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朱震的生平及其《漢上易傳》中的象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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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君子疾之已甚。
其弊至于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以亡。
（《訟卦》） 由上可見，他對理學家所認為的小人抱着和光同塵态度，既不近之，也不遠之，不疏不親，做到各得其所。
其目的是為了“無咎”。
而胡安國對陳公輔的辯诘，用朱震的理論來看，是“訟則終兇”，将來要同歸于盡。
應該說朱震的見解是更符合儒家傳統和理學傳統。
那就是要像孔夫子那樣用仁義道德來對待反對者。
孔子說：“以直報怨”（《論語·憲問》）。
又說：“言忠信，行笃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顔淵》）。
當然這些都是美好的空話，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結果朱震被皇帝挽留，而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休于衡嶽之下。
紹興七年，朱震對朝廷大事提出了一個意見，即舉行明堂祭祀大典的事。
當時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在明堂中，所祭者包括天地祖宗山川神祇等，要用大量祭器、祭服、祭樂以及牛、羊、豕和樂工數百人。
祭後要犒賞軍隊數百萬缗，并舉行大赦。
原在紹興四年就舉行過這樣一次大典禮。
紹興七年，徽宗帝後相繼在五國城去世的消息傳來，神主尚未進太廟。
按照《禮記》“喪三年不祭”，朱震據之，認為不應舉行明堂大祭。
皇帝任用經筵講官，本是點綴品。
如明堂大祭這種莊嚴隆重的典禮，顯然不會被一個迂夫子從故紙堆中找來的空文所阻止。
所以高宗下诏由侍從、台谏、禮官讨論這事，反對程頤的陳公輔一班人參加集議。
結果仍然決定大饗明堂，于這一年九月舉行了盛大的典禮。
這年朱震辭官乞宮觀，高宗一再挽留不允。
紹興八年二月，胡安國在湖南衡山去世。
六月朱震在臨安去世。
臨終，推薦尹焞代替他的經筵講職。
以上便是朱震一生的大緻經曆。
自宋以後的所謂儒者或理學家，大都以孔孟之道相标榜。
他們中間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以聖經賢傳的教條為依歸，埋頭于名物和章句中，不識時務，懦怯無能，無所建樹。
他們的生存依靠統治階級，然而有時也深居寡合，自命清高。
這類人在理學家中最占多數。
第二種把四書五經作為裝飾，高談闊論，實際上沽名釣譽，圖謀私利。
這類人被稱為僞學、僞行或假道學，隻占一定的數量。
第三種反對空談，對國計民生以及教育方法都有所規劃建議。
盡管他們的身份各不相同，思想學術的側重面也各不相同，但要求對社會起實際作用這一點是相同的。
朱震總的說類似第一種，而胡安國則近于第三種，而兩人的學術淵源與時代背景是相同的，所以論述朱震生平，多引胡安國為對比。
朱震的著作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關于《易經》方面 行世的主要著作是《易傳》。
因朱震曾任荊襄都督府的官職，所以其《易傳》後世稱為《漢上易傳》。
《漢上易傳》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為： 《朱子發易集傳》十一卷 《易圖》三卷 《叢說》一卷 此後曆代也以《漢上易傳》作為其代表作。
朱震在書前的《進周易表》中論述了《易》學的曆史源流以及其本人的宗旨。
今存有涵芬樓景宋本（缺《易圖》及《叢說》）、清初《通志堂經解》本及近代《湖北先正遺書》本。
（二）關于《春秋》方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被召後，五月授《春秋》博士。
制詞中說： ……爾其推明三家之同異，與諸生切磨，以求合于聖人之意。
（《漢上易傳·附錄·漢上先生履曆》） 南渡後，紹興五年五月除起居郎的制詞說： ……以爾習于《春秋》，明乎褒貶，經筵勸講，開益為多。
（同上） 同年六月除兼資善堂贊讀的制詞中又說： ……以爾純白内備，博見洽聞，羲易麟經，尤所精貫。
（同上） 可見朱震對《春秋》經傳是曾經研習的，但目前沒有這方面著作的流傳。
（三）關于《詩經》方面 今傳有朱震論《詩》的一段議論，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
