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安國《春秋傳》的理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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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也是宋代理學家說經的一個重點。
考宋儒說經，其著錄之繁富，除《周易》外，當以《春秋》為最。
清人謂“說《春秋》者莫夥于兩宋”，不無道理。
足見《春秋》之學在宋代經學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因此，研究宋代理學，不能不對宋儒的《春秋》學加以考察。
宋儒治《春秋》，大體循着唐代經學家啖助、趙匡、陸淳一派的學術路徑，棄專門而求通學，雖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兼采《春秋》三傳，斷以己意。
叙事多采《左傳》，述義多采《公》《谷》，而尤着重于《春秋》“大義”的闡發，其最顯者，應首推胡安國。
胡安國是宋代經學家，以治《春秋》見長，撰有《春秋傳》三十卷，名于世，為元、明兩朝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對後代有相當的影響。
本章着重研究胡安國《春秋傳》（下簡稱《胡傳》）的學術觀點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第一節 胡安國的生平事迹和學統師承 胡安國（公元1074—1138年）字康侯，谥文定，北宋建甯崇安（今屬福建）人，哲宗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擢為太學博士，旋提舉湖南學事。
其時哲宗親政，廢除元祐舊制，崇複神宗熙甯、元豐新法，重新起用推行新法的新黨，罷黜反對新法的元祐舊黨。
而此時的胡安國，政治上偏于保守。
他傾向舊黨，主張複古，不以重行新法為然。
如他在紹聖四年的進士策試中，不但沒有反對元祐舊黨的言論，而且竟“以漸複三代為對”（《宋史》本傳），主張恢複古制。
這無疑是對哲宗重行新法的異議，其政治傾向性甚明。
然而，胡安國政治上并非一味守舊，泥古不化。
欽宗時，他針對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吏治敗壞、奸佞弄權、朋黨猖獗的種種弊端，建議欽宗革新朝政，認為隻有行“新政”，“中興”才有希望：“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複正”（同上）。
其時金人南向，逼近汴京，威脅着宋王室的安全。
有近臣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
胡安國表示異議，指出“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财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同上）？他主張分散四都總管之權，由二十三路帥府行使。
這種防範地方專權的思想主張，旨在尊君抑臣，加強中央集權。
這一思想觀點在他後來治《春秋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
安國獻《時政論》，講劃軍國大計，建議人主“當必志于恢複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掃平仇敵，迎複兩宮（指徽宗、欽宗）”，積極主張抗金，收複失地。
其時高宗欲起用故相朱勝非都督軍務。
安國據實直谏，力辟朱勝非讨好金人，贻誤社稷，循緻中原淪陷，宋室南渡。
高宗遂改朱勝非為侍讀。
安國持錄黃不下，鮮明地表明其堅決抗金的立場以及同主和派勢不兩立的态度。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诏胡安國為經筵舊臣，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八年（公元1138年）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安國為寶文閣直學士；同年卒，終年六十五。
胡安國一生，雖在官四十年，而實曆職不及六載。
其為人、處事，“以聖人為标的”，重操守，講忠信，性格耿直，不趨炎附勢，阿谀權貴。
欽宗曾問中丞許翰識胡安國否？許答：“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宋史》本傳）。
胡安國不但不與權貴為伍，而且每逢召對言事，敢于直谏，“徧觸權貴”。
因此他屢遭權貴們的排斥、打擊。
他處事無論巨細，從不苟且。
有人勸他“事之小者，盍姑置之”。
他說：“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同上）。
這種不阿權貴，對事無所顧忌的态度，是胡安國為人、處世的顯著特點。
宋儒特别強調忠孝等封建綱常，胡安國行之尤笃。
靖康中，金人圍困京城。
其時安國之子胡寅尚在城中，有客為之擔憂。
安國則首先以人主之安危為念。
他說：“主上在重圍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同上）！其忠君之心，溢于言表。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赴阙途中，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安國愀然說：“二帝蒙塵，豈吾徒為樂之日？敢辭”（《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安國最講孝道，為學官，京師同僚勸其買妾。
他說：“吾親待養于千裡之外，曾以是為急乎？遽寝其議”（同上）。
