是“承望宰相風旨”。
宰相，指當時的呂頤浩與朱勝非。
因此盡管站在理學一方的張浚推薦胡安國，安國仍是辭官，以提舉江州太平觀的祠官名義，退而從事他的著作《春秋傳》。
這書作為理學家的解經著作，在後世影響很大。
元、明兩朝的科舉制度中，關于《春秋》一經，就規定用胡安國傳。
宋高宗從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在應天（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後，一直忙于保全自己皇位，防止徽、欽二帝南歸，同時争取臣僚擁戴，穩定局面。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閏二月，恢複了經筵開講。
所講的内容無非聖經賢傳，如《春秋》《周易》等。
主講的人則是理學家如楊時、尹焞、胡安國、範沖、朱震等。
當時即使有一股反理學的勢力攻擊理學家沽名釣譽、虛僞詭異、言行不一，但理學家在朝利用經筵，建言劃策，在野端居養望，聚徒講學，力量仍然潛滋暗長。
以上的社會背景以及學術文化背景，就是朱震生平經曆的曆史舞台之一幕，其中人物事件大部與朱震畢生活動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朱震字子發，湖北荊門（今湖北荊門市）人。
靖康金兵入汴時，已經55歲。
南渡後，他隻生存了十一年，殁于高宗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
曆史記載他的活動主要在南宋。
朱震曾于徽宗政和時登進士第，擔任過州縣官。
北宋亡前一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54歲，被朝廷召為太學《春秋》博士。
朱震不及二程之門，但在北宋之末，與二程的學生謝良佐關系密切。
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朱震偕弟朱巽（字子權）往見，飯餘茶罷，謝良佐掀髯講《論語》。
講的是《子見齊衰者》一章及《師冕見》一章。
前者記：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子罕》） 後者記： 師冕（指一個盲樂師）見。
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衛靈公》） 以上《論語》原意是說明對某些人要尊重、同情或幫助，所謂“不侮鳏寡，不虐無告”。
這是孔子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而謝良佐飽饫二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教，他對朱震解釋上述兩段《論語》的要義是： 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内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于天道，本末一貫。
一部《論語》，隻恁地看。
（《宋元學案·上蔡學案附錄》） 把處世原則染上哲學的色彩，這是理學家一個主要特點。
其後又寫信給朱震說： 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
康侯（指胡安國）謂公博洽。
少輩未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指程颢）讀《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
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
此可以窺其意旨也。
（《上蔡先生語錄》胡憲跋） 這信的前部分講如果學術不為人所知，也要坦然自若，這是理學家的通常修養。
後來朱震在解《易》時說：“不見是而無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
”又說：“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窮亦樂，通亦樂”（《漢上易傳·井卦》）。
表示他接受這一觀點。
信的後半段是說讀書要有目的性。
沒有目的的記問之學是“玩物喪志”。
其後朱震在《漢上易傳·大畜卦》中說：“德者剛健，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畜其德矣。
夫以方寸之地，觀萬世之變，塗之人而上配堯舜，非多識之，其能畜乎？” 所謂“迹”與“言”，當然是聖人之道。
這裡指出了學習經典的目的，是“多識前言往行”，是為了了解聖賢的用心，以畜其德。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朱震對二程及其門人的思想繼承是有脈絡可尋的。
胡安國是朱震的老友，也是重要的理學家。
胡安國于北宋哲宗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及第後，任荊南教授。
荊門是朱震舊遊之地。
從那時起，兩人相識。
他除尊謝良佐為前輩外，對二程門人遊酢、楊時都很接近，關系在師友之間。
謝良佐曾對朱震說：“康侯（胡安國）正如大雪嚴冬，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伊洛淵源錄》卷十三《胡文定公行狀略》）。
這些學者，連同北宋末聚徒洛中的尹焞，形成一個理學家的圈子，都是兩宋交替時代的理學代表人物。
胡安國從荊南入為太學博士。
後又提舉湖北、湖南學事，提舉成都學事。
在湖北時，以長官身份，對當時任應城知縣的謝良佐修後進之禮，人們感到驚訝。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任中書舍人侍講，這時安國向高宗推舉朱震，參知政事趙鼎，向高宗陳說當世人才，認為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
于是召朱震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時在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
第二年恢複經筵。
從二月到十月朱震連續擢升八次，名義是秘書少監、秘書少監兼侍講、承議郎、起居郎、資善堂贊讀、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朝散郎、左朝請郎等。
紹興六年，除給事中，又轉左朝奉大夫。
