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程颢程頤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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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二程生平及其與王安石新學的對峙
程颢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
從一個曆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形态。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今洛陽）人，世稱明道先生。
弟程頤（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他們的著作經後人輯錄為《河南二程全書》，其中包括楊時編輯的《粹言》二卷，朱熹編輯的《遺書》（即《二程語錄》原本）二十五卷和《外書》十二卷，程颢的《文集》五卷，程頤的《文集》八卷和《易傳》四卷、《經說》八卷。
二程的家世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以太中大夫緻仕。
程珦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名，程頤所寫《先公太中家傳》說：“熙甯中，議行新法，州縣嚣然，皆以為不可。
公未嘗深論也。
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
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
” 程颢舉進士後，曆官京兆府鄠縣主簿，江甯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
神宗初，任禦史。
神宗鑒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為，有時召見程颢，想聽聽他的高見。
程颢“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嘗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
程頤言其兄“未嘗及功利”和王安石變法言必及功利恰好相反。
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着重記述其兄程颢激烈地抨擊新法而不遺餘力，如說“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指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
……神宗将黜諸言者，命執政者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
……”此處所記程颢對新法之嫉恨可謂躍然紙上。
程颢反對新法，“數月之間，章數十上”，這裡不妨摘一些來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程颢時為監察禦史裡行，上《論王霸劄子》，将新法喻為“霸道”，以所謂“王道”與之抗衡，謂“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
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攻擊新法為“異端”“邪說”。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程颢又上《谏新法疏》，說新法之實行徒使朝廷紛擾，反對者很多，如果堅持不改，将會弄出亂子來。
其中有這樣的話：“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系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
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緻驚駭……”就在這一年二月，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求去。
神宗慰留。
安石謝表雲：“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将汲汲于施為”。
自是，實行新法的決心更大。
後程颢被貶回到洛陽。
時舊黨人物司馬光、文彥博、富弼、呂公著等人也都退居洛陽。
程颢與他們過從甚密，相互标榜，形成了在野的政治輿論力量。
據朱熹《伊洛淵源錄》卷二載，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幾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闾裡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
……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可見程颢個人在政治上的沉浮與神宗時王安石變法事緊密相連，他對新法自始至終都采取不調和的态度而猛烈加以抨擊。
宋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後聽政時，舊黨司馬光、呂公著起複，貶逐新黨，又撤除王安石苦心經營的學制。
司馬光、呂公著薦舉程頤，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閏二月，程頤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随時召對，授崇政殿說書，程頤認為此事至關重要。
八月又差兼判登聞鼓院。
像程頤這樣的直上青雲，在宋代并不多見，也正說明舊黨對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詞說：“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澤太平……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褒贈伊川》）。
北宋時期給皇帝講述經書，是有傳統的。
如宋太祖召王昭素講《周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
