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安國《春秋傳》的理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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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齊”“治”“平”為旨歸的治學路徑，是宋代理學家“通經緻用”的學術風格。
自二程以來，宋儒特别推崇《大學》，将其冠于“四書”之首，與五經并行，就是旨在“緻用”。
朱熹說：“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緻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朱子語類》卷十四）。
胡安國所以盡畢生之力治《春秋》，其意也在于“經世”。
因為在他看來，《春秋》是“經世大典”。
《宋史》本傳曾記載高宗與安國講論《春秋》事： 高宗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
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
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
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
誠然，胡安國所講的“經世”，主要是指人主的“經邦濟世”。
他說：“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胡傳》序）。
說明《春秋》是一部可以供人主“經世”取法的書。
他認為，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同上）。
他把孔子作《春秋》和宋儒的“遏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說教引為同調，不免過于牽強。
然而，綜觀其論說的主旨，在于闡明《春秋》為“經世大典”，則是十分清楚的。
必須指出，胡安國這一觀點并非其獨創，而是有所本。
衆所周知，孟子最先提出《春秋》“經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爾後公羊家大張其說。
《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如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哀公十四年：“（孔子）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
”至宋，學者多力主“通經緻用”，故沿襲孟子、公羊家言。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謂《春秋》“盡孔子之用”，為“治世之大法”（引自《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黃百家案語）；程頤著《春秋傳》（僅成二卷），也謂《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傳·序》）。
由此可見，胡安國的《春秋》“經世”說，遠本孟子，中繼公羊家，近接孫、程，确有所本。
他尤其服膺孟子和程頤的《春秋》說，在《胡傳》中多次稱引他們的觀點，奉為“綱領”，謂“有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證”（《胡傳》序）。
他作《春秋傳》就是本着這一精神，聲稱其書“雖微詞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讨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雲”（同上）。
胡安國從治《春秋》到著《春秋傳》曆時三十載。
他說：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
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得也。
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
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
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這樣看來，安國在著《春秋傳》之前，曾用十年時間“遍覽諸家”，想以“博”求“約”，這是治《春秋》的階段；又用十年時間“集衆傳，附以己說”，這是著《春秋傳》的階段；又用五年時間“去者或取，取者或去”，這是修改《春秋傳》的階段；最後五年是成書階段。
根據胡安國自述所提供的這個著作年表，可以推斷出《胡傳》著作的具體時間來。
據《宋史》本傳：高宗紹興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說明在這之前已有《胡傳》一書。
胡安國自述裡所講的“書成”就是指奉旨纂修前已著的《春秋傳》。
理由有二：其一，自述裡在講“書成”之後又有“及此二年”雲雲，而奉旨纂修的《春秋傳》，書成之年亦即安國之卒年。
顯然自述裡講的“書成”絕非指奉旨纂修以後的事。
其二，據《宋元學案》，胡安國自壯年即服膺于《春秋》，“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
此所謂“書始就”，當指《春秋傳》。
按胡安國卒于紹興八年，年六十五；年六十一當在紹興四年。
這和上述推斷：《胡傳》在紹興五年奉旨纂修之前已成書相合。
由此上溯三十年，安國始治《春秋》當在徽宗崇甯四年（公元1105年），始著《春秋傳》當在其後十年，即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
就是說，安國于三十歲時始治《春秋》，四十歲始著《春秋傳》，與《宋元學案》所說自壯年即服膺于《春秋》正合。
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自王安石廢棄《春秋》，不列學官，至崇甯年間，循而未改，且“防禁益甚”。
《春秋》學不絕如縷。
胡安國正于此時“潛心刻意”于《春秋》，立意著《春秋傳》，表明他以繼絕學為己任。
從胡安國著《春秋傳》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遍覽諸家”，“遂集衆傳，附以己說”。
就是說，他不專主一家，而是兼采衆傳，然後斷以己意。
說明《胡傳》并非“述而不作”的傳注彙編，而是亦述亦作的一家之言。
二是《胡傳》成書時間長，從屬稿到初次成書，曆時二十年，“舊說之得存者寡”；從奉旨修纂所著書到最後定稿，又用了三年時間。
後人稱其“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七），言詞雖不免有所誇張，然也足見胡安國治學之勤奮和态度之謹嚴。
所以《胡傳》堪稱著者畢生之力作。
第三節 《胡傳》的《春秋》“大義”及其特點 《春秋》“大義”始倡于孟子。
他認為，《春秋》之作，有“事”有“義”。
其“事”根據當時各國的史書，其“義”則别出孔子的心裁，由他所創發（《孟子·離婁下》）。
此後，對于《春秋》的“事”與“義”，說經者辯難紛纭，持論不一。
