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張載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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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是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理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學說對理學思想體系的建立有重大影響。
張載以後的理學家和曆代統治者，都對他十分推崇。
程颢和程頤把他與孟子、韓愈相比，朱熹對他做了相當高的評價。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一部早期的理學史，其中便把張載與周（惇頤）、邵（雍）、二程并列；《近思錄》亦選入了張載的許多言論。
曆代統治者給張載很高的榮譽，宋理宗封他為眉伯，“從祀孔子廟庭”。
元代趙複立周惇頤祠，便以張載與程、朱等配食。
《宋史·道學傳》亦收入張載傳。
明清二代，張載的著作，一直被統治者視為理學的代表著作，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目，并先後編入禦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義》。
說明張載是著名的理學家。
第一節 張載生平及關學的興衰 張載（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祖上為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出生于仕宦之家。
祖父複，仕真宗朝，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
父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
張迪卒于涪州任上，時諸子皆幼，不能歸裡，遂僑居鳳翔眉縣橫渠鎮（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
故人稱張橫渠。
張載成熟較早，少時無所不學，尤喜談兵，常與邠人焦寅遊，議論用兵之道。
當時，西北部的西夏國勢逐漸強盛，常常騷擾北宋的邊界地區。
朝廷為了抵禦和防範西夏的侵擾，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遣範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區軍務。
時張載二十一歲，準備聯絡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以博取功名，遂上書範仲淹。
範仲淹認為此人可成大器，便引導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勉勵他讀《中庸》，學儒家之學。
張載讀完《中庸》，仍未感到滿足，于是讀釋、老之書，研究幾年後，自認為無甚收獲，便又回到儒家經典上來，開始研讀六經。
嘉祐初年，在京師講《易》。
《宋史》本傳說他講《易》時嘗坐虎皮，适值二程至京，與論《易》。
載自歎不如，遂撤虎皮坐辍講，對聽者雲：“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此事恐有後人添枝加葉的成分，但張載與二程過從甚密，由此可見。
張載這次又與二程讨論了“道學”的宗旨，他非常自信地認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專心緻志地研究儒家學說。
張載以其才學出衆，在關中頗有名聲。
文彥博任長安通判時，聽說他“名行之美”，便“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以下簡稱《行狀》）。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登進士第，始授祁州司法參軍，後又遷丹州雲岩縣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積極用儒家學說施行教化。
每到月吉之時，常常設酒食召集鄉人高年者會于縣庭，親為勸酬，問民之疾苦，并告以如何訓誡子弟，等等，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此後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
在渭州深得渭帥蔡子正禮遇，軍府之政，無論大小，都要向他請教。
他曾說服蔡子正在霜旱之年取軍儲數十萬救濟災民，還建議罷除戍兵換防，招募士人代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禦史中丞呂公著向宋神宗推薦張載，說他“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
神宗召見張載，問治世之道，張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神宗準備重用他，張載卻說自己自外官赴召入朝，不知朝廷新政怎樣，願等待一段時間，神宗表示同意，授崇文院校書。
不久，見當時輔佐天子推行新法的執政王安石，王安石向他詢問對新政的看法，張載委婉含蓄地說：“朝廷将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表示自有主張，不願苟同。
與王安石語多不合，逐漸引起王安石的反感。
王安石便借處治明州苗振一案，将張載調出朝廷。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獄成，還朝。
這時張載弟張戬（時為監察禦史裡行）亦因對變法持反對态度，屢次上書論王安石亂法，得罪執政，被貶為司竹（今周至司竹鎮）監。
張載深感不安，遂辭職回鄉。
在隐居橫渠期間，張載仔細研讀六經，寫下大量著作，逐漸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體系。
他還廣招門徒，傳授自己的學說。
橫渠鎮地處關中，張載家境亦不富裕，僅有薄田數百畝以供生計，但張載卻樂得其所。
