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安國《春秋傳》的理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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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非阙者”，故有褒貶之義；後兩者是“阙文”，故無褒貶之義。
例如，《春秋》經文中的“甲戌，己醜，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阙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同上），說明《春秋》經文雖有褒貶之義，但不可泥于字字求其義，否則就會失實悖理，鑿枘乖謬。
其二，《胡傳》雖主《春秋》“筆法”有褒貶，因而與孫複的“有貶無褒”說有别，但重點則在突出其貶義。
這除了表現在上文已經指出的凡違反君臣之義、人倫之本、華夷之别均予以譏貶外，還表現在： （1）以貶義釋“王不稱天” 《春秋》“王不稱天”不乏其例。
《胡傳》認為其中含“譏”“貶”之意。
如《春秋》桓公五年秋：“王伐鄭”，“王不稱天”。
《胡傳》說：“《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讨也。
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讨也，故不稱天”，謂這是“既譏天王以端本矣”（卷五）。
又說：“王與諸侯不奉天讨，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卷四）。
又如《春秋》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賜）桓公命”，也“王不稱天”，《胡傳》認為，“《春秋》書王必稱天”，“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其失非小惡也”（卷七）。
《胡傳》這樣“譏”“貶”周王，似與其力倡“尊王”之義相左，然按其實質，或尊或貶，都是以能否符合封建綱常這一權威原理為進退的，合者則尊，違者則貶。
所以，《胡傳》在解釋《春秋》上述經文時特稱引啖助之言：“不稱天王，寵篡弑以渎三綱也”（同上）。
必須指出，《胡傳》的上述義解均不見于《左》《公》《谷》三傳，而見之于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
孫複說：“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
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
威（按桓公）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讨，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不書天者脫（按疑貶字之訛）之”（卷三）。
這說明在解釋《春秋》“王不稱天”方面，胡安國與啖助、孫複的學術觀點有相通之處。
（2）以貶義釋“有年”“大有年” 按“有年”“大有年”分别見于《春秋》桓公三年和宣公十六年，意為豐年、大豐年。
先儒說經，多以慶瑞解之。
如《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
”《谷梁傳》：“五谷皆熟為有年也”。
《胡傳》力反先儒之說：“夫有年、大有年一耳。
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
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卷十八）為什麼說“仲尼筆之則為異”？其“言外微旨”又何所指呢？《胡傳》認為，桓、宣二公均篡弑而立，“逆理亂倫”，“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兇災之譴。
今乃“有年”“大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又說：“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卷四）。
這就是《春秋》“言外微旨”。
雖然這種義解未免過于牽強，但是卻與釋“王不稱天”一樣，均以是否符合封建綱常為标準的，并以此立褒貶、定是非。
孫複于桓公三年“有年”無解，而于宣公十六年“大有年”則說：“宣公立十八年，唯此言大有年者，民大足食也。
書者以見宣公不道，重斂于民，常不足也”（《春秋尊王發微》卷七）。
這與《胡傳》所說的“言外微旨”可謂文異而義同。
胡安國稱“記異”為程氏所發明的奧旨，表明自己師承程頤之說。
但是，毋庸諱言，在《胡傳》與《春秋尊王發微》之間仍可一一尋求其學術脈絡的聯結。
（3）以“災異”譏貶人事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筆法”譏貶之義的又一表現。
《胡傳》說：“《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卷三）。
于是，《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胡傳》解釋為：“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緻也。
桓行逆德而緻陰沴，宜矣”（卷四）。
《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胡傳》引北宋人陸佃之語作解：“，陰物也。
