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安國《春秋傳》的理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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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删去有損周王尊嚴的事實記載以保全其稱号，如魯僖公二十八年五月“踐土之會”。
其時晉文公為盟主，大會諸侯于踐土（晉地）。
周王赴會，“下勞晉侯”。
此事有損周王之尊，《春秋》“削而不書”，因為名實不符。
周王名雖為天子，“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雖名為“侯伯”，“而号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
《胡傳》認為，“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
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卷十三），意在為周王諱。
其二，謂“正其名以統實”。
就是說，以周王之名号去改正有損于這個名号的事實記載，如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據《左傳》，實則“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胡傳》認為，《春秋》不直書其事而改書“天王狩于河陽”，是旨在“尊周而全晉也”（同上）。
就名實關系而言，謂之“以名正實”。
《胡傳》的上述經解，從名實關系方面揭示了《春秋》辨正名分的尊王實質，這在曆來主《春秋》尊王說的經解中确無先例，即使是像孫複那樣的宋初大儒，也未曾從名實關系方面予以說明。
可見《胡傳》從名實關系方面對《春秋》辨正名分的實質所做的理論概括，确是發前代說經家之所未發。
這也是《胡傳》不同于前人說經的又一個特點。
關于《春秋》“攘夷”之義，《胡傳》指出，其要在“謹于華夷之辨”，認為“此《春秋》之旨也”（卷一）。
按照《胡傳》的觀點，《春秋》“謹于華夷之辨”，早在隐公二年就提出來了。
是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傳》說：“戎狄舉号，外之也。
……《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
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同上）。
這裡，《胡傳》對“華夷之辨”所做的解釋，包含着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内與外的地域概念，二是君子與小人的倫理道德概念。
用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這是曆來說經家，尤其是公羊家的觀點。
他們用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以明“夷狄”必攘之理。
不過，有的說經家認為，《春秋》“攘夷”之義但見宣、成之世，因“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而其後之世，因“著太平”，“内外無異”，故“不必攘，遠近大小若一，且不忍攘”（皮錫瑞《春秋通論》頁九）。
有的說經家則認為昭公以前，“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屬“諸夏”内部的問題，而昭公以後，“夷狄”才“疊制之”（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卷十二）。
就是說，《春秋》“攘夷”之義但見于昭、定之後，而不見之于前。
《胡傳》不但以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以明必須“攘夷”之理，而且認為“攘夷”之義貫串于《春秋》全經。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攘夷”之義的具體表現。
至于用君子與小人的倫理道德概念辨華、夷也非自胡安國始。
但他卻又有所發揮，這就是同《易》理聯系起來。
《胡傳》提到的“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原出自《易》泰、否兩卦的彖辭。
[2]胡安國借用《易傳》以自然現象論證社會人事的方法來闡明《春秋》華、夷之辨。
他從陰陽變化的自然現象中說明君子、小人之道的消長，又從君子、小人之道的消長說明内“中國”外“戎狄”之理，這就為他的華、夷之辨提供了自然哲學的依據，使他對《春秋》“攘夷”之義的說明富有哲理性。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攘夷”之義的又一表現。
《胡傳》關于華、夷之辨不僅給予一般的倫理道德方面的說明，并且還直接同父子、君臣之義的封建綱常聯系起來，指出“中國之所以貴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義耳”（卷二十三），“中國之為中國，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一失則為夷狄矣”（卷十一）。
正因為華、夷之辨事關封建綱常的興廢，所以《胡傳》極力反對“親戎狄”，積極主張“攘夷”，認為“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卷一）。
因此，盡管“盟雖《春秋》所惡”，然而隻要旨在“攘夷狄”則“許是盟”。
如僖公二年九月齊桓公與諸侯盟于貫（按宋地），《春秋》獨言江、黃等“東方之與國”。
《胡傳》說：“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卷十一）。
這說明《胡傳》關于《春秋》“攘夷”之義不僅有拒“夷狄”于“中國”之外的意思，并且還有變“夷”為“夏”，以“華夏文明”開化“夷狄”的意思。