不過，程頤重視進講，也有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否定王安石新學的意義。
如元祐元年他在《上太皇太後書》中說： 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
曆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
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
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滞于近規，勿遷惑于衆口。
（《二程文集》卷六） 程頤借周公之名，要皇帝實行古法，不要受近親衆口的影響，這其實是針對王安石新學而說的。
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程頤又給太皇太後上疏，其中說： ……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
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
（同上） 元祐二年舊黨雖已起複，程頤仍然提醒統治者注意不可将“狂妄之人，置之左右”，仍然含有抨擊新學之意。
二程兄弟自有一套他們自己的政治見解。
程颢的《論十事劄子》（《見《二程文集》卷一）最為有名。
所謂十事即師傅、六官、經界、鄉黨、貢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澤、名數，此十事中以“經界”（土地）、民食和兵役最為重要。
宋代租佃制成為普遍的剝削形态，佃農租種地主占有的土地，按時交租。
這表明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削弱，封建經濟有所發展。
同時大量土地被官僚地主即所謂“官戶”所壟斷，緻使國家财政收入減少，而農村佃戶即所謂“客戶”的人數急劇增加。
他們中間不少人難以為生，或流亡，或進行反抗。
所以北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沒有不談土地問題的。
程颢對于當時的土地問題做了這樣的描述： 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
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論十事劄子》） 這無疑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真實寫照。
程颢已感到富者占有大量土地，而貧者一無所有，這才是國家治亂的關鍵所在。
他談到京師（今開封）的情況，又發出這樣的感慨： 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遊食，不可赀度。
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
日益歲滋，久将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同上） 那麼究竟應當如何“酌古變今，均多恤寡”，程颢提不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隻是抽象地說“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
”神宗召見，程颢隻是說古制是如何好，說不出當前應當怎樣辦，所以神宗說“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程頤于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寫《上仁宗皇帝書》，也曾憂心忡忡地問道：京師内浮民甚多，沒有糧食儲備，如有兇歲，朝廷将如何應付？還有“強敵（按：指西夏）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
”加上百姓勞弊，而“陝西之民，苦毒尤甚。
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
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非民無良，政使然也。
”至于如何革除弊政，程頤同樣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還是強調給皇帝進講經書史籍，效法古制。
他每次給皇帝進講，神色莊重，繼以諷谏。
他聽說皇帝在宮中洗盥而避免傷害螞蟻，便問道：“有是乎？”回答是：“然，誠恐傷之爾。
”于是他便接着說：“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史·程頤傳》）。
這就切近于迂腐了。
從總的方面看，二程的政治思想傾向于唐代中葉以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某些制度，他們肯定鄉裡血緣的宗法關系和以家族出身和門第身份來确定其富貴貧賤的關系，以及依據門第資格的薦舉制。
他們不贊成科舉制，更反對王安石所苦心經營的學制。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孫覺、顧臨、程頤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
元祐二年正月，呂公著請求禁止士子引用王氏《字說》。
實際上元祐初年王安石新學已成為禁學。
程頤主張恢複“宗子法”，強調說“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
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遺書》卷第十八）。
元祐初，廢棄新法，皇權與豪族相結合，一時豪族人物紛紛上台，政治上的洛黨和理學中的洛學即完成于這一時期。
主張恢複“宗子法”，曲折地反映了豪族的利益和要求。
元祐初年，程頤是舊黨中首要的活動人物。
他在經筵上宣講理學，同時對朝政“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實際上已成了呂公著的策士，如：“時呂申公（公著）為相，凡事所疑，必質于伊川（程頤）”（《伊洛淵源錄》卷四）。
而呂公著和韓維是北宋最大的豪族，如邵伯溫所說：“韓、呂，朝廷之巨室也。
天下之士，不出于韓，即出于呂”（《聞見前錄》卷三）。
程頤不但攀附呂公著，而且竭力推崇韓維，曾向他求撰程颢墓志，說：“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伊川文集》卷五）。