……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并加以發揮說：“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于上，地變動于下，禽獸将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于仲尼之意矣”（卷八）。
此外，諸如日食、星隕、山崩、地震、雷擊、電閃等自然現象的變化，《胡傳》也都用以比附人事，同春秋時代的人倫物理直接聯系起來，譏刺時政，貶斥人主悖綱常，行逆德。
這種天人感應說，其實質是神學目的論。
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大倡此說以來，至宋代循而未改，《胡傳》更大肆發揮，認為“《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同上）。
因此，對于《春秋》所記的天時物象的變化，《胡傳》不但每事必書，而且都以“災異”解之，任意比附，寓譏貶之意于其中，試圖借此儆戒世時君主。
總之，在《胡傳》看來，《春秋》關于“天象”隻書“災異”不書“祥瑞”，目的在于使人主“鑒觀天人之理”而“有恐懼祇肅之意”。
《胡傳》這一觀點與其強調《春秋》“筆法”的譏貶之義是相一緻的。
綜觀《胡傳》一書，其于《春秋》“筆法”力主于“筆削”中寓褒貶，于褒貶中見“大義”；而于褒貶則又重在闡發其譏貶之意。
可見《胡傳》的《春秋》“筆法”雖本于《公》《谷》古義，然而又有其特色，自成一家之言。
這是我們在論述《胡傳》的《春秋》“筆法”時必須給予足夠的注意的。
第五節 《胡傳》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胡傳》自南宋初年成書以來，為封建統治者所推崇。
宋高宗贊其“深得聖人之旨”，列為經筵讀本。
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行科舉新制，更以《胡傳》定經文，與《春秋》三傳并行。
明代定科舉之制，漸棄經不讀，唯以《胡傳》為主。
明永樂年間，胡廣等奉敕修《春秋大全》，經文以《胡傳》為依據。
清人謂“其書所采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複考論是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八），“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同上卷二十七）。
自此尊崇《胡傳》蔚為風尚。
至清康熙年間敕撰《春秋傳說彙纂》，“于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同上），尊崇《胡傳》之風遂漸止息。
元、明兩朝所以《胡傳》盛行，清人認為“蓋重其淵源”（同上）。
就是說，元、明正統學術，宗法程、朱，而程頤《春秋傳》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熹則無成書。
因胡安國之學出自程頤，遂獨用《胡傳》，這固然是一個原因。
但是，胡安國強調以義理說《春秋》，從而使《胡傳》更具有鮮明的正宗儒學的特色，是更重要的原因。
再者，從治學路徑來看，《胡傳》說經不主專門，但求通學，與宋明理學“三教合一”的彙通精神是一緻的。
至清代，理學勢頹，漢學崛起，治經主專門，因而對《胡傳》打破專門、兼采衆說的治學路徑多加指斥；《胡傳》以義理說經，其繁文曲說之弊，尤為漢學所忌。
所以《胡傳》随着清代理學勢頹、漢學崛起而其影響逐漸消失是必然的。
曆來學者品評《胡傳》，毀譽參半，而以朱熹的論斷最具有代表性。
朱熹謂“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清人稱此論為“千古之定評”（同上）。
這是不無道理的。
《胡傳》作于理學盛行之時，而又志在“匡濟時艱”，為此往往借經文以申其“經世”之意，所以穿鑿附會、過于深求之弊自是難免，然而也有其不囿于舊說的創新之見，即朱熹所說的“開合精神”，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它兼采《春秋》三傳而又突破三傳。
例如，公羊家最喜言“素王改制”，且認為孔子以“素王”自命。
《胡傳》力反舊說，釋“素”為“空”，意即《春秋》空設一王之法，有王者起必來此取法，否認孔子以“素王”自命之說。
《胡傳》此說深受朱熹所稱道，以為符合孟子義旨。
又如，三傳均以《春秋》正朔用周曆，《左傳》更于“王正月”之前加一“周”字，謂“周王正月”，以明《春秋》所用為周曆。
後人稱左氏增此一字，可謂“一字千金”，宋以前對此幾無異議。
《胡傳》據孔子答顔回問為邦之語“行夏之時”雲雲，而斷《春秋》所書正朔是“夏時冠周月”，“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卷一），與其“素王改制”說聯系起來，從而于素王說與非素王說二者之間持居中态度。
這也是發前人之所未發。
至于《胡傳》對《春秋》“大義”的闡發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不僅為前人所不及，而且還影響到後世。
例如，從名實關系闡明《春秋》尊王大義，元代趙汸在論《春秋》“筆削”時，就提出了“去名以全實”和“去名以責實”的“辨名實”之義。
這與《胡傳》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可謂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胡傳》在曆代《春秋》學的研究中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 [1]《易傳·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 [2]據《周易·泰卦·彖》：“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又據《周易·否卦·彖》：“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
