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邵雍的象數學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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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的關鍵。
他以秦為例說： 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
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
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
（《觀物内篇》之八） 他認為，“好生者”“人之情”，而順乎“人之情”可以無敵于天下： 夫好生者，生之德也。
好殺者，死之徒也。
周之好生也，以義。
漢之好生也亦以義。
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
……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觀物内篇》之六） 這裡既講了儒家的義利之辨，同時又充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由于時代限制，他隻能以曆史事實來論證“仁”與“不仁”是王朝興廢的關鍵。
說明理學家邵雍的曆史哲學基本上是儒家的一套。
他又說：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
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觀物内篇》之九） 以封建等級制的“人倫”能否維持，作為治亂因革的标準，這是邵雍曆史哲學中的重要之點。
二、邵雍的社會政治思想 北宋中期，生産繼續發展，社會經濟相對穩定。
史稱：“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宋史·仁宗本紀贊》）。
這是過分的頌揚。
然而當時的開封、洛陽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反映一斑。
神宗時，興起新學與理學之争，政治上形成新舊兩黨。
到哲宗、徽宗時更為紛亂。
真正反映出民間疾苦的，有當時關于歐陽修的一段記錄： 張芸叟（即張舜民）言，歐陽公雲：吾昔貶官彜陵（今湖北宜昌），方壯年未厭學。
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間陳年公案，反複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
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以彜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
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
（吳曾《能改齋漫錄·歐陽公多談吏事》） 這段作為野史的材料，應有其真實性。
歐陽修所見的“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等現象，在封建社會正是根深蒂固，無法杜絕的。
對于上述社會現象，邵雍則悲觀地歸納為“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邵子全書》卷二十二）。
這些問題邵雍實際上無法解決，隻有磋歎“奈何如此”（同上）。
盡管他提出了一些治理國家的理論。
對于治理國家，邵雍主張務實，反對空談。
他說：“夫天下将治，人必尚行也。
天下将亂，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笃實之風行焉”（《觀物内篇》之七）。
邵雍還提出了“權”與“變”的思想。
他說：“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觀物内篇》之四）。
這樣對“權”“變”所下定義，似不甚明晰。
但聯系下文，可進一步了解邵雍的意旨所在。
他說：“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功，五伯同術而異率”（同上）。
又說：“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
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
體用之間，有變存焉”（同上）。
這裡關于“同聖異化”，“同賢異教”以及“有變存焉”等提法已頗類似商鞅或韓非書中的語言。
由此可見，邵雍作為一個理學家，并非是不通世務的迂夫子，也不是看花飲酒的享樂主義者。
《呂氏家塾記》中記他“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引自《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
這情況當屬實。
最後還要提到邵雍對當時新法的态度。
《擊壤集》中《無酒吟》說：“自從新法行，嘗苦樽無酒”（《邵子全書》卷十九）。
然而他對王安石變法卻持審慎的态度。
這從以下事例可見： 一日王拱宸（洛陽留守）之子王正甫約邵雍、吳處厚、王安國（安石之弟）會飯。
邵雍稱疾不赴。
次日邵雍解釋說：“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即王安國）者介甫（王安石）之弟。
介甫方執行新法。
處厚每譏刺之。
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
此某所以辭會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九）。