《行狀》說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大有顔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飲，苦學不倦，樂而忘憂的精神。
熙甯九年秋，張載收集自己一生言論，選其精華，著成《正蒙》一書，傳給門人蘇昞，說：“此書予曆年緻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将有待于學者。
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行狀》）。
蘇昞依《論語》《孟子》體例，為之編定章次，共為十七篇。
張載非常注重恢複和倡導古代儒家的禮儀制度。
他首先力圖使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禮儀規範，對弟子，教之以灑掃應對，攜老撫幼之禮；對未嫁之女，也讓她親自參加祭祀，熟悉一些日常的禮儀規則。
最突出的是在喪葬家祭方面恢複古禮。
據《行狀》記載： 近世喪祭無法，喪惟緻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亵不嚴。
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
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
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
據說由于張載的提倡，關中風俗為之一變。
張載亦謂：“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張子語錄·後錄上》）。
熙甯九年，呂大防向朝廷推薦張載，乃诏之入朝。
張載有病在身，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
遂帶病入京，授知太常禮院。
在禮院任職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诏下禮官，禮官以古今異俗為由，拒不實行，獨張載堅持可行，斥責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
張載發現郊廟之禮不嚴，亟欲正之，但無人附和。
不久，身患疾病，乃辭官告歸。
路過洛陽時，會見了二程兄弟。
行至臨潼病逝，終年五十八歲。
張載政治上是保守的，在當時的黨争中，他雖未旗幟鮮明地站在舊黨一邊，但對新黨和變法革新持反對态度，常常“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
聲稱“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
張載緻力于三代之治，在當時是有影響的。
呂大防說：“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複古”（《行狀》）。
司馬光說：“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複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司馬光論谥書》，見《張載集·附錄》）。
張載對于北宋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也很關注。
他主張“學貴以有用”，重在解決現實社會問題。
但他并不能從社會實際問題出發，尋求解決矛盾的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而是習慣于從古代儒家的典籍中尋找現成的答案。
其政治觀點，大多是從《周禮》中拾取的。
他對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制很不滿意，主張恢複西周的分封制。
他說： 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則事無不治者。
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複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裡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經學理窟·周禮》） 與此相應，他提出恢複以宗子為軸心的古代宗法制度，強調宗法制對于穩定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周時期用以區别等級貴賤秩序，維系天子、諸侯、卿大夫世代相傳的政治特權的宗法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已經為封建官僚制所取代。
但宗法制仍有所保留，如帝王的宗子繼承制等。
魏晉時期，世族門閥地主的勢力比較強大，豪門之家往往設立譜牒，标明自己的世系，以與庶族寒門地主相區别，借以保持自己高貴的門第。
唐代以後，随着土地占有形式和賦稅制的變化，一大批擁有衆多土地的庶族地主提高了社會地位，跻身于上層社會，并且活躍于政治舞台，而世族豪門随着經濟上的衰落，在政治上也衰落下去。
政治勢力出現了新的分化，統治階級進行了等級制度的再編制，于是維系世族豪門社會地位的宗法制也漸漸地廢除了。
張載敏銳地看出宗法制度的廢除對于封建政治制度的危害。
他說：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
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
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
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
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
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
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經學理窟·宗法》） 張載的目的是想重新使宗法制度成為封建社會維護封建官僚特權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通過保全封建官僚家族的社會地位，以鞏固封建統治。