這種儒家正統觀念又同《春秋》尊王“大一統”之義互為表裡：“尊王”必“攘夷”，“攘夷”必“尊王”，所以《胡傳》往往将兩者并提。
如僖公二十一年秋，宋襄公大會諸侯于盂（按宋地），為楚成王所執。
《胡傳》說：“《春秋》為賢者諱。
宋公見執不少隐之何？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
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直書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貶之也”（卷十二）。
按儒家的傳統觀點，春秋時代的荊楚仍屬未開化的“南蠻”。
宋襄公名為“尊王”，卻與“楚蠻”為盟，不攘“楚蠻”豈能“尊王”？可見在《胡傳》看來，尊王必“攘夷”，其義甚明。
胡安國闡明《春秋》“大義”所以強調封建綱常，突出“尊王攘夷”是着眼于現實，立足于“經世”的。
宋經唐末和五代之亂以後，封建綱常大遭破壞。
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就必須重整綱常，所以宋儒說經，多借經文以明綱常之理，對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倡之尤力，視為治國、立政之根本。
北宋王朝加強中央集權，故學者多提倡尊王之義。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特标“尊王”以明《春秋》“大義”，正是為了适應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南宋時，金人南侵，宋王室偏安于江左。
為了收複中原失地，維護宋王室的安全，學者在主張“尊王”的同時，又突出“攘夷”，意在抗金。
《胡傳》就是這樣的代表作，因而不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顯示出鮮明的曆史特點。
第四節 《胡傳》的《春秋》“筆法” 相傳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或筆或削，均有一定之法，且于字裡行間，寓褒貶之意。
《史記》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世家》），足見其法至嚴。
後世将孔子行“筆削”、立褒貶，稱為《春秋》“筆法”。
胡安國力倡《春秋》“大義”，故也最講求《春秋》“筆法”。
因為在他看來，《春秋》“大義”即寓于其“筆法”之中。
例如，魯隐公見弑，《春秋》書“公薨”。
《胡傳》說： 隐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
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
……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于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
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惡之禮。
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
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賊複仇之義。
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卷三） 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王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适守則沒公而書“會”。
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隐避其辭以存臣子禮。
（卷二十） 這是說，古代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因此隐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
然而，《春秋》書“公薨”不書“弑”，顯然是經過孔子“筆削”的。
孔子之所以削而不書，是因為與“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書“薨”不書“弑”，以示臣子對君父有“隐避其惡之禮”。
同樣，隐公見弑不書地，不書葬，也是為了明“君臣之義”。
孔子這樣的“筆削”，一“不沒其實”，即隐公已死之事實，二可以“隐避其辭”，即“見弑”之辭，因而“君臣之義”得以明，“臣子之禮”得以存。
這就是《胡傳》對于《春秋》“筆法”所做的解釋。
它想表明：所謂《春秋》“筆法”，是孔子借“筆削”以明“大義”，所以說，“斷自聖心”。
至于《春秋》“筆法”的褒貶問題，曆來就有争議，清人皮錫瑞曾歸結為三說：“以《春秋》為一字褒貶，《公》《谷》之古義也；以為有貶無褒，孫複之新說也；以為褒貶俱無，後世習左氏者之躗言也”（《春秋通論》頁七九）。
他把《胡傳》歸入主“一字褒貶”之說，認為“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谷》，皆不得謂其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0頁）。
按皮氏斷《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其論似是而非： 其一，《胡傳》雖主《春秋》“一字褒貶”之說，但并不認為其中“字字有褒貶之義”。
所謂“一字褒貶”是指《春秋》經文中的某些措辭、用語有一字之褒、一字之貶。
如宋伯姬卒，《春秋》書“葬”，就是一字之褒；臣刺君，《春秋》書“弑”，就是一字之貶。
《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即指此而言。
然而，皮氏謂《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實際上是指“字字有褒貶之義”。
這就與《胡傳》主褒貶說的原意相乖了。