此外，熙甯新法推行時，邵雍的門生故舊都準備投劾而歸。
邵雍說：“正賢者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同上卷二十）。
由上可見，邵雍對新法并非直接反對，但仍持不苟同的态度。
實際上，他晚年在洛陽所接近者，大都是退居西京反對新法的官僚。
他們相互之間交遊頻仍，親密無間，這反映出邵雍一方面不同意新法，另一方面他又企求在新舊黨争中保全自己。
所以程頤說：“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一）。
結論 第一，《皇極經世書》開創了宋明以來象數學的規模與傳統。
邵雍的先天八卦圖排列方位成為後代一切象數學者的基本依據。
在宋、明、清擁有一大批追随者，在學術史上出現一批象數學的人物。
著名的有宋代王湜、張行成、祝泌、锺過、廖應淮，明代有朱隐老、黃畿，清代有王植、何夢瑤等。
他們的著作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大都有著錄和介紹。
至于《四庫全書》未著錄的，更不知凡幾。
盡管後代的象數學對邵雍的理論或多或少有所修正和改動，但邵雍不失為這一學術系統的開山者。
第二，作為一個理學家，邵雍的思想，在哲學方面來源于《易經》和《中庸》，同時羼雜了道教的影響。
在倫理道德與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主要來源于儒家傳統。
從其晚年滑稽玩世方面看，又深受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
第三，後世對邵雍的形象在兩方面有所誤解。
其一，認為邵雍是一個未蔔先知的預言家。
這是當時（如邵伯溫等）記載的誇張和失實[16]，以緻在社會上以訛傳訛。
其二，認為邵雍是一位安樂窩中和平樂易的安樂老人。
其實邵雍還有對現狀不滿的一面，而這些被邵雍的笑談燕語的外貌與其詩句中的假象所掩蓋了。
第四，《皇極經世書》是邵雍思想的代表作。
論事物發展變化多本于《易經》，具有樸素辯證法因素。
從曆史角度來看，其中盡有可取之處。
此書在談到天地萬物、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時，受道教影響也很多。
有人說中國的自然科學傳統萌芽于道教。
邵雍盡管沒有創建什麼顯著的成果，但他可以被認為與自然科學的理論發展有聯系。
《河圖》《洛書》、先天八卦，尤其是《先天方圖》，其中蘊藏着中世紀數學的精蘊和哲人的智慧。
這是在明、清以來象數學著作中可以發現和探索，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17]。
象數學家往往接觸到天文、曆法和數學以至于物理之學，就說明了這問題。
《皇極經世書》中也包含了大量糟粕，牽強比附和主觀臆斷比比皆是。
如以日、月、星、辰變為寒、暑、晝、夜，水、火、土、石變為風、雨、露、雷等，都是不足取的。
第五，明末清初是一個思想學術轉折的時期。
著名的學者如黃宗羲、黃宗炎、朱彜尊、胡渭等對邵雍都有所批評。
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有廣雅書局本）評《皇極經世書》說： 康節之為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曆學盡歸于《易》，奈《易》之于曆，本不相通。
硬期相通，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鹘突曆書。
（卷五） 黃宗炎著《周易尋門餘論》及《易學辨惑》，都是針對象數學的。
他在《周易尋門餘論》中說： 乃有邵堯夫者，取黃冠（指道教）之異說，以惑亂天下。
又論“卦變”時說： 費精神于無用之地。
（同上） 《易學辨惑》的主旨也是引證、考據，說明先天八卦橫圖、圓圖與方圖都是來源于“養生家”也就是指道教。
胡渭評論邵雍的理論時說： 是亦邵子之數學，而非古聖人之《易》矣。
（《易圖明辨》） 在這些批評中，可見邵雍的“數學”确實被看成了一家之言，是“異學”，是“别派”，雖有影響，卻隻是術數之言。
*** [1]邵伯溫《皇極經世系述》，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附錄；又見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卷六。
[2]當時有一種編寫從古到今的曆史編年的學風。
除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外，其後南宋胡宏著《皇王大紀》、張栻編《經世紀年》。
[3]清南海何夢瑤《皇極經世易知》自序言：“《皇極經世書》原本不得見。
”又言：“然則欲求原本難矣。
” [4]據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卷首已載此圖。
後《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也轉載此圖。
[5]引自徐必達刊《邵子全書》卷二《纂圖指要》下《經世衍易圖》說明。
[6]邵雍之學稱先天學，邵雍的著作名《皇極經世書》。
所以《先天天地四象圖》即《經世天地四象圖》。
[7]這圖表始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以後各版本《皇極經世書》均有刊載。
圖自右向左讀。
圖表中有（）号的是清代王植所增補，見王氏《皇極經世全書解》卷五。
[8]《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之二第一節說：“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四象生矣。
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
于是八卦成矣。
” [9]黃瑞節，宋末人，字安樂，江西安福人，太和州正。
萃朱熹所定《太極圖》《通書》及《皇極經世書》諸書加以注解，見《吉安府志》。
這位熱心象數的宋末元初學者又有《朱子陰符經考異附錄》《朱子參同契考異附錄》。