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安國時提舉成都學事，父沒終喪，他對子弟說：“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鐘，将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稼自給，聊以此終身（《宋史》本傳）。
上舉數端，足見其忠臣孝子的真儒本色。
胡安國十分注重個人品格的修養，雖一生屢遭權貴貶斥，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而“貧”字為口所不道，手所不書。
他以此告誡子弟：“對人言貧，其意将何求”（《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自稱：“吾平生出處皆内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宋史》本傳）！他這種安貧樂道、不求利達、“蕭然塵表”的處世态度，與理學大師程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不求仕進”（《宋史》卷四二七），又何其相似！無怪乎胡安國的同時代人把他與理學開派人物“二程先生”相提并論。
謝良佐論年輩居安國之長，但對其人格卻十分敬服，稱他如大冬嚴雪中的蒼松翠柏，可見其氣節不凡，堪稱宋代儒林的表率。
《宋先》贊他“進退合義”，為渡江以來儒者之冠，絕非虛語。
從學統看，胡安國本人并非二程嫡傳，然其學術上宗程頤則是定論。
他自稱其學問多得之于“伊川書”。
高宗時，曾有谏官诋安國為“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直言不諱，對程頤之學大加稱贊：“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
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宋史》本傳）。
他建議朝廷“加之封爵，載在祀典”，诏“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同上），公然奉程頤之學為正宗。
全祖望稱安國為“私淑洛學而大成者”（《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是符合事實的。
至于胡安國學術的直接師承，曆來說法不一。
争論的焦點是：他與“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遊酢的關系。
多數學者認為，二程之後，有兩個分支：楊時得之而南傳于羅從彥，羅從彥傳于李侗，李侗傳于朱熹，此為一派；謝良佐得之傳于胡安國，胡安國傳其子胡宏，胡宏傳于張栻，此為又一派。
胡安國與謝良佐之間是師承傳授關系的看法，實始于朱熹。
朱熹在《上蔡祠記》中嘗說，胡安國“以弟子禮禀學”。
清人黃宗羲沿襲其說，謂“先生（安國）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為多”，遂列胡安國于謝良佐門下。
全祖望以“師友”說力辟上述的“弟子”說，指出：“文定從謝、楊、遊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為多。
’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
”他還認為，“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楊時）”，而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其再傳”（《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這樣，全祖望不但認為胡安國與程門謝、楊、遊三先生之間是師友關系，而且還充分肯定他在南宋洛學中的地位，與程門高足楊時齊觀。
據《宋史》本傳，全祖望的“師友”說似乎更接近于事實： 安國所與遊者，遊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安國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宋史》本傳這段記載，用“所與遊者”的提法，說明安國與遊、謝、楊像是朋輩間交往、互訪的關系；所謂“質疑訪道”，也像是同人于學問上往返切磋的關系，從中很難看出安國與遊、謝、楊是師生間上下傳授的關系。
謝良佐稱安國如大冬嚴雪中的松柏，也足以說明胡安國在謝氏心目中的地位，絕非“門人”所能比拟。
黃宗羲本人也承認，“先生（安國）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像這樣的品評也與“弟子”的身份不相稱。
胡安國在論其傳授時也稱“自有來曆”，“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
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同上卷二十五《龜山學案·附錄》），沒有提到受于謝、楊、遊三先生。
因此，我們可以排除胡安國為“謝氏門下”的說法。
《宋史》本傳曾提到胡安國對楊、謝“禮之甚恭”。
全祖望也提到安國曾向“三先生以求學統”。
因為“三先生”畢竟是“程門高弟”，論年歲也居安國之長，所以胡安國本人稱謝、楊、遊三先生“義兼師友”是自有其道理的。
總之，從學統看，胡安國上宗二程，尤其是“程頤之學”，下接“程門高弟”謝、楊、遊，尤其是謝良佐；從師承看，胡安國與謝、楊、遊之間是師友關系。
第二節 胡安國的治學路徑與《春秋傳》的成書 胡安國的學問重在匡世，其為學以“康濟時艱”為職志。
他說： 聖門之學，則以緻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