原文是：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2694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
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
句中删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按孔子删《詩》是司馬遷、班固以來傳統的說法。
唐代孔穎達說：“遷言未可信也”。
比朱震稍晚的葉适說，“《詩》固不因孔子而後删矣”。
他們都有一些分析論證。
而朱震全由篇章字句來舉例說明，沒有什麼曆史的論證。
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墨守成規的章句之儒，缺乏曆史的觀點。
朱震論《詩》著作，今也不傳。
（四）其他方面 朱震其他作品，見于史料的，有一些代朝廷拟的诏诰。
如紹興七年大将郦瓊叛變北投後，公論對宰相張浚意見很多，張浚罷職奉祠。
這時的制命，就是朱震起草。
其中有“《春秋》之義，責備于股肱，賞罰之公，必先于貴近。
……尚繼前修，勉圖來效”等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滿含曲徇的口吻。
這些隻能算是朱震的佚文，留待輯集。
朱震的文集今天沒有流傳。
第二節 朱震的社會政治思想與修養論 理學家的最終目的是“窮理正心”以求得“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學章句·序》），這也就是“大學之道”。
《大學》之旨“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歸根到底是為統治者管好老百姓。
至于探索宇宙根源，研究自然規律，那是理學家用以論證其社會政治思想的手段，不是儒家傳統的終極目的。
為了把社會政治思想哲理化，理學家提出了“天命”“理”“氣”“心”“性”等哲學範疇，這是宋明理學與前代儒家思想相形之下有所發展的特色。
朱震是程門的私淑弟子，他所交遊的都是程門高弟和理學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與學術，除講理學之外，還有其獨特之處。
朱熹編《伊洛淵源錄》列入胡安國，而沒有列入朱震。
《宋史》沒有把朱震排在《道學傳》，而排入《儒林傳》。
宋、明以來曆代學者把朱震看成是一個經學家和《易》學家，而沒有把他看成是一個純粹的道學家。
這些都說明他不是理學的核心人物。
朱震學術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雖然也略涉及理、氣、心、性，但不是其思想的主要部分。
朱震論修己治人之道，除一本二程的正統外，又在不少地方是以象數學為其理論依據的。
而這些是二程所不重視的。
因此，在理學傳統中，認朱震為同道，但沒有很高評價。
下面論述作為理學家的朱震的社會政治思想，及其道德修養論。
朱震認為人民有生存的欲望，有了欲望，便有争心。
要順應這種欲望，進行教育。
他說：“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氣，皆有争心。
雖以力制，務絕其不善之本而已，猶去豕牙之害而豮之也”，“順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于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漢上易傳·大畜卦六五》）。
朱震提出“順民之欲”，這是與“存天理，滅人欲”有所區别的。
他說：“使人安于至足之分則不争，不争則無訟”（同上《噬嗑卦六五》）。
又說：“以财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同上《謙卦》）。
他這種儒家的平等觀，仍然是有等級差别的。
他說：“所謂平者，非漫無尊卑上下差等也。
稱物而施，适平而止。
平者，施之則也”（同上）。
這種理論仍是從《中庸》的“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來的，仍是“稱物平施”的舊傳統。
其次，他主張刑罰要公平，輕的可以原宥，重罪則要處罰。
如果不論輕重，一律赦過，那就不公平了。
他說：“後世赦過，輕重悉原，刑罰不得其平矣”（同上《解卦》）！這是隐約針對南渡以後“恩赦”過多而言的。
關于用人方面，他主張唯才是舉，不問其出身如何。
他說：“苟利于宗廟社稷，則或出于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同上《鼎卦初六》）。
他又借《易》卦來說明如果狹隘而不能容納人才，則好的機會也會變壞，“泰”便變成“否”。
他說：“時已泰矣，苟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厭服人心，天下複入于否”（同上《泰卦九三》）。