這兩年朱震除了經筵講讀之外，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紹興五年四月中，龍圖閣直學士楊時病殁，朱震上表說：“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
其撰述皆有益于學者”（《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五年》）。
由于朱震的上疏，高宗下诏取閱楊時的《三經義辨》，并賜其家銀帛二百兩匹。
後楊時谥為“文靖”。
另一件事是紹興六年秋，朱震把所著《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及《周易叢說》一卷，共十三卷進呈高宗。
這就是後人稱為《漢上易傳》的那部名著。
進書時，朱震寫了《進周易表》。
其中論述《周易》的流傳，《河圖》《洛書》的授受，以及他本人的學術淵源。
紹興六年年底發生了左司谏陳公輔上疏反對理學宗師程頤的事件，朱震對此事沒有進行争論，理學中某些人感到不滿意。
據載：“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诤，論者非之”（《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正月，朱震看到理學局面不穩，向宰相張浚提出，要求去職，沒有得到允許。
朱震的老友胡安國對朱也感到不滿，寫信給長子胡寅說：“子發求去，未免晚矣。
當公輔之說才上，若據理力争，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何為也？”于是胡安國自己上疏為程頤辯護。
已見前述。
同時，胡安國進一步要求對二程、張載、邵雍加封号。
理學家從其本身立場看，自認為君子，而認反理學的為小人。
在胡安國看來，君子小人是不相容的。
而朱震則另有一套議論。
在他的《漢上易傳》中有這樣的見解： 天下惡人衆多，疾之已甚。
人人與君子為敵，是睽（睽有不同的意義）者既合而複睽，斯亦君子之咎也。
（《睽卦》） 在《遯卦》中又說： 小人遠之則怨，怨則所以害君子者無所不至。
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
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
不惡，故不可得而疏。
嚴，故不可得而親。
是以莫之怨亦莫敢侮。
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
自古觀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志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于矯激太過，豈能無咎？（《觀卦》） 漢唐之亂，始于小人為
他繼承了北宋的理學與象數學傳統，著有《漢上易傳》，書中保存了大量象數學資料，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
《宋元學案》把他的生平學術列為《漢上學案》一章。
宋、元、明、清曆代學者對他都有所評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二》著錄其《漢上易傳》，稱“其說以象數為宗，推本源流，包括異同。
”本章就他的生平經曆及著作論述其學術思想。
第一節 朱震的生平及著作 北宋統一後，交通便利，生産力進一步發展。
由于統治者的提倡，和雕版印刷的使用，學術十分繁榮，産生了一大批經學家、理學家和文學家，并印制了如《太平禦覽》《文苑英華》《資治通鑒》等大型書籍。
經學除相沿漢、唐以來的訓诂考釋傳統外，也産生了一些對傳統的不同看法。
如歐陽修的《易童子問》認為《系辭》不是孔子所作。
司馬光的《疑孟》對孟子提出了批評。
理學是北宋新興的産物，從安定（胡瑗）、泰山（孫複）、徂徕（石介）開始，就著重事功。
胡瑗在湖州教授，就設經義、治事二齋。
孫複在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多談政治，石介謂之“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
”其後範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歐陽修說過“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話。
而自從周惇頤根據道經畫出《太極圖》，二程寫《定性書》《識仁篇》《易傳》，提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理論和“涵養須用敬”的修養方法以來，理學家通過闡發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系辭》《春秋》為主的儒家經典，又吸收佛、老的思想，興起了大談理、氣、心、性的學風。
他們标榜道統的真傳，這很易遭受理學圈子以外人士的忌嫉，他們不言功利，又很容易被關心經世濟民的人們所反對。
宋神宗時，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之争，表現為變法與反變法之争。
理學派被稱為舊黨，新學派稱為新黨。
從神宗熙甯起，經哲宗元祐、徽宗崇甯，黨争此起彼落，幾經反複。
就在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新學派再次擡頭。
有人攻擊“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左右”。
尹、張是程頤的門人，尹因此放棄做官而在民間講學。
程頤對此感歎說：“吾死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呂德元《尹焞墓志銘》，引自《尹和靖集》）。
這一年便是程頤去世的一年。
新舊黨争一直延續到徽、欽二帝北徙。
北宋亡後，尹焞入蜀居涪州。
南渡以後，盡管偏安江左，學術文化仍然興盛。
理學基本上是屬于二程的正統派。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诏贈程頤直龍圖閣。
自從宋徽宗崇甯以來，理學被貶黜，至此重新推崇二程的學統，這是對理學的一大褒揚。
然而不久以後，左司谏陳公輔于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上疏請禁程氏學。
奏疏中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