在經濟方面，他針對當時土地兼并問題，提出“均平”的主張，但實現“均平”的具體途徑，卻是按照《周禮》的規定，實行井田制度：“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行狀》），“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經學理窟·周禮》）。
這種途徑是想通過“奪富人之田”，即奪取一部分占地過多的地主的田地，勻給地少的農民。
他說：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複，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
（《行狀》） 他認為，井田制必須與分封制聯系起來，即使當時不能恢複分封制，也必須使知州、知縣等地方官任職終身，井田制才能推行。
井田制在當時縱然不能行之天下，亦可一鄉一村地試行。
他果然買田一方，劃為數井，分給宅裡，對國家照常繳納賦稅，對農民則規定了新的租稅制度，想通過這種辦法增加儲蓄，興辦學校，救災恤患，敦本抑末，進行他所理想的社會圖景的試驗。
對軍事問題，張載一直很關注。
北宋王朝面對遼和西夏的侵擾，一味地妥協投降。
宋朝的軍隊雖然人數衆多，卻十分渙散，缺乏戰鬥力，将帥也沒有多少權力，常常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因而無法抵禦外侮。
張載對此十分憂慮。
他寫了《邊議》一文，讨論守城、積蓄、擇帥、用将、養兵等問題，并提出在邊地城池實行族闾鄰裡之法，使百姓“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
”在渭南時，與渭帥蔡子正謀劃邊事。
《文集》中有《與蔡帥邊事畫一》一篇，記有張載提出的對付西夏的諸種方案。
張載的言行舉止，處處都表現出古代儒者的風度。
他時刻以儒家的行為規範要求自己，舉止言談，給人以“氣質剛毅，德盛貌嚴”之感；生活上粗食陋居，樂且不憂；為政注重尊老撫幼，救災濟貧。
他投身仕途僅僅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不能如願，便知難而退，并不想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他曾說：“孰能少置意于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從這裡不難看出孔、顔、思、孟的遺風。
可以說，他是一個産生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地地道道的正統儒生。
張載一生著述很多，據朱熹《近思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及《後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記載，有《西銘》《東銘》《正蒙》《易說》《理窟》《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說》《信聞記》《橫渠孟子解》《崇文集》《語錄》《祭禮》《文集》等。
這些著作，有的在宋代以後就亡佚了。
明萬曆年間，沈自彰遍搜張載著作，合為《張子全書》付梓，其中僅收有《西銘》《東銘》《正蒙》《理窟》《易說》和明呂柟在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編著的《張子抄釋》中的《語錄抄》《文集抄》。
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的《張載集》，收集了迄今所有保存下來的張載著述，并根據各種版本做了校訂、補遺。
這部集子收有《正蒙》（《西銘》《東銘》并入《正蒙·乾稱篇》）、《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後錄》、《文集佚存》、《拾遺》等，是目前張載著作最好的版本。
張載的代表作《正蒙》有許多注本，主要有朱熹注的《西銘》《正蒙》，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王植《正蒙初義》（乾隆刊本），明劉玑《正蒙會稿》（明刊本），高攀龍、徐必達《正蒙釋》（明刊本），清李光地《正蒙注》（康熙刊本），楊方達《正蒙集說》（雍正刊本），李元春《張子釋要》（清道光刻本）等。
張載的思想，在關中地區影響很大，從學者甚衆，一時門生雲集，頗有聲勢，以他為中心，形成了理學史上最大的四個學派之一——關學學派。
關學的陣容很大，據《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呂範諸儒學案》和馮從吾《關學編》、張骥《關學宗傳》的記載，張載的主要門生有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三兄弟，以及蘇昞、範育、薛昌朝等，受學于張載的還有種師道、遊師雄、潘拯、李複、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
曾經學習張載學說的有晁說之（《宋元學案·景迂學案》：晁說之“其在關中，留心橫渠之學”。
）和蔡發。
關學是否有所宗傳，曆來便存在幾種說法。
二程門人楊時在《跋橫渠先生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中雲： 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
故餘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
（《楊龜山集》卷五） 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二程也不這樣認為。
呂大臨作《行狀》時，曾寫上張載于京師見二程後，“盡棄其學而學焉”。
程頤指出：“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
囑咐呂大臨删去（見《程氏外書》卷十一）。
這種說法在程氏其他弟子的言論中也屢見，顯然是程門弟子為了擡高其老師的地位才這樣講的。
綜觀張、程的思想，也很難看出張載對于前者的因襲之處。
另一種說張載出自高平之門，此說見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