納蘭成德在《通志堂經解》的《漢上易傳》序中，引用這一條，并指為“切中南渡君臣之病。
” 當時上遊從湖北，下遊到江淮一帶，主要的統兵将領有嶽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
高宗恐他們專權不受節制，不時加以轉移調動。
這無疑是影響士氣的。
朱震在《師卦》中說：“古者人君之用将……進止賞罰皆決于外，不從中制。
是以出則有功。
”又說“聖人再言之者，任将不可不重也。
”又引程頤《易傳》的話說：“自古任将不專，而緻複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這些都是對當時的軍事形勢而發的有價值的議論。
朱震遵循《大學》誠意、正心、修身的教條，首先注意培養道德品質。
他說：“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
德者行之源，育德者，養源也”（同上《蒙卦》）。
育德的标準是“正”，他說：“一言以該之，正而已矣。
不正則燭理必不明。
不明，行己必不剛，施諸人必無相應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同上《同人卦》）？這就是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一語的發揮。
至于他所謂“燭理”，是理學家的常用語。
程頤說“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又說“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宋元學案·伊川學案·語錄》）。
這些最後還歸結到天理。
朱震解釋《無妄卦》說：“無妄，天理也。
有妄，人欲也。
人本無妄，因欲有妄。
去其人欲，動靜語默，無非天理。
”《說文》：“妄，亂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無妄，無虛妄也。
”朱震把無虛妄而不亂指為天理，妄和亂指為人欲，與他的象數學中強調條理和秩序是一緻的。
這與把人欲指為人們正常生活要求，天理指為上天意志，也有不同。
朱震又認為修養的目的在達到謙恭慎密。
《易經·解卦》有一句“負且乘，緻寇至”的經文。
一種解釋是背了東西又坐在車上，就要招緻寇盜的搶奪。
朱震引用《系辭》，加以發揮說：“慢藏者誨人使盜，冶容者誨人使淫，無不自己求之。
……此以明緻恭可以存位，慢則盜奪之伐之，為不恭之戒。
……夫謙恭慎密，又知夫不密不恭之戒，則于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豈止于文字而已哉”（《漢上易傳·系辭上》）！ 為了達到謙恭慎密，就要反對輕易高傲的六朝名士作風。
他說：“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
陸機羁旅，處群士之上，而不聞牽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易而緻禍乎”（同上《旅卦·上九》）？又說：“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為好譏議人也。
辯博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也”（同上《觀卦》）。
這又發展成為一種明哲保身之道。
對照朱震在陳公輔上疏攻擊理學時，不發一言，這與他的處世哲學是一緻的。
謙恭慎密，又表現在修己自重。
他說：“特立不屈于欲，故能無祿而富，無爵而貴，守道修德，淡然無營。
今躁妄以求，無恥自辱，亦不足貴也”（同上《頤卦·初九》）。
這是周惇頤《太極圖·易說》中“無欲故靜”一語的發揮，這裡又反映出道家修養的影響。
在《比卦·六二》，他引程頤《易傳》說：“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
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
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
”這些也是理學家的通常表現，在出與處的問題上表示慎重，自命清高。
但如處理不善，這一做法又可能變成以退為進的世故伎倆。
事實上如陳公輔等所指出的那些“外示恬默，中實奔競”的人，比比皆是。
這情況之所以被引為佐證，斥之為僞學，也是很自然的。
以上朱震的道德修養論，歸納起來就是守正無妄，謙恭慎密，修己自重，這完全符合理學的正統觀念。
他的言論大都來源于儒家經典，可以從《大學》《中庸》中找到根源，同時又吸收二程的言論。
他對《易》卦的解釋，引用程頤《易傳》，就可證明。
