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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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昆體,指斥它是“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同上卷十九《祥符诏書記》)。
他的“文以載道”論包含兩層意思,即文的任務應該是載道和唯有古文才是載道的工具。
而這也是韓愈複興古文運動的功績所在,即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石介對王安石新黨與新學頗多不滿,他的許多弟子也是如此。
例如: 範純仁,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甯。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曆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
(王)安石惡之,諷有司,求先生罪。
梁焘,字況之,須城人,舉進士中第。
朋黨論起,以司馬溫公(光)黨,黜知鄂州。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擢嘉祐甲科。
神宗問:“卿從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
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退,上書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語侵荊公,荊公竄之嶺外。
哲宗立,擢侍禦史,疏蔡确、章惇過惡。
文彥博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
崇甯中預元祐黨籍。
從以上一些人物情況來看,石介弟子們反對新學是很明顯的。
石介本人寫的《慶曆聖德詩》和《宋頌》九首,乃至編《三朝聖政錄》等,雖屬歌功頌德,但其政治意義則在于維護現狀、反對改革,是舊黨輿論準備工作的先驅。
石介幾乎是言必稱道統。
據說這個道乃是“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揚雄文中子(王通)吏部(韓愈)之道”,亦即“三才九疇五常之道”(《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中》)。
孫複推崇董仲舒,而石介則推崇韓愈,寫《尊韓》篇,說“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
吏部《原仁》《原道》《原毀》《行難》《對禹問》《佛骨表》《诤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同上卷七)。
據說這個道統繼韓愈而後的,便是他的老師孫複,謂“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泰山先生“上學周孔,下拟韓孟”(同上卷十九《泰山書院記》)。
接着就有人吹捧石介本人,說“徂徕先生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類互相标榜道統,無非是在擡高自己的地位。
歐陽修描寫石介其人的作風是:“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揚雄韓愈氏,未嘗一日不誦于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緻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歐陽文忠集》卷三十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銘》)。
從這裡也反映出石介重視道統的程度。
從維護儒家的道統出發,石介著《辨惑篇》,反對佛教與道教,說天地間沒有佛,也沒有神仙,聲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下》),“君臣父子皆出于儒也,禮樂刑政皆出于儒也,仁義忠信皆出于儒也”(同上卷七《宗儒名孟生》),像佛、道那樣“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同上卷十《中國論》)。
他又自命“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同上卷五《怪說下》),對佛、道采取了毫不妥協的姿态。
歐陽修讀石介的書,指出他是“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歐陽文忠集》卷三《讀徂徕集》)。
這和後來的理學家既排佛又援佛的情況并不相同。
與此相關,為了強化封建體制,還需要強化封建政權,故石介的思想還表現出力圖将君統與道統結合起來的特點。
他說:“自(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無他道也”(《徂徕先生集》卷十三《上劉工部書》)。
在這裡“一教”(指儒家學說)與“一君”相輔相成。
由此可見,石介着重論述儒家的道統,在于說明“君統”是神聖的。
在這個道統和君統相統一的基礎上,石介試圖證明“道”即天地萬物的根本。
他說:“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
”又說:“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同上卷二十《移府學諸生》)。
可見,“道”就是封建綱常倫理教條的抽象化,而綱常倫理教條就是“道”的具體化。
所以他又說:“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
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同上卷十九《青州州學公用記》)。
又說:“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
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拟焉”(同上卷十七《上徐州扈谏議書》)。
經過這樣的推演,天上和人間、自然和社會都被說成是受一個原則的支配,“道”貫穿于一切之中。
盡管這一思想在石介那裡還是粗糙的,但是比之胡瑗和孫複則更加明顯地具有了理學思想體系的端倪。
石介還采用“道”和“氣”的概念來解釋世界。
他認為: 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
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
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
(同上卷十九《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介初步為“道”和“氣”勾勒出一個輪廓:“道”是至高無上而又完美的;“氣”則是具體而又不完備的。
