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邵雍的象數學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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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經世指要》，蔡元定甚至稱邵為“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皇極經世指要》前言）。
與黃震同處南宋末年的象數家黃瑞節曾诠釋周、邵、朱、蔡的書。
對于《皇極經世書》，黃瑞節說： 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于《易》，書中引而不發。
……西山先生（指蔡元定）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顯微闡幽，其說大著。
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引自《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 宋以後，明、清以來推崇邵雍，奉為宗主的大有人在。
例如明弘治時黃畿著《皇極經世書傳》，稱“邵子之學，其仲尼之學乎！仲尼之道，其伏羲之道乎”（《皇極經世書傳》序）！清乾隆時王植著《皇極經世全書解》，其中說：“康節理兼乎數，大《易》之傳，為能獨得其宗……”（《皇極經世全書解》卷首《書意》）。
又說：“邵子内聖外王之學，其于天地萬物之理究極奧蘊，古今治亂興廢之由，洞如指掌”（同上）。
由此可見，邵雍一派的象數學直到清中期前後，七百年來是流傳有緒的，影響不小。
第四節 《伊川擊壤集》中的人生哲學 《伊川擊壤集》是邵雍的詩集。
元、明都有單行刊本，共二十卷。
明徐必達《邵子全書》本中，分為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仍為二十卷，詩一千五百餘首。
朱熹說：“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朱子語類》卷一〇〇《邵子全書》）。
又說：“看他詩篇隻管說樂，次第樂得未厭了。
……他都是有個自私自利底意”（同上）。
又，黃直卿（黃榦）問：“康節詩嘗有老莊之說，如何？”朱熹答：“便是他有些子這個”（同上）。
不但詩有老莊之說，他思想體系中的不以我觀物，主張“無我”，顯然有莊子的影響在内。
綜合邵雍留傳下來的一千五百餘首詩，大緻可分三類：其一，是闡述其哲理的，由于已有《皇極經世書》，故而詩中此類篇幅不多；其二，是樂天安命，優遊閑适，上文引朱熹所謂“隻管說樂”的，占多數；其三，是對社會和曆史進行觀察之後，思想中抱憤激态度，而又含蓄不露的，也有一部分。
這一點昔人多未論及，而卻反映了邵雍思想的一個側面。
現分别論述如下： 關于其哲學理論，如《樂物吟》雲：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别，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邵子全書》卷二十） 這首詩是整個《皇極經世書》的一個縮影，也是邵雍對自然、社會和曆史的總看法。
從文學上說，這類所謂詩并沒有詩的情韻意味。
又如《天人吟》一首也是如此： 羲、軒、堯、舜雖難複，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同上卷二十一） 這裡羅列皇帝王霸的代表人物。
從詩意中可體會到的積極方面是：時代在變，人是可以起作用的，不能消極地依憑“天道”。
在《觀物吟》中，他強調耳聞不如目見，并反對放棄耳目，專用口舌。
原詩如下： 人之耳所聞，不若目親照，耳聞有異同，目照無多少。
并棄耳目官，專用口舌較，不成天下功，止成天下笑。
（同上卷二十二） 這些不過是邵雍哲學理論的詩歌化。
如用散文來寫，就與《觀物》内、外篇中的内容相同，不代表《擊壤集》中的特色。
關于第二類是道學先生的“尋樂”詩，占《擊壤集》中絕大部分。
例如《後園即事》中說： 太平身老複何憂，景愛家園自在遊，幾樹綠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
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
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
（同上卷十九） 又《安樂窩中吟》（同上卷二十）有十四首七律。
其中有“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一首），“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第四首）等句。
他的“職分”就是寫《皇極經世書》，看花、飲酒與賦詩。
此外與世無求。
由于老莊的影響，對于即使這種不事奔競的閑适生活，也是适可而止，不到極點。
如詩中雲：“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第七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
”（第十一首）。
朱熹說：“康節凡事隻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學生問：“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
”朱熹說：“固是，康節固有兩三詩稱贊子房。
”學生又問：“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朱熹笑而不答。
以上對話見《朱子語類》卷一〇〇，記錄者吳必大（字伯豐）。
語錄的具體細節或有出入，但總的意思是指邵雍安時處順，自得其樂，不事妄求，目的是借以保全自己。