這種道德原則，作為個人修養，可以獨善其身，全身遠禍。
然而這些教義俱載于儒家經典和二程語錄，人人皆知，人人能講。
當時社會上南遷的人民流離失所，農民起義頻仍，朝廷中朋黨傾軋，軍事上金兵壓境，國勢岌岌可危。
這
其弊至于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以亡。
（《訟卦》） 由上可見，他對理學家所認為的小人抱着和光同塵态度，既不近之，也不遠之，不疏不親，做到各得其所。
其目的是為了“無咎”。
而胡安國對陳公輔的辯诘，用朱震的理論來看，是“訟則終兇”，将來要同歸于盡。
應該說朱震的見解是更符合儒家傳統和理學傳統。
那就是要像孔夫子那樣用仁義道德來對待反對者。
孔子說：“以直報怨”（《論語·憲問》）。
又說：“言忠信，行笃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顔淵》）。
當然這些都是美好的空話，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結果朱震被皇帝挽留，而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休于衡嶽之下。
紹興七年，朱震對朝廷大事提出了一個意見，即舉行明堂祭祀大典的事。
當時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在明堂中，所祭者包括天地祖宗山川神祇等，要用大量祭器、祭服、祭樂以及牛、羊、豕和樂工數百人。
祭後要犒賞軍隊數百萬缗，并舉行大赦。
原在紹興四年就舉行過這樣一次大典禮。
紹興七年，徽宗帝後相繼在五國城去世的消息傳來，神主尚未進太廟。
按照《禮記》“喪三年不祭”，朱震據之，認為不應舉行明堂大祭。
皇帝任用經筵講官，本是點綴品。
如明堂大祭這種莊嚴隆重的典禮，顯然不會被一個迂夫子從故紙堆中找來的空文所阻止。
所以高宗下诏由侍從、台谏、禮官讨論這事，反對程頤的陳公輔一班人參加集議。
結果仍然決定大饗明堂，于這一年九月舉行了盛大的典禮。
這年朱震辭官乞宮觀，高宗一再挽留不允。
紹興八年二月，胡安國在湖南衡山去世。
六月朱震在臨安去世。
臨終，推薦尹焞代替他的經筵講職。
以上便是朱震一生的大緻經曆。
自宋以後的所謂儒者或理學家，大都以孔孟之道相标榜。
他們中間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以聖經賢傳的教條為依歸，埋頭于名物和章句中，不識時務，懦怯無能，無所建樹。
他們的生存依靠統治階級，然而有時也深居寡合，自命清高。
這類人在理學家中最占多數。
第二種把四書五經作為裝飾，高談闊論，實際上沽名釣譽，圖謀私利。
這類人被稱為僞學、僞行或假道學，隻占一定的數量。
第三種反對空談，對國計民生以及教育方法都有所規劃建議。
盡管他們的身份各不相同，思想學術的側重面也各不相同，但要求對社會起實際作用這一點是相同的。
朱震總的說類似第一種，而胡安國則近于第三種，而兩人的學術淵源與時代背景是相同的，所以論述朱震生平，多引胡安國為對比。
朱震的著作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關于《易經》方面 行世的主要著作是《易傳》。
因朱震曾任荊襄都督府的官職，所以其《易傳》後世稱為《漢上易傳》。
《漢上易傳》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為： 《朱子發易集傳》十一卷 《易圖》三卷 《叢說》一卷 此後曆代也以《漢上易傳》作為其代表作。
朱震在書前的《進周易表》中論述了《易》學的曆史源流以及其本人的宗旨。
今存有涵芬樓景宋本（缺《易圖》及《叢說》）、清初《通志堂經解》本及近代《湖北先正遺書》本。
（二）關于《春秋》方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被召後，五月授《春秋》博士。
制詞中說： ……爾其推明三家之同異，與諸生切磨，以求合于聖人之意。
（《漢上易傳·附錄·漢上先生履曆》） 南渡後，紹興五年五月除起居郎的制詞說： ……以爾習于《春秋》，明乎褒貶，經筵勸講，開益為多。
（同上） 同年六月除兼資善堂贊讀的制詞中又說： ……以爾純白内備，博見洽聞，羲易麟經，尤所精貫。
（同上） 可見朱震對《春秋》經傳是曾經研習的，但目前沒有這方面著作的流傳。
（三）關于《詩經》方面 今傳有朱震論《詩》的一段議論，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
原文是：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2694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
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