故自修身至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顯然，這種以“格”“緻”“正”“誠”為起點，以“
考宋儒說經，其著錄之繁富，除《周易》外，當以《春秋》為最。
清人謂“說《春秋》者莫夥于兩宋”，不無道理。
足見《春秋》之學在宋代經學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因此，研究宋代理學，不能不對宋儒的《春秋》學加以考察。
宋儒治《春秋》，大體循着唐代經學家啖助、趙匡、陸淳一派的學術路徑，棄專門而求通學，雖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兼采《春秋》三傳，斷以己意。
叙事多采《左傳》，述義多采《公》《谷》，而尤着重于《春秋》“大義”的闡發，其最顯者，應首推胡安國。
胡安國是宋代經學家，以治《春秋》見長，撰有《春秋傳》三十卷，名于世，為元、明兩朝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對後代有相當的影響。
本章着重研究胡安國《春秋傳》（下簡稱《胡傳》）的學術觀點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第一節 胡安國的生平事迹和學統師承 胡安國（公元1074—1138年）字康侯，谥文定，北宋建甯崇安（今屬福建）人，哲宗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擢為太學博士，旋提舉湖南學事。
其時哲宗親政，廢除元祐舊制，崇複神宗熙甯、元豐新法，重新起用推行新法的新黨，罷黜反對新法的元祐舊黨。
而此時的胡安國，政治上偏于保守。
他傾向舊黨，主張複古，不以重行新法為然。
如他在紹聖四年的進士策試中，不但沒有反對元祐舊黨的言論，而且竟“以漸複三代為對”（《宋史》本傳），主張恢複古制。
這無疑是對哲宗重行新法的異議，其政治傾向性甚明。
然而，胡安國政治上并非一味守舊，泥古不化。
欽宗時，他針對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吏治敗壞、奸佞弄權、朋黨猖獗的種種弊端，建議欽宗革新朝政，認為隻有行“新政”，“中興”才有希望：“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複正”（同上）。
其時金人南向，逼近汴京，威脅着宋王室的安全。
有近臣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
胡安國表示異議，指出“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财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同上）？他主張分散四都總管之權，由二十三路帥府行使。
這種防範地方專權的思想主張，旨在尊君抑臣，加強中央集權。
這一思想觀點在他後來治《春秋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
安國獻《時政論》，講劃軍國大計，建議人主“當必志于恢複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掃平仇敵，迎複兩宮（指徽宗、欽宗）”，積極主張抗金，收複失地。
其時高宗欲起用故相朱勝非都督軍務。
安國據實直谏，力辟朱勝非讨好金人，贻誤社稷，循緻中原淪陷，宋室南渡。
高宗遂改朱勝非為侍讀。
安國持錄黃不下，鮮明地表明其堅決抗金的立場以及同主和派勢不兩立的态度。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诏胡安國為經筵舊臣，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八年（公元1138年）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安國為寶文閣直學士；同年卒，終年六十五。
胡安國一生，雖在官四十年，而實曆職不及六載。
其為人、處事，“以聖人為标的”，重操守，講忠信，性格耿直，不趨炎附勢，阿谀權貴。
欽宗曾問中丞許翰識胡安國否？許答：“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宋史》本傳）。
胡安國不但不與權貴為伍，而且每逢召對言事，敢于直谏，“徧觸權貴”。
因此他屢遭權貴們的排斥、打擊。
他處事無論巨細，從不苟且。
有人勸他“事之小者，盍姑置之”。
他說：“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同上）。
這種不阿權貴，對事無所顧忌的态度，是胡安國為人、處世的顯著特點。
宋儒特别強調忠孝等封建綱常，胡安國行之尤笃。
靖康中，金人圍困京城。
其時安國之子胡寅尚在城中，有客為之擔憂。
安國則首先以人主之安危為念。
他說：“主上在重圍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同上）！其忠君之心，溢于言表。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赴阙途中，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安國愀然說：“二帝蒙塵，豈吾徒為樂之日？敢辭”（《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安國最講孝道，為學官，京師同僚勸其買妾。
他說：“吾親待養于千裡之外，曾以是為急乎？遽寝其議”（同上）。
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安國時提舉成都學事，父沒終喪，他對子弟說：“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鐘，将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稼自給，聊以此終身（《宋史》本傳）。