見道光時周心如輯《紛欣閣叢書》。
萬曆時徐必達刊《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中引黃語，誤刊為黃端節，實為一人。
以後當更正。
[10]清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例言》稱此圖為“邵伯子（即伯溫）一元消長圖”。
明徐必達《邵子全書》序稱：“書以元、會、運、世相經者三十四篇，以聲音律呂唱和為圖者十六篇，統名之曰觀物篇，凡五十。
……《一元消長之數圖》則三十四篇之總也。
《四象體用之數圖》則十六篇之總也，大概出伯溫所著。
” [11]《皇極經世書》的動物、植物不全等于自然科學概念中的動、植物，很可能，凡屬天之四象的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元、會、運、世……都是動物；而凡屬于地之四象的水、火、土、石，雨、風、露、霜，歲、月、日、時等視同植物。
可參考蔡元定在此圖後的解釋，見《蔡氏九儒書》卷二《皇極經世指要》。
[12]邵雍說：“心為太極”（《外篇》之十二）。
又說：“道為太極”（《外篇》之一）。
又稱：“天地之心者，萬物之本也”（《外篇》之六）。
又說：“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
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
”（《外篇》之三）。
[13]此圖首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
其後明徐必達編《邵子全書》轉載《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中也列入此圖。
[14]明末《易》學家方孔炤在桐城白鹿湖著《周易時論》，其居處名“環中堂”。
孔炤子方以智晚年隐居江西青原山淨居寺，曾建立“中五法堂”。
[15]張行成，字文饒，孝宗時人。
著《皇極經世索引》二卷，《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九卷。
祝泌字子泾，自稱觀物老人，理宗時人，著《皇極經世書钤》十二卷。
廖應淮字學海，自号溟涬生，理宗時人（宋濂有《溟涬生傳》），著有《玄玄集》（見明黃佐《皇極經世書傳》序言）、《曆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八）等。
雖然他們在解釋邵雍時，已失去邵雍原意，但所産生的異同無關緊要，而且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方技之家、各挾一術，邵子不必盡用《易》，泌（指祝泌）亦不必盡用邵子，無庸以異同疑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術數類一》所著錄祝泌《觀物篇解》提要） [16]如邵伯溫記邵雍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知南人（指王安石）将作相，認為天下自此多事。
（《邵氏聞見錄》卷十九） [17]方以智次子，數學家方中通《數度衍》的開章就提出“九數出于勾股，勾股出于《河圖》”，并演算加以說明。
他以秦為例說： 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
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
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
（《觀物内篇》之八） 他認為，“好生者”“人之情”，而順乎“人之情”可以無敵于天下： 夫好生者，生之德也。
好殺者，死之徒也。
周之好生也，以義。
漢之好生也亦以義。
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
……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觀物内篇》之六） 這裡既講了儒家的義利之辨，同時又充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由于時代限制，他隻能以曆史事實來論證“仁”與“不仁”是王朝興廢的關鍵。
說明理學家邵雍的曆史哲學基本上是儒家的一套。
他又說：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
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觀物内篇》之九） 以封建等級制的“人倫”能否維持，作為治亂因革的标準，這是邵雍曆史哲學中的重要之點。
二、邵雍的社會政治思想 北宋中期，生産繼續發展，社會經濟相對穩定。
史稱：“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宋史·仁宗本紀贊》）。
這是過分的頌揚。
然而當時的開封、洛陽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反映一斑。
神宗時，興起新學與理學之争，政治上形成新舊兩黨。
到哲宗、徽宗時更為紛亂。
真正反映出民間疾苦的，有當時關于歐陽修的一段記錄： 張芸叟（即張舜民）言，歐陽公雲：吾昔貶官彜陵（今湖北宜昌），方壯年未厭學。
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間陳年公案，反複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
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以彜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
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