句中删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按孔子删《詩》是司馬遷、班固以來傳統的說法。
唐代孔穎達說：“遷言未可信也”。
比朱震稍晚的葉适說，“《詩》固不因孔子而後删矣”。
他們都有一些分析論證。
而朱震全由篇章字句來舉例說明，沒有什麼曆史的論證。
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墨守成規的章句之儒，缺乏曆史的觀點。
朱震論《詩》著作，今也不傳。
（四）其他方面 朱震其他作品，見于史料的，有一些代朝廷拟的诏诰。
如紹興七年大将郦瓊叛變北投後，公論對宰相張浚意見很多，張浚罷職奉祠。
這時的制命，就是朱震起草。
其中有“《春秋》之義，責備于股肱，賞罰之公，必先于貴近。
……尚繼前修，勉圖來效”等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滿含曲徇的口吻。
這些隻能算是朱震的佚文，留待輯集。
朱震的文集今天沒有流傳。
第二節 朱震的社會政治思想與修養論 理學家的最終目的是“窮理正心”以求得“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學章句·序》），這也就是“大學之道”。
《大學》之旨“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歸根到底是為統治者管好老百姓。
至于探索宇宙根源，研究自然規律，那是理學家用以論證其社會政治思想的手段，不是儒家傳統的終極目的。
為了把社會政治思想哲理化，理學家提出了“天命”“理”“氣”“心”“性”等哲學範疇，這是宋明理學與前代儒家思想相形之下有所發展的特色。
朱震是程門的私淑弟子，他所交遊的都是程門高弟和理學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與學術，除講理學之外，還有其獨特之處。
朱熹編《伊洛淵源錄》列入胡安國，而沒有列入朱震。
《宋史》沒有把朱震排在《道學傳》，而排入《儒林傳》。
宋、明以來曆代學者把朱震看成是一個經學家和《易》學家，而沒有把他看成是一個純粹的道學家。
這些都說明他不是理學的核心人物。
朱震學術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雖然也略涉及理、氣、心、性，但不是其思想的主要部分。
朱震論修己治人之道，除一本二程的正統外，又在不少地方是以象數學為其理論依據的。
而這些是二程所不重視的。
因此，在理學傳統中，認朱震為同道，但沒有很高評價。
下面論述作為理學家的朱震的社會政治思想，及其道德修養論。
朱震認為人民有生存的欲望，有了欲望，便有争心。
要順應這種欲望，進行教育。
他說：“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氣，皆有争心。
雖以力制，務絕其不善之本而已，猶去豕牙之害而豮之也”，“順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于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漢上易傳·大畜卦六五》）。
朱震提出“順民之欲”，這是與“存天理，滅人欲”有所區别的。
他說：“使人安于至足之分則不争，不争則無訟”（同上《噬嗑卦六五》）。
又說：“以财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同上《謙卦》）。
他這種儒家的平等觀，仍然是有等級差别的。
他說：“所謂平者，非漫無尊卑上下差等也。
稱物而施，适平而止。
平者，施之則也”（同上）。
這種理論仍是從《中庸》的“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來的，仍是“稱物平施”的舊傳統。
其次，他主張刑罰要公平，輕的可以原宥，重罪則要處罰。
如果不論輕重，一律赦過，那就不公平了。
他說：“後世赦過，輕重悉原，刑罰不得其平矣”（同上《解卦》）！這是隐約針對南渡以後“恩赦”過多而言的。
關于用人方面，他主張唯才是舉，不問其出身如何。
他說：“苟利于宗廟社稷，則或出于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同上《鼎卦初六》）。
他又借《易》卦來說明如果狹隘而不能容納人才，則好的機會也會變壞，“泰”便變成“否”。
他說：“時已泰矣，苟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厭服人心，天下複入于否”（同上《泰卦九三》）。
納蘭成德在《通志堂經解》的《漢上易傳》序中，引用這一條，并指為“切中南渡君臣之病。
” 當時上遊從湖北，下遊到江淮一帶，主要的統兵将領有嶽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