因為他懂得“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呈賸且無憂”（同上卷十八《名利吟》）。
這些都是邵雍飽曆世情以後的人生哲學，前引朱熹說“他都是有個自私自利底意”的議論與這裡論邵雍有“楊氏為我之意”是一緻的。
朱熹對邵雍的分析比較深刻。
所指的“自私”是指道家或張良的那種“功成、名遂、身退”的“曲則全”的思想，所以邵雍的《張子房吟》中稱子房為“善哉能始又能終”（同上卷二十二）。
邵雍還有著名的《打乖吟》一首：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挨排，重寒盛暑多閉戶，輕暖初涼時出街。
風月煎催親筆硯，莺花引惹傍罇罍。
問君何故能如此，隻被才能養不才。
（同上卷二十） “打乖”二字似有取巧之意，通篇詩中也充滿了詩酒自娛，守身避世之意。
對這首詩做出和韻的有富弼、王拱宸、司馬光等大官，以及程颢、呂希哲等。
說明他既是一個隐逸，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不與時人隔絕，有“無可無不可”的意味。
所以呂希哲和詩中說他“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同上）。
這正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态度。
邵雍詩的第三類，值得注意的是，在“弄丸餘暇”（《自贊》），風花雪月之餘，由于他對于社會和曆史有較深的觀察，所以其詩句中隐藏着對當時社會的憤激和悲觀的情緒。
雖然如此，從風格上看，這些思想是以委婉的形式表達出來的。
例如： 天道不難知，人情不易窺。
（同上《天道吟》） 索鍊無如事，難知莫若人。
（同上卷二十二） 世态逾翻掌，年光劇逝波。
（同上卷十八《偶書》） 從以上詩句可看出邵雍對封建社會裡人情叵測、世态反複以及對年光流逝的感慨與嗟歎。
不但如此，邵雍在送人赴任時寫過“方今路險善求容”的告誡。
這與陸遊詩中“早知富貴有危機”，同樣是寫出了當時的“仕途”險惡。
在《感事吟》中雲： 蛇頭蠍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
（同上卷二十） 這與後代雜劇《寶劍記》中的名句“歎古今那狼牙虿尾，豈一謙哉”有異曲同工之妙，表達了對現實的憎與怒。
《寶劍記》中的陸虞候陸謙，《一捧雪》中的湯裱褙湯勤，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典型人物，被反映在文學作品中。
這類人物在宋、明社會中屢見不鮮，他們為非作歹，欺壓人民，為人們所痛恨，被作家形容為“蛇頭蠍尾”或“狼牙虿尾”。
使人驚奇的是，文學家的這些刻畫，能在理學家邵雍的詩句中得到印證。
諸如此類的詩句，若不放在《擊壤集》中，是無人曉得這是一位“花前靜榻閑眠處，竹下明窗獨坐時”（同上《寄李景真太傅》）的安樂先生所寫的。
朱熹說：“隐者是帶性氣之人為之，陶（指陶潛）欲有為而不能者也”（《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又說：“淵明詩，人皆說平淡。
據某看，他自豪放。
……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語言出來”（同上）。
這是論陶淵明的話，也可移來論述邵雍。
邵雍《題黃河》中的“世間多少不平聲”、《詠椶拂子》中的“衆蚊多少成雷處，一拂何由議掃除”這類詩句盡管不多，但卻反映出邵雍内心憤懑的另一面。
邵雍作為一個依附統治階級的文人學士，在洛陽安居，得以孜孜不息制造他那一套元會運世的體系，所以詩中主要是“安閑樂道”（富弼和《打乖吟》中語）、歌頌太平的情調。
然而，由于他對曆史和現實的觀察，與少年時“蓬草環堵，不蔽風雨”的貧困生活，使他對人情世故谙熟，在《伊川擊壤集》中也不時流露出對當時社會的不滿。
在花團錦簇的洛陽城中，安樂窩裡的安樂先生實際上還隐藏着對社會和政治的悲觀情緒。
這反映在《伊川擊壤集》的字裡行間，也是全面研究邵雍所需要了解的。
第五節 邵雍的曆史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 一、邵雍的曆史哲學 邵雍早年力學，對曆史有深入鑽研。
《皇極經世書》中有一套詳細的曆史年表，按照他所創的元、會、運、世等時間概念，把曆史史實一一排入并加評論。
邵雍把曆史的過程，分為皇、帝、王、伯（霸）四階段。
他說：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
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
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觀物内篇》之十） 用這種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交錯排列是《皇極經世書》的通常辦法。
這裡，事實上指皇、帝、王、伯各具有道、德、功、力的特點。
此外，他也用春、夏、秋、冬，日、月、星、辰，來譬喻曆史上的各個時代。
他說：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
七國冬之餘冽也。
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
三國伯之雄奇者也。
十六國伯之叢者也。
南五代伯之借乘也。
北五代伯之傳舍也。
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
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
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
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同上） 邵雍的曆史觀與他的元、會、運、世宇宙觀是一緻的。