古文學家詳事不詳義，或重事不重義，《左傳》及主其傳者，即屬于這一派。
北宋王安石雖以“荊公新學”聞于世，非古文學家，然其持論最激烈，直斥《春秋》為“斷爛朝報”，毫無意義可言。
今文學家略事詳義，或借事明義，實則重在明義，《公羊》《谷梁》及主其傳者，即屬于這一派。
宋儒治經主“義理”，故多以“義理”說《春秋》，于《春秋》“大義”倡言甚力。
孫複治《春秋》，特發“尊王”大義；程頤治《春秋》，謂“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春秋傳·序》）；張載雖不專治《春秋》，但也認為該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近思錄拾遺》）。
說明宋代理學諸家論《春秋》都重在明其“大義”。
這與今文學家的觀點确有相通之處。
難怪胡安國著《春秋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谷梁》”（《凡例》），謂《春秋》為“仲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序》）。
《胡傳》言《春秋》“大義”，在其《序》《綱領》和《凡例》中已見端倪，特别是《隐公傳》“後論”對隐公在位十一年的史事所做的綜述，更有助于我們對《胡傳》的《春秋》“大義”的了解。
如：“謂周正為春”，所以“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王正月”，所以“知天下之定于一”而不“謬于《春秋》大一統之義”；“隐公不書即位”，所以“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來赗仲子而冢宰書名”，所以“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所以“知以親親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祭伯朝魯書曰來”，所以“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大夫書卒”，“不書葬”，所以“見君臣之義”，“明尊卑之等”（《胡傳》卷三）。
上述諸義雖然還不能包括《胡傳》關于《春秋》“大義”的全部，但是可以看作是其中的要點，而最富于時代特色的是以下兩點： （一）強調封建綱常 封建綱常作為封建倫理道德規範，既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産物，又是維護這一制度的精神支柱。
自西漢董仲舒首倡“王道之三綱”以來，曆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正宗學者都大力加以提倡，至宋更是如此，胡安國自不例外。
他著《春秋傳》，言《春秋》“大義”，就特别強調封建綱常，認為綱常為“國政”“人倫”之“大本”，其中他又特别強調夫婦之倫，嫡妾之分。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胡傳》說： 咺者，名也。
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按隐公父）之妾爾。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屦，人道之大經拂矣。
……（咺）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
《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
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
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于前仲子則名冢宰，于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
自二程以來，宋儒特别推崇《大學》，将其冠于“四書”之首，與五經并行，就是旨在“緻用”。
朱熹說：“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緻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朱子語類》卷十四）。
胡安國所以盡畢生之力治《春秋》，其意也在于“經世”。
因為在他看來，《春秋》是“經世大典”。
《宋史》本傳曾記載高宗與安國講論《春秋》事： 高宗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
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
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
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
誠然，胡安國所講的“經世”，主要是指人主的“經邦濟世”。
他說：“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胡傳》序）。
說明《春秋》是一部可以供人主“經世”取法的書。
他認為，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同上）。
他把孔子作《春秋》和宋儒的“遏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說教引為同調，不免過于牽強。
然而，綜觀其論說的主旨，在于闡明《春秋》為“經世大典”，則是十分清楚的。
必須指出，胡安國這一觀點并非其獨創，而是有所本。
衆所周知，孟子最先提出《春秋》“經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爾後公羊家大張其說。
《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如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哀公十四年：“（孔子）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
”至宋，學者多力主“通經緻用”，故沿襲孟子、公羊家言。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謂《春秋》“盡孔子之用”，為“治世之大法”（引自《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黃百家案語）；程頤著《春秋傳》（僅成二卷），也謂《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傳·序》）。
由此可見，胡安國的《春秋》“經世”說，遠本孟子，中繼公羊家，近接孫、程，确有所本。
他尤其服膺孟子和程頤的《春秋》說，在《胡傳》中多次稱引他們的觀點，奉為“綱領”，謂“有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證”（《胡傳》序）。
他作《春秋傳》就是本着這一精神，聲稱其書“雖微詞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讨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雲”（同上）。
胡安國從治《春秋》到著《春秋傳》曆時三十載。