高宗恐他們專權不受節制，不時加以轉移調動。
這無疑是影響士氣的。
朱震在《師卦》中說：“古者人君之用将……進止賞罰皆決于外，不從中制。
是以出則有功。
”又說“聖人再言之者，任将不可不重也。
”又引程頤《易傳》的話說：“自古任将不專，而緻複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這些都是對當時的軍事形勢而發的有價值的議論。
朱震遵循《大學》誠意、正心、修身的教條，首先注意培養道德品質。
他說：“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
德者行之源，育德者，養源也”（同上《蒙卦》）。
育德的标準是“正”，他說：“一言以該之，正而已矣。
不正則燭理必不明。
不明，行己必不剛，施諸人必無相應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同上《同人卦》）？這就是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一語的發揮。
至于他所謂“燭理”，是理學家的常用語。
程頤說“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又說“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宋元學案·伊川學案·語錄》）。
這些最後還歸結到天理。
朱震解釋《無妄卦》說：“無妄，天理也。
有妄，人欲也。
人本無妄，因欲有妄。
去其人欲，動靜語默，無非天理。
”《說文》：“妄，亂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無妄，無虛妄也。
”朱震把無虛妄而不亂指為天理，妄和亂指為人欲，與他的象數學中強調條理和秩序是一緻的。
這與把人欲指為人們正常生活要求，天理指為上天意志，也有不同。
朱震又認為修養的目的在達到謙恭慎密。
《易經·解卦》有一句“負且乘，緻寇至”的經文。
一種解釋是背了東西又坐在車上，就要招緻寇盜的搶奪。
朱震引用《系辭》，加以發揮說：“慢藏者誨人使盜，冶容者誨人使淫，無不自己求之。
……此以明緻恭可以存位，慢則盜奪之伐之，為不恭之戒。
……夫謙恭慎密，又知夫不密不恭之戒，則于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豈止于文字而已哉”（《漢上易傳·系辭上》）！ 為了達到謙恭慎密，就要反對輕易高傲的六朝名士作風。
他說：“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
陸機羁旅，處群士之上，而不聞牽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易而緻禍乎”（同上《旅卦·上九》）？又說：“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為好譏議人也。
辯博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也”（同上《觀卦》）。
這又發展成為一種明哲保身之道。
對照朱震在陳公輔上疏攻擊理學時，不發一言，這與他的處世哲學是一緻的。
謙恭慎密，又表現在修己自重。
他說：“特立不屈于欲，故能無祿而富，無爵而貴，守道修德，淡然無營。
今躁妄以求，無恥自辱，亦不足貴也”（同上《頤卦·初九》）。
這是周惇頤《太極圖·易說》中“無欲故靜”一語的發揮，這裡又反映出道家修養的影響。
在《比卦·六二》，他引程頤《易傳》說：“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
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
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
”這些也是理學家的通常表現，在出與處的問題上表示慎重，自命清高。
但如處理不善，這一做法又可能變成以退為進的世故伎倆。
事實上如陳公輔等所指出的那些“外示恬默，中實奔競”的人，比比皆是。
這情況之所以被引為佐證，斥之為僞學，也是很自然的。
以上朱震的道德修養論，歸納起來就是守正無妄，謙恭慎密，修己自重，這完全符合理學的正統觀念。
他的言論大都來源于儒家經典，可以從《大學》《中庸》中找到根源，同時又吸收二程的言論。
他對《易》卦的解釋，引用程頤《易傳》，就可證明。
這種道德原則，作為個人修養，可以獨善其身，全身遠禍。
然而這些教義俱載于儒家經典和二程語錄，人人皆知，人人能講。
當時社會上南遷的人民流離失所，農民起義頻仍，朝廷中朋黨傾軋，軍事上金兵壓境，國勢岌岌可危。
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