例如，《春秋》經文中的“甲戌，己醜，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阙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同上），說明《春秋》經文雖有褒貶之義，但不可泥于字字求其義，否則就會失實悖理，鑿枘乖謬。
其二，《胡傳》雖主《春秋》“筆法”有褒貶，因而與孫複的“有貶無褒”說有别，但重點則在突出其貶義。
這除了表現在上文已經指出的凡違反君臣之義、人倫之本、華夷之别均予以譏貶外，還表現在： （1）以貶義釋“王不稱天” 《春秋》“王不稱天”不乏其例。
《胡傳》認為其中含“譏”“貶”之意。
如《春秋》桓公五年秋：“王伐鄭”，“王不稱天”。
《胡傳》說：“《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讨也。
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讨也，故不稱天”，謂這是“既譏天王以端本矣”（卷五）。
又說：“王與諸侯不奉天讨，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卷四）。
又如《春秋》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賜）桓公命”，也“王不稱天”，《胡傳》認為，“《春秋》書王必稱天”，“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其失非小惡也”（卷七）。
《胡傳》這樣“譏”“貶”周王，似與其力倡“尊王”之義相左，然按其實質，或尊或貶，都是以能否符合封建綱常這一權威原理為進退的，合者則尊，違者則貶。
所以，《胡傳》在解釋《春秋》上述經文時特稱引啖助之言：“不稱天王，寵篡弑以渎三綱也”（同上）。
必須指出，《胡傳》的上述義解均不見于《左》《公》《谷》三傳，而見之于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
孫複說：“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
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
威（按桓公）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讨，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不書天者脫（按疑貶字之訛）之”（卷三）。
這說明在解釋《春秋》“王不稱天”方面，胡安國與啖助、孫複的學術觀點有相通之處。
（2）以貶義釋“有年”“大有年” 按“有年”“大有年”分别見于《春秋》桓公三年和宣公十六年，意為豐年、大豐年。
先儒說經，多以慶瑞解之。
如《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
”《谷梁傳》：“五谷皆熟為有年也”。
《胡傳》力反先儒之說：“夫有年、大有年一耳。
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
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卷十八）為什麼說“仲尼筆之則為異”？其“言外微旨”又何所指呢？《胡傳》認為，桓、宣二公均篡弑而立，“逆理亂倫”，“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兇災之譴。
今乃“有年”“大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又說：“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卷四）。
這就是《春秋》“言外微旨”。
雖然這種義解未免過于牽強，但是卻與釋“王不稱天”一樣，均以是否符合封建綱常為标準的，并以此立褒貶、定是非。
孫複于桓公三年“有年”無解，而于宣公十六年“大有年”則說：“宣公立十八年，唯此言大有年者，民大足食也。
書者以見宣公不道，重斂于民，常不足也”（《春秋尊王發微》卷七）。
這與《胡傳》所說的“言外微旨”可謂文異而義同。
胡安國稱“記異”為程氏所發明的奧旨，表明自己師承程頤之說。
但是，毋庸諱言，在《胡傳》與《春秋尊王發微》之間仍可一一尋求其學術脈絡的聯結。
（3）以“災異”譏貶人事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筆法”譏貶之義的又一表現。
《胡傳》說：“《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卷三）。
于是，《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胡傳》解釋為：“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緻也。
桓行逆德而緻陰沴，宜矣”（卷四）。
《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胡傳》引北宋人陸佃之語作解：“，陰物也。
……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并加以發揮說：“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于上，地變動于下，禽獸将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于仲尼之意矣”（卷八）。