我們認為，北宋理學是代表豪族地主的正宗思想。
第二節 二程的《易》學及其思想淵源 從思想發展的曆史特點來看，北宋可稱之為儒家經學的複興時期，但它不同于漢代的經學。
我們知道，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後，逐漸對于中國的文化思想發生了重大影響。
經學遇到了勁敵。
唐代佛教大盛。
太宗時儒者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全國，名《五經正義》，這是朝廷頒發的經學教科書。
至武後時期，《五經正義》已不占主要地位，而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則受到當時統治者的大力扶持。
故《五經正義》的官學地位隻有四五十年的光景。
這說明經學如果仍像漢代那樣“恪守師法”，背誦前人的經注，而在注疏上提不出新義來，那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由于佛教傳入，提出了許多關于世界和人生的新問題，如：現實世界是真是妄？如何認識現實世界的變動不居？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何看待生死苦樂？如何擺脫生死苦樂而追求永生？佛教某些宗派的宗教哲學如何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統一？不管統治者和思想家們是否喜歡這些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不能回避這些問題。
這就是說，他們一面反對佛教，一面又不能不從中吸取一些東西。
如果說中國經學在秦漢時期經曆了一次大的改造，主要表現為陰陽學與儒學的結合，那麼到了北宋時期便進行第二次改造，主要表現為佛教與儒學的結合。
北宋時期的思想家們最重視《周易》《春秋》和《周禮》三經的研究。
他們借《周易》論述世界和人生的哲理，以維護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現實社會的統治秩序；借《春秋》倡導尊王攘夷，以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統治；借《周禮》以發揮改革積弊的主張。
《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載，胡瑗著《易書》《中庸義》，今存《周易口義》十二卷。
胡瑗在東南一帶授徒講學，影響很大。
程頤曾在胡瑗處接受啟蒙教育。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弟子石介則以《周易》教授其徒。
劉牧著《新注周易》十一卷。
範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
”歐陽修對《易》學頗有研究。
陳襄著《易義》《中庸義》。
潘鲠著《易要義》三卷。
二程的外祖父侯可對《易》學鑽研頗深。
司馬光著《易說》三卷，注《易·系辭》二卷。
可見北宋時期思想家借《易》以立言，蔚然成風。
雖都是講《易》，實質上也有思想傾向的不同。
北宋以當時流行的象數學解《易》的情況，頗不少見。
象數學代表人物劉牧是範仲淹、孫複的弟子。
在劉牧的象數學系統中，“太極”在象數之先，象數又在形器之先。
劉牧特别表明，“太極”與“象”“數”都屬于形而上的“道”，此外則是形而下的“器”；“象”是無而“形”（五行）是有，“形”生于“象”，從而為物質世界臆造了一個神秘的本原。
這些對于程頤是有影響的。
二程很重視《周易》，《二程全書》中有《經說》，首篇即《易說·系辭》，還有《伊川易傳》。
《二程全書》中關于《經說》目錄是：第一《易說·系辭》，第二《書解》，第三《詩解》，第四《春秋解》，第五《禮記》（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第六《論語解》，第七《孟子解》，第八《中庸解》。
這樣的排列足以顯示二程經學思想的概況，而《伊川易傳》又是二程理學思想的主幹。
這裡不能不對《伊川易傳》做些說明。
《伊川易傳》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書，科舉用以取士，對社會影響十分巨大。
這部書著成于程頤編管涪州的時候。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程頤遇赦複官。
後又被論奏，屏居龍門，遣散學徒。
嗣複複官緻仕。
迨寝疾，始以授門人尹焞、張繹。
從遇赦複官，在寝疾以書授門人，其間凡七年，《易傳》尚冀修改。
在這期間，北宋政府内部充滿了政治風波，程頤在風波裡不安甯地颠簸着。
《伊川易傳》的著成與傳授，同這些政治風波密切關聯。
朱熹在所著《伊川先生年譜》中記其梗概說：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裡。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月，以赦複宣德郎，任便居住。
十月，複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
……建中靖國二年（按建中靖國無二年，此誤。
）五月，追所複官。
…… 崇甯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複過優。
今複著書，非毀朝政。
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先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 五年，複宣義郎，緻仕。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
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進耳。
”其後寝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按程頤早年就受《易》學于周惇頤。
《二程粹言》卷一雲：“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顔子之所樂。
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二程粹言》由二程的高弟楊時訂定，南宋張栻編次。
張栻以為楊時得“河南夫子”“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厘而千裡謬矣。
”肯定了《粹言》的可靠性。
這段語錄當可信。
其後，程頤以“深明《易》道，吾所弗及”見稱于張載。