與春、夏、秋、冬一樣，元、會、運、世也在不斷循環變化。
這裡說皇、帝、王、伯相當于春、夏、秋、冬，合于天道。
曆史演變至五代，已是一片黑暗，在等待日之出了。
邵伯溫說：“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化如此，在大運亦然”（同上）。
廖應淮說：“天之春夏秋冬，萬變而不窮，豈獨一歲為然……一日之旦晝夕夜，一時之上下四刻，以至瞬息一秒之微，莫不皆然”（引自《皇極經世全書解》卷六）。
從邵伯溫、廖應淮的解釋，可見《皇極經世書》的時間概念，大到元、會、運、世，小到時、刻、分、秒，都是不斷變動的。
就曆史來說，邵雍把三皇五帝懸為典型，這标準是不易達到的。
其後王與伯不斷疊起。
如戰國七雄是“冬之餘冽”，到了漢、晉，又介于王、伯之間（“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
最後說，“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其言外之意，宋代的興起，是日出。
在理論上，他認為“帝”之道也是可以恢複的。
他說：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
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
（《觀物内篇》之十） 這裡，他隻看到聖賢的作用。
因此又不無悲觀地說： 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
比其有作，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
時之難，不其然乎。
人之難，不其然乎！（同上） 由此他得出在曆史上“治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觀物内篇》之九）的結論。
對此曆史現象，邵雍不能做出正确的說明。
他用《易經》來強加解釋：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同上）？《易·系辭下》有“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的話，原意似另有所指。
邵雍引以說明曆史現象也較牽強。
總而言之，《皇極經世書》根據《易經》的剛柔相推、陰陽消長、時世因革的道理，推出一系列皇帝王伯，道德功力的循環不已的曆史觀。
他的理想時代在三皇五帝，而又認為這是不易企及的。
邵雍還通過對于曆史事件的評論闡發其曆史“因革變動”的理論。
他以田氏取齊為例說： 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亦猶周之有五伯也。
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
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
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甯不思乎。
（《觀物内篇》之六） 這思想來自《易經》的“履霜堅冰至”（《坤卦》），說明曆史事變都是由逐漸發展而演成的。
邵雍還提出對人民生活的關心與否是取得
與黃震同處南宋末年的象數家黃瑞節曾诠釋周、邵、朱、蔡的書。
對于《皇極經世書》，黃瑞節說： 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于《易》，書中引而不發。
……西山先生（指蔡元定）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顯微闡幽，其說大著。
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引自《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 宋以後，明、清以來推崇邵雍，奉為宗主的大有人在。
例如明弘治時黃畿著《皇極經世書傳》，稱“邵子之學，其仲尼之學乎！仲尼之道，其伏羲之道乎”（《皇極經世書傳》序）！清乾隆時王植著《皇極經世全書解》，其中說：“康節理兼乎數，大《易》之傳，為能獨得其宗……”（《皇極經世全書解》卷首《書意》）。
又說：“邵子内聖外王之學，其于天地萬物之理究極奧蘊，古今治亂興廢之由，洞如指掌”（同上）。
由此可見，邵雍一派的象數學直到清中期前後，七百年來是流傳有緒的，影響不小。
第四節 《伊川擊壤集》中的人生哲學 《伊川擊壤集》是邵雍的詩集。
元、明都有單行刊本，共二十卷。
明徐必達《邵子全書》本中，分為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仍為二十卷，詩一千五百餘首。
朱熹說：“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朱子語類》卷一〇〇《邵子全書》）。
又說：“看他詩篇隻管說樂，次第樂得未厭了。
……他都是有個自私自利底意”（同上）。
又，黃直卿（黃榦）問：“康節詩嘗有老莊之說，如何？”朱熹答：“便是他有些子這個”（同上）。
不但詩有老莊之說，他思想體系中的不以我觀物，主張“無我”，顯然有莊子的影響在内。
綜合邵雍留傳下來的一千五百餘首詩，大緻可分三類：其一，是闡述其哲理的，由于已有《皇極經世書》，故而詩中此類篇幅不多；其二，是樂天安命，優遊閑适，上文引朱熹所謂“隻管說樂”的，占多數；其三，是對社會和曆史進行觀察之後，思想中抱憤激态度，而又含蓄不露的，也有一部分。
這一點昔人多未論及，而卻反映了邵雍思想的一個側面。
現分别論述如下： 關于其哲學理論，如《樂物吟》雲：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别，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邵子全書》卷二十） 這首詩是整個《皇極經世書》的一個縮影，也是邵雍對自然、社會和曆史的總看法。
從文學上說，這類所謂詩并沒有詩的情韻意味。