（吳曾《能改齋漫錄·歐陽公多談吏事》） 這段作為野史的材料，應有其真實性。
歐陽修所見的“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等現象，在封建社會正是根深蒂固，無法杜絕的。
對于上述社會現象，邵雍則悲觀地歸納為“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邵子全書》卷二十二）。
這些問題邵雍實際上無法解決，隻有磋歎“奈何如此”（同上）。
盡管他提出了一些治理國家的理論。
對于治理國家，邵雍主張務實，反對空談。
他說：“夫天下将治，人必尚行也。
天下将亂，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笃實之風行焉”（《觀物内篇》之七）。
邵雍還提出了“權”與“變”的思想。
他說：“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觀物内篇》之四）。
這樣對“權”“變”所下定義，似不甚明晰。
但聯系下文，可進一步了解邵雍的意旨所在。
他說：“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功，五伯同術而異率”（同上）。
又說：“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
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
體用之間，有變存焉”（同上）。
這裡關于“同聖異化”，“同賢異教”以及“有變存焉”等提法已頗類似商鞅或韓非書中的語言。
由此可見，邵雍作為一個理學家，并非是不通世務的迂夫子，也不是看花飲酒的享樂主義者。
《呂氏家塾記》中記他“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引自《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
這情況當屬實。
最後還要提到邵雍對當時新法的态度。
《擊壤集》中《無酒吟》說：“自從新法行，嘗苦樽無酒”（《邵子全書》卷十九）。
然而他對王安石變法卻持審慎的态度。
這從以下事例可見： 一日王拱宸（洛陽留守）之子王正甫約邵雍、吳處厚、王安國（安石之弟）會飯。
邵雍稱疾不赴。
次日邵雍解釋說：“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即王安國）者介甫（王安石）之弟。
介甫方執行新法。
處厚每譏刺之。
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
此某所以辭會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九）。
此外，熙甯新法推行時，邵雍的門生故舊都準備投劾而歸。
邵雍說：“正賢者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同上卷二十）。
由上可見，邵雍對新法并非直接反對，但仍持不苟同的态度。
實際上，他晚年在洛陽所接近者，大都是退居西京反對新法的官僚。
他們相互之間交遊頻仍，親密無間，這反映出邵雍一方面不同意新法，另一方面他又企求在新舊黨争中保全自己。
所以程頤說：“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一）。
結論 第一，《皇極經世書》開創了宋明以來象數學的規模與傳統。
邵雍的先天八卦圖排列方位成為後代一切象數學者的基本依據。
在宋、明、清擁有一大批追随者，在學術史上出現一批象數學的人物。
著名的有宋代王湜、張行成、祝泌、锺過、廖應淮，明代有朱隐老、黃畿，清代有王植、何夢瑤等。
他們的著作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大都有著錄和介紹。
至于《四庫全書》未著錄的，更不知凡幾。
盡管後代的象數學對邵雍的理論或多或少有所修正和改動，但邵雍不失為這一學術系統的開山者。
第二，作為一個理學家，邵雍的思想，在哲學方面來源于《易經》和《中庸》，同時羼雜了道教的影響。
在倫理道德與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主要來源于儒家傳統。
從其晚年滑稽玩世方面看，又深受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
第三，後世對邵雍的形象在兩方面有所誤解。
其一，認為邵雍是一個未蔔先知的預言家。
這是當時（如邵伯溫等）記載的誇張和失實[16]，以緻在社會上以訛傳訛。
其二，認為邵雍是一位安樂窩中和平樂易的安樂老人。
其實邵雍還有對現狀不滿的一面，而這些被邵雍的笑談燕語的外貌與其詩句中的假象所掩蓋了。
第四，《皇極經世書》是邵雍思想的代表作。
論事物發展變化多本于《易經》，具有樸素辯證法因素。
從曆史角度來看，其中盡有可取之處。
此書在談到天地萬物、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時，受道教影響也很多。
有人說中國的自然科學傳統萌芽于道教。
邵雍盡管沒有創建什麼顯著的成果，但他可以被認為與自然科學的理論發展有聯系。
《河圖》《洛書》、先天八卦，尤其是《先天方圖》，其中蘊藏着中世紀數學的精蘊和哲人的智慧。
這是在明、清以來象數學著作中可以發現和探索，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17]。
象數學家往往接觸到天文、曆法和數學以至于物理之學，就說明了這問題。
《皇極經世書》中也包含了大量糟粕，牽強比附和主觀臆斷比比皆是。
如以日、月、星、辰變為寒、暑、晝、夜，水、火、土、石變為風、雨、露、雷等，都是不足取的。
第五，明末清初是一個思想學術轉折的時期。
著名的學者如黃宗羲、黃宗炎、朱彜尊、胡渭等對邵雍都有所批評。
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有廣雅書局本）評《皇極經世書》說： 康節之為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曆學盡歸于《易》，奈《易》之于曆，本不相通。