……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轲，孟轲傳之頤。
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
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
……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
（《宋史》本傳） 這一上疏的背景是高宗正在召用退居四川的程門高足尹焞。
陳公輔上疏，首先把矛頭指向尹焞。
另外，陳公輔曾被高宗的經筵侍讀範沖所推薦，而範沖是元祐舊黨範祖禹的兒子。
可見陳與理學派是有淵源的。
範沖外調後，公輔感到不自安，見宋高宗求退，同時上疏反對程頤以自白。
就是這個陳公輔，同時又是反對王安石的健将，可見朝廷中黨争形勢的複雜。
他的上疏中說： 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政事。
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诋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
（同上） 又說： 自熙、豐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
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
（《續資治通鑒·宋高宗紹興六年》） 當時高宗切要的問題在于江淮之間的軍事以及怎樣穩定自己南方的政權，對于這些糾紛，他沒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
他的诏語是： 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宗，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中外，使知聯意。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一方面慰留公輔，同時又繼續召理學家尹焞從蜀來京。
尹焞自四川順流東下，經過江西。
呂德元在尹焞的墓志銘中記載： 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複辭。
曰：“學程氏者焞也。
生事之三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
”（引自《尹和靖集》） 其中的言者，就是指陳公輔。
陳公輔上疏引起的另一反響是侍讀胡安國的反駁。
胡安國于高宗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上疏，針對陳公輔的言論進行辯解說： 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夫頤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
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悌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願下禮官，讨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
……（《宋史紀事本末·道學崇黜》） 安國疏上後，陳公輔與同官周祕、石公揆等交章論胡安國“學術頗僻”。
《宋史》記載陳等三人行動是“承望宰相風旨”。
宰相，指當時的呂頤浩與朱勝非。
因此盡管站在理學一方的張浚推薦胡安國，安國仍是辭官，以提舉江州太平觀的祠官名義，退而從事他的著作《春秋傳》。
這書作為理學家的解經著作，在後世影響很大。
元、明兩朝的科舉制度中，關于《春秋》一經，就規定用胡安國傳。
宋高宗從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在應天（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後，一直忙于保全自己皇位，防止徽、欽二帝南歸，同時争取臣僚擁戴，穩定局面。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閏二月，恢複了經筵開講。
所講的内容無非聖經賢傳，如《春秋》《周易》等。
主講的人則是理學家如楊時、尹焞、胡安國、範沖、朱震等。
當時即使有一股反理學的勢力攻擊理學家沽名釣譽、虛僞詭異、言行不一，但理學家在朝利用經筵，建言劃策，在野端居養望，聚徒講學，力量仍然潛滋暗長。
以上的社會背景以及學術文化背景，就是朱震生平經曆的曆史舞台之一幕，其中人物事件大部與朱震畢生活動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朱震字子發，湖北荊門（今湖北荊門市）人。
靖康金兵入汴時，已經55歲。
南渡後，他隻生存了十一年，殁于高宗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
曆史記載他的活動主要在南宋。
朱震曾于徽宗政和時登進士第，擔任過州縣官。
北宋亡前一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54歲，被朝廷召為太學《春秋》博士。
朱震不及二程之門，但在北宋之末，與二程的學生謝良佐關系密切。
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朱震偕弟朱巽（字子權）往見，飯餘茶罷，謝良佐掀髯講《論語》。
講的是《子見齊衰者》一章及《師冕見》一章。
前者記：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子罕》） 後者記： 師冕（指一個盲樂師）見。
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衛靈公》） 以上《論語》原意是說明對某些人要尊重、同情或幫助，所謂“不侮鳏寡，不虐無告”。
這是孔子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而謝良佐飽饫二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教，他對朱震解釋上述兩段《論語》的要義是： 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内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于天道，本末一貫。