上舉數端，足見其忠臣孝子的真儒本色。
胡安國十分注重個人品格的修養，雖一生屢遭權貴貶斥，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而“貧”字為口所不道，手所不書。
他以此告誡子弟：“對人言貧，其意将何求”（《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自稱：“吾平生出處皆内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宋史》本傳）！他這種安貧樂道、不求利達、“蕭然塵表”的處世态度，與理學大師程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不求仕進”（《宋史》卷四二七），又何其相似！無怪乎胡安國的同時代人把他與理學開派人物“二程先生”相提并論。
謝良佐論年輩居安國之長，但對其人格卻十分敬服，稱他如大冬嚴雪中的蒼松翠柏，可見其氣節不凡，堪稱宋代儒林的表率。
《宋先》贊他“進退合義”，為渡江以來儒者之冠，絕非虛語。
從學統看，胡安國本人并非二程嫡傳，然其學術上宗程頤則是定論。
他自稱其學問多得之于“伊川書”。
高宗時，曾有谏官诋安國為“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直言不諱，對程頤之學大加稱贊：“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
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宋史》本傳）。
他建議朝廷“加之封爵，載在祀典”，诏“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同上），公然奉程頤之學為正宗。
全祖望稱安國為“私淑洛學而大成者”（《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是符合事實的。
至于胡安國學術的直接師承，曆來說法不一。
争論的焦點是：他與“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遊酢的關系。
多數學者認為，二程之後，有兩個分支：楊時得之而南傳于羅從彥，羅從彥傳于李侗，李侗傳于朱熹，此為一派；謝良佐得之傳于胡安國，胡安國傳其子胡宏，胡宏傳于張栻，此為又一派。
胡安國與謝良佐之間是師承傳授關系的看法，實始于朱熹。
朱熹在《上蔡祠記》中嘗說，胡安國“以弟子禮禀學”。
清人黃宗羲沿襲其說，謂“先生（安國）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為多”，遂列胡安國于謝良佐門下。
全祖望以“師友”說力辟上述的“弟子”說，指出：“文定從謝、楊、遊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為多。
’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
”他還認為，“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楊時）”，而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其再傳”（《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這樣，全祖望不但認為胡安國與程門謝、楊、遊三先生之間是師友關系，而且還充分肯定他在南宋洛學中的地位，與程門高足楊時齊觀。
據《宋史》本傳，全祖望的“師友”說似乎更接近于事實： 安國所與遊者，遊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安國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宋史》本傳這段記載，用“所與遊者”的提法，說明安國與遊、謝、楊像是朋輩間交往、互訪的關系；所謂“質疑訪道”，也像是同人于學問上往返切磋的關系，從中很難看出安國與遊、謝、楊是師生間上下傳授的關系。
謝良佐稱安國如大冬嚴雪中的松柏，也足以說明胡安國在謝氏心目中的地位，絕非“門人”所能比拟。
黃宗羲本人也承認，“先生（安國）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像這樣的品評也與“弟子”的身份不相稱。
胡安國在論其傳授時也稱“自有來曆”，“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
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同上卷二十五《龜山學案·附錄》），沒有提到受于謝、楊、遊三先生。
因此，我們可以排除胡安國為“謝氏門下”的說法。
《宋史》本傳曾提到胡安國對楊、謝“禮之甚恭”。
全祖望也提到安國曾向“三先生以求學統”。
因為“三先生”畢竟是“程門高弟”，論年歲也居安國之長，所以胡安國本人稱謝、楊、遊三先生“義兼師友”是自有其道理的。
總之，從學統看，胡安國上宗二程，尤其是“程頤之學”，下接“程門高弟”謝、楊、遊，尤其是謝良佐；從師承看，胡安國與謝、楊、遊之間是師友關系。
第二節 胡安國的治學路徑與《春秋傳》的成書 胡安國的學問重在匡世，其為學以“康濟時艱”為職志。
他說： 聖門之學，則以緻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
故自修身至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顯然，這種以“格”“緻”“正”“誠”為起點，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