該書《序錄》說：“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
在《高平學案》裡，他把張載列入“高平門人”。
細察此說由來，原是根據《行狀》和《宋史》本傳記載範仲淹勸張載讀《中庸》一事。
據《宋史&mid
張載以後的理學家和曆代統治者，都對他十分推崇。
程颢和程頤把他與孟子、韓愈相比，朱熹對他做了相當高的評價。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一部早期的理學史，其中便把張載與周（惇頤）、邵（雍）、二程并列；《近思錄》亦選入了張載的許多言論。
曆代統治者給張載很高的榮譽，宋理宗封他為眉伯，“從祀孔子廟庭”。
元代趙複立周惇頤祠，便以張載與程、朱等配食。
《宋史·道學傳》亦收入張載傳。
明清二代，張載的著作，一直被統治者視為理學的代表著作，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目，并先後編入禦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義》。
說明張載是著名的理學家。
第一節 張載生平及關學的興衰 張載（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祖上為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出生于仕宦之家。
祖父複，仕真宗朝，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
父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
張迪卒于涪州任上，時諸子皆幼，不能歸裡，遂僑居鳳翔眉縣橫渠鎮（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
故人稱張橫渠。
張載成熟較早，少時無所不學，尤喜談兵，常與邠人焦寅遊，議論用兵之道。
當時，西北部的西夏國勢逐漸強盛，常常騷擾北宋的邊界地區。
朝廷為了抵禦和防範西夏的侵擾，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遣範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區軍務。
時張載二十一歲，準備聯絡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以博取功名，遂上書範仲淹。
範仲淹認為此人可成大器，便引導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勉勵他讀《中庸》，學儒家之學。
張載讀完《中庸》，仍未感到滿足，于是讀釋、老之書，研究幾年後，自認為無甚收獲，便又回到儒家經典上來，開始研讀六經。
嘉祐初年，在京師講《易》。
《宋史》本傳說他講《易》時嘗坐虎皮，适值二程至京，與論《易》。
載自歎不如，遂撤虎皮坐辍講，對聽者雲：“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此事恐有後人添枝加葉的成分，但張載與二程過從甚密，由此可見。
張載這次又與二程讨論了“道學”的宗旨，他非常自信地認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專心緻志地研究儒家學說。
張載以其才學出衆，在關中頗有名聲。
文彥博任長安通判時，聽說他“名行之美”，便“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以下簡稱《行狀》）。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登進士第，始授祁州司法參軍，後又遷丹州雲岩縣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積極用儒家學說施行教化。
每到月吉之時，常常設酒食召集鄉人高年者會于縣庭，親為勸酬，問民之疾苦，并告以如何訓誡子弟，等等，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此後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
在渭州深得渭帥蔡子正禮遇，軍府之政，無論大小，都要向他請教。
他曾說服蔡子正在霜旱之年取軍儲數十萬救濟災民，還建議罷除戍兵換防，招募士人代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禦史中丞呂公著向宋神宗推薦張載，說他“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
神宗召見張載，問治世之道，張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神宗準備重用他，張載卻說自己自外官赴召入朝，不知朝廷新政怎樣，願等待一段時間，神宗表示同意，授崇文院校書。
不久，見當時輔佐天子推行新法的執政王安石，王安石向他詢問對新政的看法，張載委婉含蓄地說：“朝廷将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表示自有主張，不願苟同。
與王安石語多不合，逐漸引起王安石的反感。
王安石便借處治明州苗振一案，将張載調出朝廷。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獄成，還朝。
這時張載弟張戬（時為監察禦史裡行）亦因對變法持反對态度，屢次上書論王安石亂法，得罪執政，被貶為司竹（今周至司竹鎮）監。
張載深感不安，遂辭職回鄉。
在隐居橫渠期間，張載仔細研讀六經，寫下大量著作，逐漸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體系。
他還廣招門徒，傳授自己的學說。
橫渠鎮地處關中，張載家境亦不富裕，僅有薄田數百畝以供生計，但張載卻樂得其所。
《行狀》說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大有顔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飲，苦學不倦，樂而忘憂的精神。
熙甯九年秋，張載收集自己一生言論，選其精華，著成《正蒙》一書，傳給門人蘇昞，說：“此書予曆年緻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将有待于學者。