又如《天人吟》一首也是如此： 羲、軒、堯、舜雖難複，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同上卷二十一） 這裡羅列皇帝王霸的代表人物。
從詩意中可體會到的積極方面是：時代在變，人是可以起作用的，不能消極地依憑“天道”。
在《觀物吟》中，他強調耳聞不如目見，并反對放棄耳目，專用口舌。
原詩如下： 人之耳所聞，不若目親照，耳聞有異同，目照無多少。
并棄耳目官，專用口舌較，不成天下功，止成天下笑。
（同上卷二十二） 這些不過是邵雍哲學理論的詩歌化。
如用散文來寫，就與《觀物》内、外篇中的内容相同，不代表《擊壤集》中的特色。
關于第二類是道學先生的“尋樂”詩，占《擊壤集》中絕大部分。
例如《後園即事》中說： 太平身老複何憂，景愛家園自在遊，幾樹綠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
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
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
（同上卷十九） 又《安樂窩中吟》（同上卷二十）有十四首七律。
其中有“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一首），“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第四首）等句。
他的“職分”就是寫《皇極經世書》，看花、飲酒與賦詩。
此外與世無求。
由于老莊的影響，對于即使這種不事奔競的閑适生活，也是适可而止，不到極點。
如詩中雲：“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第七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
”（第十一首）。
朱熹說：“康節凡事隻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學生問：“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
”朱熹說：“固是，康節固有兩三詩稱贊子房。
”學生又問：“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朱熹笑而不答。
以上對話見《朱子語類》卷一〇〇，記錄者吳必大（字伯豐）。
語錄的具體細節或有出入，但總的意思是指邵雍安時處順，自得其樂，不事妄求，目的是借以保全自己。
因為他懂得“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呈賸且無憂”（同上卷十八《名利吟》）。
這些都是邵雍飽曆世情以後的人生哲學，前引朱熹說“他都是有個自私自利底意”的議論與這裡論邵雍有“楊氏為我之意”是一緻的。
朱熹對邵雍的分析比較深刻。
所指的“自私”是指道家或張良的那種“功成、名遂、身退”的“曲則全”的思想，所以邵雍的《張子房吟》中稱子房為“善哉能始又能終”（同上卷二十二）。
邵雍還有著名的《打乖吟》一首：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挨排，重寒盛暑多閉戶，輕暖初涼時出街。
風月煎催親筆硯，莺花引惹傍罇罍。
問君何故能如此，隻被才能養不才。
（同上卷二十） “打乖”二字似有取巧之意，通篇詩中也充滿了詩酒自娛，守身避世之意。
對這首詩做出和韻的有富弼、王拱宸、司馬光等大官，以及程颢、呂希哲等。
說明他既是一個隐逸，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不與時人隔絕，有“無可無不可”的意味。
所以呂希哲和詩中說他“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同上）。
這正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态度。
邵雍詩的第三類，值得注意的是，在“弄丸餘暇”（《自贊》），風花雪月之餘，由于他對于社會和曆史有較深的觀察，所以其詩句中隐藏着對當時社會的憤激和悲觀的情緒。
雖然如此，從風格上看，這些思想是以委婉的形式表達出來的。
例如： 天道不難知，人情不易窺。
（同上《天道吟》） 索鍊無如事，難知莫若人。
（同上卷二十二） 世态逾翻掌，年光劇逝波。
（同上卷十八《偶書》） 從以上詩句可看出邵雍對封建社會裡人情叵測、世态反複以及對年光流逝的感慨與嗟歎。
不但如此，邵雍在送人赴任時寫過“方今路險善求容”的告誡。
這與陸遊詩中“早知富貴有危機”，同樣是寫出了當時的“仕途”險惡。
在《感事吟》中雲： 蛇頭蠍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
（同上卷二十） 這與後代雜劇《寶劍記》中的名句“歎古今那狼牙虿尾，豈一謙哉”有異曲同工之妙，表達了對現實的憎與怒。
《寶劍記》中的陸虞候陸謙，《一捧雪》中的湯裱褙湯勤，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典型人物，被反映在文學作品中。
這類人物在宋、明社會中屢見不鮮，他們為非作歹，欺壓人民，為人們所痛恨，被作家形容為“蛇頭蠍尾”或“狼牙虿尾”。
使人驚奇的是，文學家的這些刻畫，能在理學家邵雍的詩句中得到印證。
諸如此類的詩句，若不放在《擊壤集》中，是無人曉得這是一位“花前靜榻閑眠處，竹下明窗獨坐時”（同上《寄李景真太傅》）的安樂先生所寫的。
朱熹說：“隐者是帶性氣之人為之，陶（指陶潛）欲有為而不能者也”（《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又說：“淵明詩，人皆說平淡。
據某看，他自豪放。
……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語言出來”（同上）。
這是論陶淵明的話，也可移來論述邵雍。