硬期相通，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鹘突曆書。
（卷五） 黃宗炎著《周易尋門餘論》及《易學辨惑》，都是針對象數學的。
他在《周易尋門餘論》中說： 乃有邵堯夫者，取黃冠（指道教）之異說，以惑亂天下。
又論“卦變”時說： 費精神于無用之地。
（同上） 《易學辨惑》的主旨也是引證、考據，說明先天八卦橫圖、圓圖與方圖都是來源于“養生家”也就是指道教。
胡渭評論邵雍的理論時說： 是亦邵子之數學，而非古聖人之《易》矣。
（《易圖明辨》） 在這些批評中，可見邵雍的“數學”确實被看成了一家之言，是“異學”，是“别派”，雖有影響，卻隻是術數之言。
*** [1]邵伯溫《皇極經世系述》，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附錄；又見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卷六。
[2]當時有一種編寫從古到今的曆史編年的學風。
除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外，其後南宋胡宏著《皇王大紀》、張栻編《經世紀年》。
[3]清南海何夢瑤《皇極經世易知》自序言：“《皇極經世書》原本不得見。
”又言：“然則欲求原本難矣。
” [4]據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卷首已載此圖。
後《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也轉載此圖。
[5]引自徐必達刊《邵子全書》卷二《纂圖指要》下《經世衍易圖》說明。
[6]邵雍之學稱先天學，邵雍的著作名《皇極經世書》。
所以《先天天地四象圖》即《經世天地四象圖》。
[7]這圖表始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以後各版本《皇極經世書》均有刊載。
圖自右向左讀。
圖表中有（）号的是清代王植所增補，見王氏《皇極經世全書解》卷五。
[8]《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之二第一節說：“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四象生矣。
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
于是八卦成矣。
” [9]黃瑞節，宋末人，字安樂，江西安福人，太和州正。
萃朱熹所定《太極圖》《通書》及《皇極經世書》諸書加以注解，見《吉安府志》。
這位熱心象數的宋末元初學者又有《朱子陰符經考異附錄》《朱子參同契考異附錄》。
見道光時周心如輯《紛欣閣叢書》。
萬曆時徐必達刊《邵子全書》卷二十四附錄中引黃語，誤刊為黃端節，實為一人。
以後當更正。
[10]清王植《皇極經世全書解·例言》稱此圖為“邵伯子（即伯溫）一元消長圖”。
明徐必達《邵子全書》序稱：“書以元、會、運、世相經者三十四篇，以聲音律呂唱和為圖者十六篇，統名之曰觀物篇，凡五十。
……《一元消長之數圖》則三十四篇之總也。
《四象體用之數圖》則十六篇之總也，大概出伯溫所著。
” [11]《皇極經世書》的動物、植物不全等于自然科學概念中的動、植物，很可能，凡屬天之四象的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元、會、運、世……都是動物；而凡屬于地之四象的水、火、土、石，雨、風、露、霜，歲、月、日、時等視同植物。
可參考蔡元定在此圖後的解釋，見《蔡氏九儒書》卷二《皇極經世指要》。
[12]邵雍說：“心為太極”（《外篇》之十二）。
又說：“道為太極”（《外篇》之一）。
又稱：“天地之心者，萬物之本也”（《外篇》之六）。
又說：“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
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
”（《外篇》之三）。
[13]此圖首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
其後明徐必達編《邵子全書》轉載《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中也列入此圖。
[14]明末《易》學家方孔炤在桐城白鹿湖著《周易時論》，其居處名“環中堂”。
孔炤子方以智晚年隐居江西青原山淨居寺，曾建立“中五法堂”。
[15]張行成，字文饒，孝宗時人。
著《皇極經世索引》二卷，《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九卷。
祝泌字子泾，自稱觀物老人，理宗時人，著《皇極經世書钤》十二卷。
廖應淮字學海，自号溟涬生，理宗時人（宋濂有《溟涬生傳》），著有《玄玄集》（見明黃佐《皇極經世書傳》序言）、《曆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八）等。
雖然他們在解釋邵雍時，已失去邵雍原意，但所産生的異同無關緊要，而且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方技之家、各挾一術，邵子不必盡用《易》，泌（指祝泌）亦不必盡用邵子，無庸以異同疑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術數類一》所著錄祝泌《觀物篇解》提要） [16]如邵伯溫記邵雍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知南人（指王安石）将作相，認為天下自此多事。
（《邵氏聞見錄》卷十九） [17]方以智次子，數學家方中通《數度衍》的開章就提出“九數出于勾股，勾股出于《河圖》”，并演算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