例如，按“字字有褒貶之義”，《春秋》“阙文”必均有精義存。
而《胡傳》與這種看法不同，認為《春秋》“阙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阙者，有本據舊史因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卷一）。
前者系“削
就是說，删去有損周王尊嚴的事實記載以保全其稱号，如魯僖公二十八年五月“踐土之會”。
其時晉文公為盟主，大會諸侯于踐土（晉地）。
周王赴會，“下勞晉侯”。
此事有損周王之尊，《春秋》“削而不書”，因為名實不符。
周王名雖為天子，“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雖名為“侯伯”，“而号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
《胡傳》認為，“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
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卷十三），意在為周王諱。
其二，謂“正其名以統實”。
就是說，以周王之名号去改正有損于這個名号的事實記載，如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據《左傳》，實則“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胡傳》認為，《春秋》不直書其事而改書“天王狩于河陽”，是旨在“尊周而全晉也”（同上）。
就名實關系而言，謂之“以名正實”。
《胡傳》的上述經解，從名實關系方面揭示了《春秋》辨正名分的尊王實質，這在曆來主《春秋》尊王說的經解中确無先例，即使是像孫複那樣的宋初大儒，也未曾從名實關系方面予以說明。
可見《胡傳》從名實關系方面對《春秋》辨正名分的實質所做的理論概括，确是發前代說經家之所未發。
這也是《胡傳》不同于前人說經的又一個特點。
關于《春秋》“攘夷”之義，《胡傳》指出，其要在“謹于華夷之辨”，認為“此《春秋》之旨也”（卷一）。
按照《胡傳》的觀點，《春秋》“謹于華夷之辨”，早在隐公二年就提出來了。
是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傳》說：“戎狄舉号，外之也。
……《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
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同上）。
這裡，《胡傳》對“華夷之辨”所做的解釋，包含着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内與外的地域概念，二是君子與小人的倫理道德概念。
用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這是曆來說經家，尤其是公羊家的觀點。
他們用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以明“夷狄”必攘之理。
不過，有的說經家認為，《春秋》“攘夷”之義但見宣、成之世，因“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而其後之世，因“著太平”，“内外無異”，故“不必攘，遠近大小若一，且不忍攘”（皮錫瑞《春秋通論》頁九）。
有的說經家則認為昭公以前，“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屬“諸夏”内部的問題，而昭公以後，“夷狄”才“疊制之”（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卷十二）。
就是說，《春秋》“攘夷”之義但見于昭、定之後，而不見之于前。
《胡傳》不但以内與外的地域概念辨華、夷以明必須“攘夷”之理，而且認為“攘夷”之義貫串于《春秋》全經。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攘夷”之義的具體表現。
至于用君子與小人的倫理道德概念辨華、夷也非自胡安國始。
但他卻又有所發揮，這就是同《易》理聯系起來。
《胡傳》提到的“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原出自《易》泰、否兩卦的彖辭。
[2]胡安國借用《易傳》以自然現象論證社會人事的方法來闡明《春秋》華、夷之辨。
他從陰陽變化的自然現象中說明君子、小人之道的消長，又從君子、小人之道的消長說明内“中國”外“戎狄”之理，這就為他的華、夷之辨提供了自然哲學的依據，使他對《春秋》“攘夷”之義的說明富有哲理性。
這是《胡傳》突出《春秋》“攘夷”之義的又一表現。
《胡傳》關于華、夷之辨不僅給予一般的倫理道德方面的說明，并且還直接同父子、君臣之義的封建綱常聯系起來，指出“中國之所以貴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義耳”（卷二十三），“中國之為中國，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一失則為夷狄矣”（卷十一）。
正因為華、夷之辨事關封建綱常的興廢，所以《胡傳》極力反對“親戎狄”，積極主張“攘夷”，認為“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卷一）。
因此，盡管“盟雖《春秋》所惡”，然而隻要旨在“攘夷狄”則“許是盟”。
如僖公二年九月齊桓公與諸侯盟于貫（按宋地），《春秋》獨言江、黃等“東方之與國”。
《胡傳》說：“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卷十一）。
這說明《胡傳》關于《春秋》“攘夷”之義不僅有拒“夷狄”于“中國”之外的意思，并且還有變“夷”為“夏”，以“華夏文明”開化“夷狄”的意思。
這種儒家正統觀念又同《春秋》尊王“大一統”之義互為表裡：“尊王”必“攘夷”，“攘夷”必“尊王”，所以《胡傳》往往将兩者并提。
如僖公二十一年秋，宋襄公大會諸侯于盂（按宋地），為楚成王所執。
《胡傳》說：“《春秋》為賢者諱。
宋公見執不少隐之何？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