邵雍《題黃河》中的“世間多少不平聲”、《詠椶拂子》中的“衆蚊多少成雷處，一拂何由議掃除”這類詩句盡管不多，但卻反映出邵雍内心憤懑的另一面。
邵雍作為一個依附統治階級的文人學士，在洛陽安居，得以孜孜不息制造他那一套元會運世的體系，所以詩中主要是“安閑樂道”（富弼和《打乖吟》中語）、歌頌太平的情調。
然而，由于他對曆史和現實的觀察，與少年時“蓬草環堵，不蔽風雨”的貧困生活，使他對人情世故谙熟，在《伊川擊壤集》中也不時流露出對當時社會的不滿。
在花團錦簇的洛陽城中，安樂窩裡的安樂先生實際上還隐藏着對社會和政治的悲觀情緒。
這反映在《伊川擊壤集》的字裡行間，也是全面研究邵雍所需要了解的。
第五節 邵雍的曆史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 一、邵雍的曆史哲學 邵雍早年力學，對曆史有深入鑽研。
《皇極經世書》中有一套詳細的曆史年表，按照他所創的元、會、運、世等時間概念，把曆史史實一一排入并加評論。
邵雍把曆史的過程，分為皇、帝、王、伯（霸）四階段。
他說：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
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
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觀物内篇》之十） 用這種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交錯排列是《皇極經世書》的通常辦法。
這裡，事實上指皇、帝、王、伯各具有道、德、功、力的特點。
此外，他也用春、夏、秋、冬，日、月、星、辰，來譬喻曆史上的各個時代。
他說：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
七國冬之餘冽也。
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
三國伯之雄奇者也。
十六國伯之叢者也。
南五代伯之借乘也。
北五代伯之傳舍也。
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
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
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
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同上） 邵雍的曆史觀與他的元、會、運、世宇宙觀是一緻的。
與春、夏、秋、冬一樣，元、會、運、世也在不斷循環變化。
這裡說皇、帝、王、伯相當于春、夏、秋、冬，合于天道。
曆史演變至五代，已是一片黑暗，在等待日之出了。
邵伯溫說：“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化如此，在大運亦然”（同上）。
廖應淮說：“天之春夏秋冬，萬變而不窮，豈獨一歲為然……一日之旦晝夕夜，一時之上下四刻，以至瞬息一秒之微，莫不皆然”（引自《皇極經世全書解》卷六）。
從邵伯溫、廖應淮的解釋，可見《皇極經世書》的時間概念，大到元、會、運、世，小到時、刻、分、秒，都是不斷變動的。
就曆史來說，邵雍把三皇五帝懸為典型，這标準是不易達到的。
其後王與伯不斷疊起。
如戰國七雄是“冬之餘冽”，到了漢、晉，又介于王、伯之間（“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
最後說，“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其言外之意，宋代的興起，是日出。
在理論上，他認為“帝”之道也是可以恢複的。
他說：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
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
（《觀物内篇》之十） 這裡，他隻看到聖賢的作用。
因此又不無悲觀地說： 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
比其有作，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
時之難，不其然乎。
人之難，不其然乎！（同上） 由此他得出在曆史上“治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觀物内篇》之九）的結論。
對此曆史現象，邵雍不能做出正确的說明。
他用《易經》來強加解釋：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同上）？《易·系辭下》有“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的話，原意似另有所指。
邵雍引以說明曆史現象也較牽強。
總而言之，《皇極經世書》根據《易經》的剛柔相推、陰陽消長、時世因革的道理，推出一系列皇帝王伯，道德功力的循環不已的曆史觀。
他的理想時代在三皇五帝，而又認為這是不易企及的。
邵雍還通過對于曆史事件的評論闡發其曆史“因革變動”的理論。
他以田氏取齊為例說： 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亦猶周之有五伯也。
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
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
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甯不思乎。
（《觀物内篇》之六） 這思想來自《易經》的“履霜堅冰至”（《坤卦》），說明曆史事變都是由逐漸發展而演成的。
邵雍還提出對人民生活的關心與否是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