《二程外書》卷十二引祁寬所記尹和靖語，謂“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
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
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
’橫渠乃歸陝西。
”這段記錄，或有溢美。
但二程“深明《易》道”這點，當為事實。
程頤平日，經常同弟子論《易》。
晚年成《易傳》，弟子又以為請。
這，觀《答張闳中書》可知。
書雲：“《易傳》未傳。
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進爾。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
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
第患無受之者爾。
” 從上面的記述，可知程頤從少年時受《易》，到晚年成《易傳》，五六十年之中，始終研究《易》學。
胡安國論述程頤的學術，首先提到的就是他的《易》學，這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程頤一生研究《易》學，晚年放歸田裡，又編管涪州，在憂患之中著《易傳》。
成書之後，遲遲不願流布，雖經門人請求，還是不肯拿出來。
直到寝疾臨終，才出以授尹焞、張繹。
這種慎之又慎的态度，是由當時的政治風波決定的。
《伊川易傳》系統地論述了程頤的理學思想，是程朱學派的理學經典著作之一，其地位與朱熹的《四書集注》同樣重要。
程門大弟子尹焞說：“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
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
《語錄》之類，出于學者所記。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又說：“先生踐履盡《易》。
其作《傳》隻是因而寫成。
熟讀詳味，即可見矣。
”尹焞的意思是說，《伊川易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它是程頤學術思想的代表作，任何記述程頤言論的《語錄》都不能同《易傳》相比。
程頤的一生踐履，完全體現了《易》的思想。
他寫《易傳》隻是根據自己的踐履而寫成，是踐履的自然結果。
尹焞的話是對理學家的一種褒贊，我們應該從這一角度來理解。
然而也的确表明了程頤對《易》學的研究是他的一生精力所注，《易傳》是他的研究成果；同時又表明，理學家程頤的踐履是與《易》理相一緻，以《易》理為依歸的。
程頤的這種理學踐履，是宋明理學家的典型。
《周易》文字簡略，涵義隐晦。
程頤以自己的理學觀點進行訓釋，使之疏通明暢。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伊川易傳》非複《周易》之舊，而成為理學家程頤個人的哲學著作了。
洋洋灑灑，十五萬言，在同類《易》學著作中成為巨著。
《伊川易傳》論述的自然哲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構成一個理學思想體系。
這個體系，以天理論為基礎，論證天地萬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生生無窮”。
論證“順理而行”（按照天理辦事）的政治哲學，即“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這樣的政治哲學（《伊川易傳》卷三《恒》卦《彖》）。
論證“安于義命”的人生哲學，即進德修業，居易俟命，卑巽自處，随時之宜的人生哲學。
這個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闡述了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
天理超然地獨立于自然與人類社會，而又無所不照。
這個理學思想體系，奠定了程朱學派的理論基礎，對後世理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伊川易傳》對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影響很大。
這裡隻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例如“吐故納新”，見于《易傳》卷四《鼎》卦，初六《象》，原文為“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出否以從貴也”。
意思是從鼎裡瀉去舊的糟粕，納受新的美的東西，引申為在一個機體裡清除廢料，吸收新鮮養分。
（按《莊子·刻意》，有“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之句，講的是導引養生的方法，後世衍為氣功與太極拳，與鼎之傾出否惡而從貴受美之意大體相似）又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見于《易傳》卷三《蹇》卦《象》，原文為“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于心則加勉。
”這些思想經過長期流傳，已經成為格言或諺語，深印在人們的頭腦裡，甚至在現代政治生活裡還發生重大的作用。
至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修養到家”“修心養性”“真實無妄”“安分守己”“心安理得”“見幾而作”“損己從人”等世俗語言，還往往為人們所引用，作為論證事物的立論依據和佐證。
這些格言、諺語，或者來自古代，或者形成于中世紀，往往通過《伊川易傳》的傳布而益見有力。
它們在現代生活裡的影響，有些是積極的，有些是消極的。
某些語言則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與社會的進步方向相抵觸，這是由理學的本質所決定的。
程頤在《易說·系辭》中寫道：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
《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彌，遍也。
綸，理也。
在事為倫，治絲為綸。
彌綸，遍理也。
遍理天地之道，而複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迹，故能“知幽明之故”。
在理為幽，成象為明。
