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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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說。
石介說： 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
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
裁正而後物性遂……《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
長育而後人材美……《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也。
（同上卷十七《上颍州蔡侍郎書》） “道”的極緻是“中和”，即所謂“和理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
”然則什麼是“中和”？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将生，必先幾動焉。
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
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
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于未兆之前而絕之。
故發而皆中節也。
（同上） 這是說，喜、怒、哀、樂等的“情”，是人所具有的。
人們應當用“道”來控制“情”，使“情”皆合乎“道”的要求，不至于和封建綱常倫理相抵觸；凡是“不善”的“情”，也要用“道”加以調節，使它不至于泛濫。
這些觀點在後來理學家的思想體系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石介對曆史觀也有許多論述。
他認為，人類原來是處于一種野蠻的自然狀态，後來由于有了聖人的制作，人類才有了文明。
這一有關人類文明起源的聖人制作說，其基本理論模式仍然是先把封建綱常倫理擴大為宇宙的法則，再以宇宙的法則反過來論證綱常倫理的神聖性，而聖人制作說則是其間關鍵性的一環。
他說：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昏冠、無喪祭，同于禽獸之道也。
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昏冠、有喪祭。
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将垂萬世之法。
故君臣之有禮而不可黩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别而不可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可過也，土地之有多少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之有定而不可改也，昏冠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為萬世常行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
（同上卷六《複古制》） 這裡認為人類的曆史從野蠻到文明，其标志在于有各種制度、宮室服飾以及諸種禮制的發明和建立。
這一點前人早已指出過，并非石介的創見。
石介要加以強調的是，古代的制度和禮制是不可改變的。
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必須以古制為準，不能變革或改進。
據他說，後代之所以出現亂世，都是由于破壞了古制的緣故：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拟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
（同上卷十一《王爵論》） 周秦之下，亂世紛紛，何為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
（同上卷五《原亂》） 夫古聖人為之制，所以制天下也，垂萬世而不可易，易則亂矣。
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為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同上） 所有這些材料說明“亂世”是由于背離了古制；要求治，隻有複古。
因此，人類社會就應該局限在古代的框架之内。
這一複古主義的曆史退化論，本質上是神本主義。
既然一切社會動亂，都被歸咎于古制之被破壞，所以隻有一成不變地尊古、崇古。
這種敬天崇古的曆史觀，和爾後王安石的新學派公開提出不敬天、不崇古的口号：“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大聲疾呼地宣揚變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石介的這種崇古的曆史觀是和道統論緊密相連的。
因為道統所要強調的，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為準則，後代人不能離此而進行任何其他方面的創造，所以古代聖人便成為真理的化身。
這正如石介所說：“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
周室衰，諸侯競，道大壞也，孔子存之。
孔子殁，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同上卷八《救說》）。
聖人是天生的，天生聖人就是來救世的。
可是事實上，石介又不可能完全否認曆史是變動的。
既承認曆史有變化，又強調駕馭曆史的“道”是永恒不變的。
這二者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石介解釋說：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于昔之時也。
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乎古之道也。
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在先後耳。
桀纣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
（同上卷十《漢論下》） 時治則淳，時亂則澆，則時有澆（淳）也。
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
（同上） 這裡提出“時”與“道”兩個概念，時勢有變化，因此漢代也不能完全搬用三王之道。
這種說法是有合理因素的。
但是，石介并沒有講清楚“時”與“道”的關系。
在他看來，曆史的升降治亂歸根到底是取決于是否行聖人之“道”。
宋代的理學由胡瑗、孫複、石介而始倡，至周惇頤、張載、二程而發展，至朱熹、張栻而完成。
因此“宋初三先生”胡、孫、石之功就被說成是“上承洙泗、下啟閩洛”，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石介說： 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
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
裁正而後物性遂……《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
長育而後人材美……《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也。
（同上卷十七《上颍州蔡侍郎書》） “道”的極緻是“中和”，即所謂“和理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
”然則什麼是“中和”？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将生，必先幾動焉。
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
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
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于未兆之前而絕之。
故發而皆中節也。
（同上） 這是說，喜、怒、哀、樂等的“情”，是人所具有的。
人們應當用“道”來控制“情”，使“情”皆合乎“道”的要求，不至于和封建綱常倫理相抵觸；凡是“不善”的“情”，也要用“道”加以調節，使它不至于泛濫。
這些觀點在後來理學家的思想體系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石介對曆史觀也有許多論述。
他認為，人類原來是處于一種野蠻的自然狀态，後來由于有了聖人的制作，人類才有了文明。
這一有關人類文明起源的聖人制作說，其基本理論模式仍然是先把封建綱常倫理擴大為宇宙的法則，再以宇宙的法則反過來論證綱常倫理的神聖性，而聖人制作說則是其間關鍵性的一環。
他說：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昏冠、無喪祭，同于禽獸之道也。
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昏冠、有喪祭。
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将垂萬世之法。
故君臣之有禮而不可黩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别而不可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可過也，土地之有多少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之有定而不可改也，昏冠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為萬世常行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
（同上卷六《複古制》） 這裡認為人類的曆史從野蠻到文明，其标志在于有各種制度、宮室服飾以及諸種禮制的發明和建立。
這一點前人早已指出過，并非石介的創見。
石介要加以強調的是，古代的制度和禮制是不可改變的。
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必須以古制為準，不能變革或改進。
據他說，後代之所以出現亂世，都是由于破壞了古制的緣故：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拟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
（同上卷十一《王爵論》） 周秦之下，亂世紛紛，何為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
（同上卷五《原亂》） 夫古聖人為之制，所以制天下也，垂萬世而不可易，易則亂矣。
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為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同上） 所有這些材料說明“亂世”是由于背離了古制；要求治，隻有複古。
因此，人類社會就應該局限在古代的框架之内。
這一複古主義的曆史退化論，本質上是神本主義。
既然一切社會動亂，都被歸咎于古制之被破壞，所以隻有一成不變地尊古、崇古。
這種敬天崇古的曆史觀，和爾後王安石的新學派公開提出不敬天、不崇古的口号：“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大聲疾呼地宣揚變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石介的這種崇古的曆史觀是和道統論緊密相連的。
因為道統所要強調的，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為準則，後代人不能離此而進行任何其他方面的創造，所以古代聖人便成為真理的化身。
這正如石介所說：“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
周室衰，諸侯競，道大壞也，孔子存之。
孔子殁，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同上卷八《救說》）。
聖人是天生的，天生聖人就是來救世的。
可是事實上，石介又不可能完全否認曆史是變動的。
既承認曆史有變化，又強調駕馭曆史的“道”是永恒不變的。
這二者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石介解釋說：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于昔之時也。
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乎古之道也。
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在先後耳。
桀纣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
（同上卷十《漢論下》） 時治則淳，時亂則澆，則時有澆（淳）也。
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
（同上） 這裡提出“時”與“道”兩個概念，時勢有變化，因此漢代也不能完全搬用三王之道。
這種說法是有合理因素的。
但是，石介并沒有講清楚“時”與“道”的關系。
在他看來，曆史的升降治亂歸根到底是取決于是否行聖人之“道”。
宋代的理學由胡瑗、孫複、石介而始倡，至周惇頤、張載、二程而發展，至朱熹、張栻而完成。
因此“宋初三先生”胡、孫、石之功就被說成是“上承洙泗、下啟閩洛”，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