一部《論語》，隻恁地看。
（《宋元學案·上蔡學案附錄》） 把處世原則染上哲學的色彩，這是理學家一個主要特點。
其後又寫信給朱震說： 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
康侯（指胡安國）謂公博洽。
少輩未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指程颢）讀《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
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
此可以窺其意旨也。
（《上蔡先生語錄》胡憲跋） 這信的前部分講如果學術不為人所知，也要坦然自若，這是理學家的通常修養。
後來朱震在解《易》時說：“不見是而無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
”又說：“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窮亦樂，通亦樂”（《漢上易傳·井卦》）。
表示他接受這一觀點。
信的後半段是說讀書要有目的性。
沒有目的的記問之學是“玩物喪志”。
其後朱震在《漢上易傳·大畜卦》中說：“德者剛健，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畜其德矣。
夫以方寸之地，觀萬世之變，塗之人而上配堯舜，非多識之，其能畜乎？” 所謂“迹”與“言”，當然是聖人之道。
這裡指出了學習經典的目的，是“多識前言往行”，是為了了解聖賢的用心，以畜其德。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朱震對二程及其門人的思想繼承是有脈絡可尋的。
胡安國是朱震的老友，也是重要的理學家。
胡安國于北宋哲宗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及第後，任荊南教授。
荊門是朱震舊遊之地。
從那時起，兩人相識。
他除尊謝良佐為前輩外，對二程門人遊酢、楊時都很接近，關系在師友之間。
謝良佐曾對朱震說：“康侯（胡安國）正如大雪嚴冬，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伊洛淵源錄》卷十三《胡文定公行狀略》）。
這些學者，連同北宋末聚徒洛中的尹焞，形成一個理學家的圈子，都是兩宋交替時代的理學代表人物。
胡安國從荊南入為太學博士。
後又提舉湖北、湖南學事，提舉成都學事。
在湖北時，以長官身份，對當時任應城知縣的謝良佐修後進之禮，人們感到驚訝。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任中書舍人侍講，這時安國向高宗推舉朱震，參知政事趙鼎，向高宗陳說當世人才，認為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
于是召朱震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時在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
第二年恢複經筵。
從二月到十月朱震連續擢升八次，名義是秘書少監、秘書少監兼侍講、承議郎、起居郎、資善堂贊讀、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朝散郎、左朝請郎等。
紹興六年，除給事中，又轉左朝奉大夫。
這兩年朱震除了經筵講讀之外，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紹興五年四月中，龍圖閣直學士楊時病殁，朱震上表說：“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
其撰述皆有益于學者”（《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五年》）。
由于朱震的上疏，高宗下诏取閱楊時的《三經義辨》，并賜其家銀帛二百兩匹。
後楊時谥為“文靖”。
另一件事是紹興六年秋，朱震把所著《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及《周易叢說》一卷，共十三卷進呈高宗。
這就是後人稱為《漢上易傳》的那部名著。
進書時，朱震寫了《進周易表》。
其中論述《周易》的流傳，《河圖》《洛書》的授受，以及他本人的學術淵源。
紹興六年年底發生了左司谏陳公輔上疏反對理學宗師程頤的事件，朱震對此事沒有進行争論，理學中某些人感到不滿意。
據載：“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诤，論者非之”（《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正月，朱震看到理學局面不穩，向宰相張浚提出，要求去職，沒有得到允許。
朱震的老友胡安國對朱也感到不滿，寫信給長子胡寅說：“子發求去，未免晚矣。
當公輔之說才上，若據理力争，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何為也？”于是胡安國自己上疏為程頤辯護。
已見前述。
同時，胡安國進一步要求對二程、張載、邵雍加封号。
理學家從其本身立場看，自認為君子，而認反理學的為小人。
在胡安國看來，君子小人是不相容的。
而朱震則另有一套議論。
在他的《漢上易傳》中有這樣的見解： 天下惡人衆多，疾之已甚。
人人與君子為敵，是睽（睽有不同的意義）者既合而複睽，斯亦君子之咎也。
（《睽卦》） 在《遯卦》中又說： 小人遠之則怨，怨則所以害君子者無所不至。
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
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
不惡，故不可得而疏。
嚴，故不可得而親。
是以莫之怨亦莫敢侮。
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
自古觀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志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于矯激太過，豈能無咎？（《觀卦》） 漢唐之亂，始于小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