但是,這樣的觀點在石介那裡并未充分展開。
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他有關性和理
他的“文以載道”論包含兩層意思,即文的任務應該是載道和唯有古文才是載道的工具。
而這也是韓愈複興古文運動的功績所在,即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石介對王安石新黨與新學頗多不滿,他的許多弟子也是如此。
例如: 範純仁,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甯。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曆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
(王)安石惡之,諷有司,求先生罪。
梁焘,字況之,須城人,舉進士中第。
朋黨論起,以司馬溫公(光)黨,黜知鄂州。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擢嘉祐甲科。
神宗問:“卿從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
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退,上書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語侵荊公,荊公竄之嶺外。
哲宗立,擢侍禦史,疏蔡确、章惇過惡。
文彥博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
崇甯中預元祐黨籍。
從以上一些人物情況來看,石介弟子們反對新學是很明顯的。
石介本人寫的《慶曆聖德詩》和《宋頌》九首,乃至編《三朝聖政錄》等,雖屬歌功頌德,但其政治意義則在于維護現狀、反對改革,是舊黨輿論準備工作的先驅。
石介幾乎是言必稱道統。
據說這個道乃是“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揚雄文中子(王通)吏部(韓愈)之道”,亦即“三才九疇五常之道”(《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中》)。
孫複推崇董仲舒,而石介則推崇韓愈,寫《尊韓》篇,說“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
吏部《原仁》《原道》《原毀》《行難》《對禹問》《佛骨表》《诤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同上卷七)。
據說這個道統繼韓愈而後的,便是他的老師孫複,謂“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泰山先生“上學周孔,下拟韓孟”(同上卷十九《泰山書院記》)。
接着就有人吹捧石介本人,說“徂徕先生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類互相标榜道統,無非是在擡高自己的地位。
歐陽修描寫石介其人的作風是:“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揚雄韓愈氏,未嘗一日不誦于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緻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歐陽文忠集》卷三十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銘》)。
從這裡也反映出石介重視道統的程度。
從維護儒家的道統出發,石介著《辨惑篇》,反對佛教與道教,說天地間沒有佛,也沒有神仙,聲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下》),“君臣父子皆出于儒也,禮樂刑政皆出于儒也,仁義忠信皆出于儒也”(同上卷七《宗儒名孟生》),像佛、道那樣“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同上卷十《中國論》)。
他又自命“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同上卷五《怪說下》),對佛、道采取了毫不妥協的姿态。
歐陽修讀石介的書,指出他是“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歐陽文忠集》卷三《讀徂徕集》)。
這和後來的理學家既排佛又援佛的情況并不相同。
與此相關,為了強化封建體制,還需要強化封建政權,故石介的思想還表現出力圖将君統與道統結合起來的特點。
他說:“自(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無他道也”(《徂徕先生集》卷十三《上劉工部書》)。
在這裡“一教”(指儒家學說)與“一君”相輔相成。
由此可見,石介着重論述儒家的道統,在于說明“君統”是神聖的。
在這個道統和君統相統一的基礎上,石介試圖證明“道”即天地萬物的根本。
他說:“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
”又說:“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同上卷二十《移府學諸生》)。
可見,“道”就是封建綱常倫理教條的抽象化,而綱常倫理教條就是“道”的具體化。
所以他又說:“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
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同上卷十九《青州州學公用記》)。
又說:“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
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拟焉”(同上卷十七《上徐州扈谏議書》)。
經過這樣的推演,天上和人間、自然和社會都被說成是受一個原則的支配,“道”貫穿于一切之中。
盡管這一思想在石介那裡還是粗糙的,但是比之胡瑗和孫複則更加明顯地具有了理學思想體系的端倪。
石介還采用“道”和“氣”的概念來解釋世界。
他認為: 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
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
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
(同上卷十九《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介初步為“道”和“氣”勾勒出一個輪廓:“道”是至高無上而又完美的;“氣”則是具體而又不完備的。
但是,這樣的觀點在石介那裡并未充分展開。
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他有關性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