“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
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
可見在程頤看來，研究《易》是為了“知幽明之故”，知天地、人事之理。
從一個曆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形态。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今洛陽）人，世稱明道先生。
弟程頤（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他們的著作經後人輯錄為《河南二程全書》，其中包括楊時編輯的《粹言》二卷，朱熹編輯的《遺書》（即《二程語錄》原本）二十五卷和《外書》十二卷，程颢的《文集》五卷，程頤的《文集》八卷和《易傳》四卷、《經說》八卷。
二程的家世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以太中大夫緻仕。
程珦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名，程頤所寫《先公太中家傳》說：“熙甯中，議行新法，州縣嚣然，皆以為不可。
公未嘗深論也。
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
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
” 程颢舉進士後，曆官京兆府鄠縣主簿，江甯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
神宗初，任禦史。
神宗鑒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為，有時召見程颢，想聽聽他的高見。
程颢“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嘗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
程頤言其兄“未嘗及功利”和王安石變法言必及功利恰好相反。
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着重記述其兄程颢激烈地抨擊新法而不遺餘力，如說“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指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
……神宗将黜諸言者，命執政者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
……”此處所記程颢對新法之嫉恨可謂躍然紙上。
程颢反對新法，“數月之間，章數十上”，這裡不妨摘一些來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程颢時為監察禦史裡行，上《論王霸劄子》，将新法喻為“霸道”，以所謂“王道”與之抗衡，謂“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
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攻擊新法為“異端”“邪說”。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程颢又上《谏新法疏》，說新法之實行徒使朝廷紛擾，反對者很多，如果堅持不改，将會弄出亂子來。
其中有這樣的話：“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系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
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緻驚駭……”就在這一年二月，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求去。
神宗慰留。
安石謝表雲：“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将汲汲于施為”。
自是，實行新法的決心更大。
後程颢被貶回到洛陽。
時舊黨人物司馬光、文彥博、富弼、呂公著等人也都退居洛陽。
程颢與他們過從甚密，相互标榜，形成了在野的政治輿論力量。
據朱熹《伊洛淵源錄》卷二載，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幾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闾裡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
……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可見程颢個人在政治上的沉浮與神宗時王安石變法事緊密相連，他對新法自始至終都采取不調和的态度而猛烈加以抨擊。
宋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後聽政時，舊黨司馬光、呂公著起複，貶逐新黨，又撤除王安石苦心經營的學制。
司馬光、呂公著薦舉程頤，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閏二月，程頤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随時召對，授崇政殿說書，程頤認為此事至關重要。
八月又差兼判登聞鼓院。
像程頤這樣的直上青雲，在宋代并不多見，也正說明舊黨對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詞說：“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澤太平……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褒贈伊川》）。
北宋時期給皇帝講述經書，是有傳統的。
如宋太祖召王昭素講《周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
不過，程頤重視進講，也有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否定王安石新學的意義。
如元祐元年他在《上太皇太後書》中說： 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
曆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