此外，諸如日食、星隕、山崩、地震、雷擊、電閃等自然現象的變化，《胡傳》也都用以比附人事，同春秋時代的人倫物理直接聯系起來，譏刺時政，貶斥人主悖綱常，行逆德。
這種天人感應說，其實質是神學目的論。
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大倡此說以來，至宋代循而未改，《胡傳》更大肆發揮，認為“《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同上）。
因此，對于《春秋》所記的天時物象的變化，《胡傳》不但每事必書，而且都以“災異”解之，任意比附，寓譏貶之意于其中，試圖借此儆戒世時君主。
總之，在《胡傳》看來，《春秋》關于“天象”隻書“災異”不書“祥瑞”，目的在于使人主“鑒觀天人之理”而“有恐懼祇肅之意”。
《胡傳》這一觀點與其強調《春秋》“筆法”的譏貶之義是相一緻的。
綜觀《胡傳》一書，其于《春秋》“筆法”力主于“筆削”中寓褒貶，于褒貶中見“大義”；而于褒貶則又重在闡發其譏貶之意。
可見《胡傳》的《春秋》“筆法”雖本于《公》《谷》古義，然而又有其特色，自成一家之言。
這是我們在論述《胡傳》的《春秋》“筆法”時必須給予足夠的注意的。
第五節 《胡傳》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胡傳》自南宋初年成書以來，為封建統治者所推崇。
宋高宗贊其“深得聖人之旨”，列為經筵讀本。
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行科舉新制，更以《胡傳》定經文，與《春秋》三傳并行。
明代定科舉之制，漸棄經不讀，唯以《胡傳》為主。
明永樂年間，胡廣等奉敕修《春秋大全》，經文以《胡傳》為依據。
清人謂“其書所采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複考論是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八），“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同上卷二十七）。
自此尊崇《胡傳》蔚為風尚。
至清康熙年間敕撰《春秋傳說彙纂》，“于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同上），尊崇《胡傳》之風遂漸止息。
元、明兩朝所以《胡傳》盛行，清人認為“蓋重其淵源”（同上）。
就是說，元、明正統學術，宗法程、朱，而程頤《春秋傳》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熹則無成書。
因胡安國之學出自程頤，遂獨用《胡傳》，這固然是一個原因。
但是，胡安國強調以義理說《春秋》，從而使《胡傳》更具有鮮明的正宗儒學的特色，是更重要的原因。
再者，從治學路徑來看，《胡傳》說經不主專門，但求通學，與宋明理學“三教合一”的彙通精神是一緻的。
至清代，理學勢頹，漢學崛起，治經主專門，因而對《胡傳》打破專門、兼采衆說的治學路徑多加指斥；《胡傳》以義理說經，其繁文曲說之弊，尤為漢學所忌。
所以《胡傳》随着清代理學勢頹、漢學崛起而其影響逐漸消失是必然的。
曆來學者品評《胡傳》，毀譽參半，而以朱熹的論斷最具有代表性。
朱熹謂“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清人稱此論為“千古之定評”（同上）。
這是不無道理的。
《胡傳》作于理學盛行之時，而又志在“匡濟時艱”，為此往往借經文以申其“經世”之意，所以穿鑿附會、過于深求之弊自是難免，然而也有其不囿于舊說的創新之見，即朱熹所說的“開合精神”，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它兼采《春秋》三傳而又突破三傳。
例如，公羊家最喜言“素王改制”，且認為孔子以“素王”自命。
《胡傳》力反舊說，釋“素”為“空”，意即《春秋》空設一王之法，有王者起必來此取法，否認孔子以“素王”自命之說。
《胡傳》此說深受朱熹所稱道，以為符合孟子義旨。
又如，三傳均以《春秋》正朔用周曆，《左傳》更于“王正月”之前加一“周”字，謂“周王正月”，以明《春秋》所用為周曆。
後人稱左氏增此一字，可謂“一字千金”，宋以前對此幾無異議。
《胡傳》據孔子答顔回問為邦之語“行夏之時”雲雲，而斷《春秋》所書正朔是“夏時冠周月”，“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卷一），與其“素王改制”說聯系起來，從而于素王說與非素王說二者之間持居中态度。
這也是發前人之所未發。
至于《胡傳》對《春秋》“大義”的闡發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不僅為前人所不及，而且還影響到後世。
例如，從名實關系闡明《春秋》尊王大義，元代趙汸在論《春秋》“筆削”時，就提出了“去名以全實”和“去名以責實”的“辨名實”之義。
這與《胡傳》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可謂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胡傳》在曆代《春秋》學的研究中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 [1]《易傳·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 [2]據《周易·泰卦·彖》：“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又據《周易·否卦·彖》：“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