他說：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
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得也。
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
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
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這樣看來，安國在著《春秋傳》之前，曾用十年時間“遍覽諸家”，想以“博”求“約”，這是治《春秋》的階段；又用十年時間“集衆傳，附以己說”，這是著《春秋傳》的階段；又用五年時間“去者或取，取者或去”，這是修改《春秋傳》的階段；最後五年是成書階段。
根據胡安國自述所提供的這個著作年表，可以推斷出《胡傳》著作的具體時間來。
據《宋史》本傳：高宗紹興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說明在這之前已有《胡傳》一書。
胡安國自述裡所講的“書成”就是指奉旨纂修前已著的《春秋傳》。
理由有二：其一，自述裡在講“書成”之後又有“及此二年”雲雲，而奉旨纂修的《春秋傳》，書成之年亦即安國之卒年。
顯然自述裡講的“書成”絕非指奉旨纂修以後的事。
其二，據《宋元學案》，胡安國自壯年即服膺于《春秋》，“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
此所謂“書始就”，當指《春秋傳》。
按胡安國卒于紹興八年，年六十五；年六十一當在紹興四年。
這和上述推斷：《胡傳》在紹興五年奉旨纂修之前已成書相合。
由此上溯三十年，安國始治《春秋》當在徽宗崇甯四年（公元1105年），始著《春秋傳》當在其後十年，即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
就是說，安國于三十歲時始治《春秋》，四十歲始著《春秋傳》，與《宋元學案》所說自壯年即服膺于《春秋》正合。
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自王安石廢棄《春秋》，不列學官，至崇甯年間，循而未改，且“防禁益甚”。
《春秋》學不絕如縷。
胡安國正于此時“潛心刻意”于《春秋》，立意著《春秋傳》，表明他以繼絕學為己任。
從胡安國著《春秋傳》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遍覽諸家”，“遂集衆傳，附以己說”。
就是說，他不專主一家，而是兼采衆傳，然後斷以己意。
說明《胡傳》并非“述而不作”的傳注彙編，而是亦述亦作的一家之言。
二是《胡傳》成書時間長，從屬稿到初次成書，曆時二十年，“舊說之得存者寡”；從奉旨修纂所著書到最後定稿，又用了三年時間。
後人稱其“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七），言詞雖不免有所誇張，然也足見胡安國治學之勤奮和态度之謹嚴。
所以《胡傳》堪稱著者畢生之力作。
第三節 《胡傳》的《春秋》“大義”及其特點 《春秋》“大義”始倡于孟子。
他認為，《春秋》之作，有“事”有“義”。
其“事”根據當時各國的史書，其“義”則别出孔子的心裁，由他所創發（《孟子·離婁下》）。
此後，對于《春秋》的“事”與“義”，說經者辯難紛纭，持論不一。
古文學家詳事不詳義，或重事不重義，《左傳》及主其傳者，即屬于這一派。
北宋王安石雖以“荊公新學”聞于世，非古文學家，然其持論最激烈，直斥《春秋》為“斷爛朝報”，毫無意義可言。
今文學家略事詳義，或借事明義，實則重在明義，《公羊》《谷梁》及主其傳者，即屬于這一派。
宋儒治經主“義理”，故多以“義理”說《春秋》，于《春秋》“大義”倡言甚力。
孫複治《春秋》，特發“尊王”大義；程頤治《春秋》，謂“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春秋傳·序》）；張載雖不專治《春秋》，但也認為該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近思錄拾遺》）。
說明宋代理學諸家論《春秋》都重在明其“大義”。
這與今文學家的觀點确有相通之處。
難怪胡安國著《春秋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谷梁》”（《凡例》），謂《春秋》為“仲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序》）。
《胡傳》言《春秋》“大義”，在其《序》《綱領》和《凡例》中已見端倪，特别是《隐公傳》“後論”對隐公在位十一年的史事所做的綜述，更有助于我們對《胡傳》的《春秋》“大義”的了解。
如：“謂周正為春”，所以“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王正月”，所以“知天下之定于一”而不“謬于《春秋》大一統之義”；“隐公不書即位”，所以“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來赗仲子而冢宰書名”，所以“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所以“知以親親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祭伯朝魯書曰來”，所以“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大夫書卒”，“不書葬”，所以“見君臣之義”，“明尊卑之等”（《胡傳》卷三）。
上述諸義雖然還不能包括《胡傳》關于《春秋》“大義”的全部，但是可以看作是其中的要點，而最富于時代特色的是以下兩點： （一）強調封建綱常 封建綱常作為封建倫理道德規範，既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産物，又是維護這一制度的精神支柱。
自西漢董仲舒首倡“王道之三綱”以來，曆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正宗學者都大力加以提倡，至宋更是如此，胡安國自不例外。
他著《春秋傳》，言《春秋》“大義”，就特别強調封建綱常，認為綱常為“國政”“人倫”之“大本”，其中他又特别強調夫婦之倫，嫡妾之分。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胡傳》說： 咺者，名也。
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按隐公父）之妾爾。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屦，人道之大經拂矣。
……（咺）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
《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
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
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于前仲子則名冢宰，于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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