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
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滞于近規，勿遷惑于衆口。
（《二程文集》卷六） 程頤借周公之名，要皇帝實行古法，不要受近親衆口的影響，這其實是針對王安石新學而說的。
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程頤又給太皇太後上疏，其中說： ……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
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
（同上） 元祐二年舊黨雖已起複，程頤仍然提醒統治者注意不可将“狂妄之人，置之左右”，仍然含有抨擊新學之意。
二程兄弟自有一套他們自己的政治見解。
程颢的《論十事劄子》（《見《二程文集》卷一）最為有名。
所謂十事即師傅、六官、經界、鄉黨、貢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澤、名數，此十事中以“經界”（土地）、民食和兵役最為重要。
宋代租佃制成為普遍的剝削形态，佃農租種地主占有的土地，按時交租。
這表明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削弱，封建經濟有所發展。
同時大量土地被官僚地主即所謂“官戶”所壟斷，緻使國家财政收入減少，而農村佃戶即所謂“客戶”的人數急劇增加。
他們中間不少人難以為生，或流亡，或進行反抗。
所以北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沒有不談土地問題的。
程颢對于當時的土地問題做了這樣的描述： 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
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論十事劄子》） 這無疑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真實寫照。
程颢已感到富者占有大量土地，而貧者一無所有，這才是國家治亂的關鍵所在。
他談到京師（今開封）的情況，又發出這樣的感慨： 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遊食，不可赀度。
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
日益歲滋，久将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同上） 那麼究竟應當如何“酌古變今，均多恤寡”，程颢提不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隻是抽象地說“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
”神宗召見，程颢隻是說古制是如何好，說不出當前應當怎樣辦，所以神宗說“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程頤于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寫《上仁宗皇帝書》，也曾憂心忡忡地問道：京師内浮民甚多，沒有糧食儲備，如有兇歲，朝廷将如何應付？還有“強敵（按：指西夏）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
”加上百姓勞弊，而“陝西之民，苦毒尤甚。
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
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非民無良，政使然也。
”至于如何革除弊政，程頤同樣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還是強調給皇帝進講經書史籍，效法古制。
他每次給皇帝進講，神色莊重，繼以諷谏。
他聽說皇帝在宮中洗盥而避免傷害螞蟻，便問道：“有是乎？”回答是：“然，誠恐傷之爾。
”于是他便接着說：“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史·程頤傳》）。
這就切近于迂腐了。
從總的方面看，二程的政治思想傾向于唐代中葉以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某些制度，他們肯定鄉裡血緣的宗法關系和以家族出身和門第身份來确定其富貴貧賤的關系，以及依據門第資格的薦舉制。
他們不贊成科舉制，更反對王安石所苦心經營的學制。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孫覺、顧臨、程頤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
元祐二年正月，呂公著請求禁止士子引用王氏《字說》。
實際上元祐初年王安石新學已成為禁學。
程頤主張恢複“宗子法”，強調說“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
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遺書》卷第十八）。
元祐初，廢棄新法，皇權與豪族相結合，一時豪族人物紛紛上台，政治上的洛黨和理學中的洛學即完成于這一時期。
主張恢複“宗子法”，曲折地反映了豪族的利益和要求。
元祐初年，程頤是舊黨中首要的活動人物。
他在經筵上宣講理學，同時對朝政“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實際上已成了呂公著的策士，如：“時呂申公（公著）為相，凡事所疑，必質于伊川（程頤）”（《伊洛淵源錄》卷四）。
而呂公著和韓維是北宋最大的豪族，如邵伯溫所說：“韓、呂，朝廷之巨室也。
天下之士，不出于韓，即出于呂”（《聞見前錄》卷三）。
程頤不但攀附呂公著，而且竭力推崇韓維，曾向他求撰程颢墓志，說：“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伊川文集》卷五）。
我們認為，北宋理學是代表豪族地主的正宗思想。
第二節 二程的《易》學及其思想淵源 從思想發展的曆史特點來看，北宋可稱之為儒家經學的複興時期，但它不同于漢代的經學。
我們知道，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後，逐漸對于中國的文化思想發生了重大影響。