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行狀》）。
蘇昞依《論語》《孟子》體例，為之編定章次，共為十七篇。
張載非常注重恢複和倡導古代儒家的禮儀制度。
他首先力圖使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禮儀規範，對弟子，教之以灑掃應對，攜老撫幼之禮；對未嫁之女，也讓她親自參加祭祀，熟悉一些日常的禮儀規則。
最突出的是在喪葬家祭方面恢複古禮。
據《行狀》記載： 近世喪祭無法，喪惟緻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亵不嚴。
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
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
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
據說由于張載的提倡，關中風俗為之一變。
張載亦謂：“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張子語錄·後錄上》）。
熙甯九年，呂大防向朝廷推薦張載，乃诏之入朝。
張載有病在身，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
遂帶病入京，授知太常禮院。
在禮院任職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诏下禮官，禮官以古今異俗為由，拒不實行，獨張載堅持可行，斥責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
張載發現郊廟之禮不嚴，亟欲正之，但無人附和。
不久，身患疾病，乃辭官告歸。
路過洛陽時，會見了二程兄弟。
行至臨潼病逝，終年五十八歲。
張載政治上是保守的，在當時的黨争中，他雖未旗幟鮮明地站在舊黨一邊，但對新黨和變法革新持反對态度，常常“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
聲稱“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
張載緻力于三代之治，在當時是有影響的。
呂大防說：“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複古”（《行狀》）。
司馬光說：“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複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司馬光論谥書》，見《張載集·附錄》）。
張載對于北宋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也很關注。
他主張“學貴以有用”，重在解決現實社會問題。
但他并不能從社會實際問題出發，尋求解決矛盾的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而是習慣于從古代儒家的典籍中尋找現成的答案。
其政治觀點，大多是從《周禮》中拾取的。
他對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制很不滿意，主張恢複西周的分封制。
他說： 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則事無不治者。
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複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裡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經學理窟·周禮》） 與此相應，他提出恢複以宗子為軸心的古代宗法制度，強調宗法制對于穩定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周時期用以區别等級貴賤秩序，維系天子、諸侯、卿大夫世代相傳的政治特權的宗法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已經為封建官僚制所取代。
但宗法制仍有所保留，如帝王的宗子繼承制等。
魏晉時期，世族門閥地主的勢力比較強大，豪門之家往往設立譜牒，标明自己的世系，以與庶族寒門地主相區别，借以保持自己高貴的門第。
唐代以後，随着土地占有形式和賦稅制的變化，一大批擁有衆多土地的庶族地主提高了社會地位，跻身于上層社會，并且活躍于政治舞台，而世族豪門随着經濟上的衰落，在政治上也衰落下去。
政治勢力出現了新的分化，統治階級進行了等級制度的再編制，于是維系世族豪門社會地位的宗法制也漸漸地廢除了。
張載敏銳地看出宗法制度的廢除對于封建政治制度的危害。
他說：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
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
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
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
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
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
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經學理窟·宗法》） 張載的目的是想重新使宗法制度成為封建社會維護封建官僚特權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通過保全封建官僚家族的社會地位，以鞏固封建統治。
在經濟方面，他針對當時土地兼并問題，提出“均平”的主張，但實現“均平”的具體途徑，卻是按照《周禮》的規定，實行井田制度：“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行狀》），“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經學理窟·周禮》）。