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直書其事而不隐，所以深貶之也”（卷十二）。
按儒家的傳統觀點，春秋時代的荊楚仍屬未開化的“南蠻”。
宋襄公名為“尊王”，卻與“楚蠻”為盟，不攘“楚蠻”豈能“尊王”？可見在《胡傳》看來，尊王必“攘夷”，其義甚明。
胡安國闡明《春秋》“大義”所以強調封建綱常，突出“尊王攘夷”是着眼于現實，立足于“經世”的。
宋經唐末和五代之亂以後，封建綱常大遭破壞。
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就必須重整綱常，所以宋儒說經，多借經文以明綱常之理，對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倡之尤力，視為治國、立政之根本。
北宋王朝加強中央集權，故學者多提倡尊王之義。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特标“尊王”以明《春秋》“大義”，正是為了适應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南宋時，金人南侵，宋王室偏安于江左。
為了收複中原失地，維護宋王室的安全，學者在主張“尊王”的同時，又突出“攘夷”，意在抗金。
《胡傳》就是這樣的代表作，因而不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顯示出鮮明的曆史特點。
第四節 《胡傳》的《春秋》“筆法” 相傳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或筆或削，均有一定之法，且于字裡行間，寓褒貶之意。
《史記》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世家》），足見其法至嚴。
後世将孔子行“筆削”、立褒貶，稱為《春秋》“筆法”。
胡安國力倡《春秋》“大義”，故也最講求《春秋》“筆法”。
因為在他看來，《春秋》“大義”即寓于其“筆法”之中。
例如，魯隐公見弑，《春秋》書“公薨”。
《胡傳》說： 隐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
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
……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于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
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惡之禮。
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
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賊複仇之義。
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卷三） 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王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适守則沒公而書“會”。
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隐避其辭以存臣子禮。
（卷二十） 這是說，古代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因此隐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
然而，《春秋》書“公薨”不書“弑”，顯然是經過孔子“筆削”的。
孔子之所以削而不書，是因為與“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書“薨”不書“弑”，以示臣子對君父有“隐避其惡之禮”。
同樣，隐公見弑不書地，不書葬，也是為了明“君臣之義”。
孔子這樣的“筆削”，一“不沒其實”，即隐公已死之事實，二可以“隐避其辭”，即“見弑”之辭，因而“君臣之義”得以明，“臣子之禮”得以存。
這就是《胡傳》對于《春秋》“筆法”所做的解釋。
它想表明：所謂《春秋》“筆法”，是孔子借“筆削”以明“大義”，所以說，“斷自聖心”。
至于《春秋》“筆法”的褒貶問題，曆來就有争議，清人皮錫瑞曾歸結為三說：“以《春秋》為一字褒貶，《公》《谷》之古義也；以為有貶無褒，孫複之新說也；以為褒貶俱無，後世習左氏者之躗言也”（《春秋通論》頁七九）。
他把《胡傳》歸入主“一字褒貶”之說，認為“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谷》，皆不得謂其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0頁）。
按皮氏斷《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其論似是而非： 其一，《胡傳》雖主《春秋》“一字褒貶”之說，但并不認為其中“字字有褒貶之義”。
所謂“一字褒貶”是指《春秋》經文中的某些措辭、用語有一字之褒、一字之貶。
如宋伯姬卒，《春秋》書“葬”，就是一字之褒；臣刺君，《春秋》書“弑”，就是一字之貶。
《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即指此而言。
然而，皮氏謂《胡傳》主“一字褒貶”之說，實際上是指“字字有褒貶之義”。
這就與《胡傳》主褒貶說的原意相乖了。
例如，按“字字有褒貶之義”，《春秋》“阙文”必均有精義存。
而《胡傳》與這種看法不同，認為《春秋》“阙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阙者，有本據舊史因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卷一）。
前者系“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