經學遇到了勁敵。
唐代佛教大盛。
太宗時儒者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全國，名《五經正義》，這是朝廷頒發的經學教科書。
至武後時期，《五經正義》已不占主要地位，而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則受到當時統治者的大力扶持。
故《五經正義》的官學地位隻有四五十年的光景。
這說明經學如果仍像漢代那樣“恪守師法”，背誦前人的經注，而在注疏上提不出新義來，那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由于佛教傳入，提出了許多關于世界和人生的新問題，如：現實世界是真是妄？如何認識現實世界的變動不居？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何看待生死苦樂？如何擺脫生死苦樂而追求永生？佛教某些宗派的宗教哲學如何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統一？不管統治者和思想家們是否喜歡這些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不能回避這些問題。
這就是說，他們一面反對佛教，一面又不能不從中吸取一些東西。
如果說中國經學在秦漢時期經曆了一次大的改造，主要表現為陰陽學與儒學的結合，那麼到了北宋時期便進行第二次改造，主要表現為佛教與儒學的結合。
北宋時期的思想家們最重視《周易》《春秋》和《周禮》三經的研究。
他們借《周易》論述世界和人生的哲理，以維護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現實社會的統治秩序；借《春秋》倡導尊王攘夷，以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統治；借《周禮》以發揮改革積弊的主張。
《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載，胡瑗著《易書》《中庸義》，今存《周易口義》十二卷。
胡瑗在東南一帶授徒講學，影響很大。
程頤曾在胡瑗處接受啟蒙教育。
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弟子石介則以《周易》教授其徒。
劉牧著《新注周易》十一卷。
範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
”歐陽修對《易》學頗有研究。
陳襄著《易義》《中庸義》。
潘鲠著《易要義》三卷。
二程的外祖父侯可對《易》學鑽研頗深。
司馬光著《易說》三卷，注《易·系辭》二卷。
可見北宋時期思想家借《易》以立言，蔚然成風。
雖都是講《易》，實質上也有思想傾向的不同。
北宋以當時流行的象數學解《易》的情況，頗不少見。
象數學代表人物劉牧是範仲淹、孫複的弟子。
在劉牧的象數學系統中，“太極”在象數之先，象數又在形器之先。
劉牧特别表明，“太極”與“象”“數”都屬于形而上的“道”，此外則是形而下的“器”；“象”是無而“形”（五行）是有，“形”生于“象”，從而為物質世界臆造了一個神秘的本原。
這些對于程頤是有影響的。
二程很重視《周易》，《二程全書》中有《經說》，首篇即《易說·系辭》，還有《伊川易傳》。
《二程全書》中關于《經說》目錄是：第一《易說·系辭》，第二《書解》，第三《詩解》，第四《春秋解》，第五《禮記》（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第六《論語解》，第七《孟子解》，第八《中庸解》。
這樣的排列足以顯示二程經學思想的概況，而《伊川易傳》又是二程理學思想的主幹。
這裡不能不對《伊川易傳》做些說明。
《伊川易傳》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書，科舉用以取士，對社會影響十分巨大。
這部書著成于程頤編管涪州的時候。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程頤遇赦複官。
後又被論奏，屏居龍門，遣散學徒。
嗣複複官緻仕。
迨寝疾，始以授門人尹焞、張繹。
從遇赦複官，在寝疾以書授門人，其間凡七年，《易傳》尚冀修改。
在這期間，北宋政府内部充滿了政治風波，程頤在風波裡不安甯地颠簸着。
《伊川易傳》的著成與傳授，同這些政治風波密切關聯。
朱熹在所著《伊川先生年譜》中記其梗概說：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裡。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月，以赦複宣德郎，任便居住。
十月，複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
……建中靖國二年（按建中靖國無二年，此誤。
）五月，追所複官。
…… 崇甯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複過優。
今複著書，非毀朝政。
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先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 五年，複宣義郎，緻仕。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
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進耳。
”其後寝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按程頤早年就受《易》學于周惇頤。
《二程粹言》卷一雲：“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顔子之所樂。
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二程粹言》由二程的高弟楊時訂定，南宋張栻編次。
張栻以為楊時得“河南夫子”“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厘而千裡謬矣。
”肯定了《粹言》的可靠性。
這段語錄當可信。
其後，程頤以“深明《易》道，吾所弗及”見稱于張載。
《二程外書》卷十二引祁寬所記尹和靖語，謂“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
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
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