這種途徑是想通過“奪富人之田”，即奪取一部分占地過多的地主的田地，勻給地少的農民。
他說：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複，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
（《行狀》） 他認為，井田制必須與分封制聯系起來，即使當時不能恢複分封制，也必須使知州、知縣等地方官任職終身，井田制才能推行。
井田制在當時縱然不能行之天下，亦可一鄉一村地試行。
他果然買田一方，劃為數井，分給宅裡，對國家照常繳納賦稅，對農民則規定了新的租稅制度，想通過這種辦法增加儲蓄，興辦學校，救災恤患，敦本抑末，進行他所理想的社會圖景的試驗。
對軍事問題，張載一直很關注。
北宋王朝面對遼和西夏的侵擾，一味地妥協投降。
宋朝的軍隊雖然人數衆多，卻十分渙散，缺乏戰鬥力，将帥也沒有多少權力，常常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因而無法抵禦外侮。
張載對此十分憂慮。
他寫了《邊議》一文，讨論守城、積蓄、擇帥、用将、養兵等問題，并提出在邊地城池實行族闾鄰裡之法，使百姓“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
”在渭南時，與渭帥蔡子正謀劃邊事。
《文集》中有《與蔡帥邊事畫一》一篇，記有張載提出的對付西夏的諸種方案。
張載的言行舉止，處處都表現出古代儒者的風度。
他時刻以儒家的行為規範要求自己，舉止言談，給人以“氣質剛毅，德盛貌嚴”之感；生活上粗食陋居，樂且不憂；為政注重尊老撫幼，救災濟貧。
他投身仕途僅僅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不能如願，便知難而退，并不想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他曾說：“孰能少置意于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從這裡不難看出孔、顔、思、孟的遺風。
可以說，他是一個産生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地地道道的正統儒生。
張載一生著述很多，據朱熹《近思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及《後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記載，有《西銘》《東銘》《正蒙》《易說》《理窟》《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說》《信聞記》《橫渠孟子解》《崇文集》《語錄》《祭禮》《文集》等。
這些著作，有的在宋代以後就亡佚了。
明萬曆年間，沈自彰遍搜張載著作，合為《張子全書》付梓，其中僅收有《西銘》《東銘》《正蒙》《理窟》《易說》和明呂柟在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編著的《張子抄釋》中的《語錄抄》《文集抄》。
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的《張載集》，收集了迄今所有保存下來的張載著述，并根據各種版本做了校訂、補遺。
這部集子收有《正蒙》（《西銘》《東銘》并入《正蒙·乾稱篇》）、《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後錄》、《文集佚存》、《拾遺》等，是目前張載著作最好的版本。
張載的代表作《正蒙》有許多注本，主要有朱熹注的《西銘》《正蒙》，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王植《正蒙初義》（乾隆刊本），明劉玑《正蒙會稿》（明刊本），高攀龍、徐必達《正蒙釋》（明刊本），清李光地《正蒙注》（康熙刊本），楊方達《正蒙集說》（雍正刊本），李元春《張子釋要》（清道光刻本）等。
張載的思想，在關中地區影響很大，從學者甚衆，一時門生雲集，頗有聲勢，以他為中心，形成了理學史上最大的四個學派之一——關學學派。
關學的陣容很大，據《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呂範諸儒學案》和馮從吾《關學編》、張骥《關學宗傳》的記載，張載的主要門生有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三兄弟，以及蘇昞、範育、薛昌朝等，受學于張載的還有種師道、遊師雄、潘拯、李複、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
曾經學習張載學說的有晁說之（《宋元學案·景迂學案》：晁說之“其在關中，留心橫渠之學”。
）和蔡發。
關學是否有所宗傳，曆來便存在幾種說法。
二程門人楊時在《跋橫渠先生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中雲： 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
故餘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
（《楊龜山集》卷五） 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二程也不這樣認為。
呂大臨作《行狀》時，曾寫上張載于京師見二程後，“盡棄其學而學焉”。
程頤指出：“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
囑咐呂大臨删去（見《程氏外書》卷十一）。
這種說法在程氏其他弟子的言論中也屢見，顯然是程門弟子為了擡高其老師的地位才這樣講的。
綜觀張、程的思想，也很難看出張載對于前者的因襲之處。
另一種說張載出自高平之門，此說見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
該書《序錄》說：“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
在《高平學案》裡，他把張載列入“高平門人”。
細察此說由來，原是根據《行狀》和《宋史》本傳記載範仲淹勸張載讀《中庸》一事。
據《宋史&m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