’橫渠乃歸陝西。
”這段記錄，或有溢美。
但二程“深明《易》道”這點，當為事實。
程頤平日，經常同弟子論《易》。
晚年成《易傳》，弟子又以為請。
這，觀《答張闳中書》可知。
書雲：“《易傳》未傳。
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進爾。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
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
第患無受之者爾。
” 從上面的記述，可知程頤從少年時受《易》，到晚年成《易傳》，五六十年之中，始終研究《易》學。
胡安國論述程頤的學術，首先提到的就是他的《易》學，這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程頤一生研究《易》學，晚年放歸田裡，又編管涪州，在憂患之中著《易傳》。
成書之後，遲遲不願流布，雖經門人請求，還是不肯拿出來。
直到寝疾臨終，才出以授尹焞、張繹。
這種慎之又慎的态度，是由當時的政治風波決定的。
《伊川易傳》系統地論述了程頤的理學思想，是程朱學派的理學經典著作之一，其地位與朱熹的《四書集注》同樣重要。
程門大弟子尹焞說：“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
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
《語錄》之類，出于學者所記。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又說：“先生踐履盡《易》。
其作《傳》隻是因而寫成。
熟讀詳味，即可見矣。
”尹焞的意思是說，《伊川易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它是程頤學術思想的代表作，任何記述程頤言論的《語錄》都不能同《易傳》相比。
程頤的一生踐履，完全體現了《易》的思想。
他寫《易傳》隻是根據自己的踐履而寫成，是踐履的自然結果。
尹焞的話是對理學家的一種褒贊，我們應該從這一角度來理解。
然而也的确表明了程頤對《易》學的研究是他的一生精力所注，《易傳》是他的研究成果；同時又表明，理學家程頤的踐履是與《易》理相一緻，以《易》理為依歸的。
程頤的這種理學踐履，是宋明理學家的典型。
《周易》文字簡略，涵義隐晦。
程頤以自己的理學觀點進行訓釋，使之疏通明暢。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伊川易傳》非複《周易》之舊，而成為理學家程頤個人的哲學著作了。
洋洋灑灑，十五萬言，在同類《易》學著作中成為巨著。
《伊川易傳》論述的自然哲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構成一個理學思想體系。
這個體系，以天理論為基礎，論證天地萬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生生無窮”。
論證“順理而行”（按照天理辦事）的政治哲學，即“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這樣的政治哲學（《伊川易傳》卷三《恒》卦《彖》）。
論證“安于義命”的人生哲學，即進德修業，居易俟命，卑巽自處，随時之宜的人生哲學。
這個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闡述了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
天理超然地獨立于自然與人類社會，而又無所不照。
這個理學思想體系，奠定了程朱學派的理論基礎，對後世理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伊川易傳》對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影響很大。
這裡隻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例如“吐故納新”，見于《易傳》卷四《鼎》卦，初六《象》，原文為“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出否以從貴也”。
意思是從鼎裡瀉去舊的糟粕，納受新的美的東西，引申為在一個機體裡清除廢料，吸收新鮮養分。
（按《莊子·刻意》，有“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之句，講的是導引養生的方法，後世衍為氣功與太極拳，與鼎之傾出否惡而從貴受美之意大體相似）又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見于《易傳》卷三《蹇》卦《象》，原文為“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于心則加勉。
”這些思想經過長期流傳，已經成為格言或諺語，深印在人們的頭腦裡，甚至在現代政治生活裡還發生重大的作用。
至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修養到家”“修心養性”“真實無妄”“安分守己”“心安理得”“見幾而作”“損己從人”等世俗語言，還往往為人們所引用，作為論證事物的立論依據和佐證。
這些格言、諺語，或者來自古代，或者形成于中世紀，往往通過《伊川易傳》的傳布而益見有力。
它們在現代生活裡的影響，有些是積極的，有些是消極的。
某些語言則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與社會的進步方向相抵觸，這是由理學的本質所決定的。
程頤在《易說·系辭》中寫道：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
《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彌，遍也。
綸，理也。
在事為倫，治絲為綸。
彌綸，遍理也。
遍理天地之道，而複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迹，故能“知幽明之故”。
在理為幽，成象為明。
“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
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
可見在程頤看來，研究《易》是為了“知幽明之故”，知天地、人事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