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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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
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睢陽子集補》） 他特别推崇董仲舒說： 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謂盡心聖人之道者也。
暴秦之後，聖道晦而複明者，仲舒之力也。
（同上） 要樹立道統，就必須辟佛老二氏，辟異端邪說，所以他宣稱： 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
……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
佛老之徒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
（同上） 孫複推崇儒術而非議其他各家，因為他重視儒家所強調的“三綱五常”之類的道德規範，認為天道也蓋有道德倫理的烙印，并使人倫上通于天道。
這樣，人間的封建道德規範和天的道德規範是一緻的。
這裡就有了理學體系的萌芽。
後來理學家以“理”（封建道德規範）作為貫穿自然與社會的基本範疇。
不過，在孫複這裡，“天”還帶有人格神的色彩。
例如他說：“昔者聖王在上，王事修而彜倫叙，則休驗應之”，“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
”據說“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樣，封建道德倫理就有了永恒而不可抗拒的天意作為它的依據。
天意或天命從來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到了後來理學家的手裡，人格神的色彩就越來越被沖淡，而道統的威嚴卻更加被神聖化起來。
孫複強調封建社會的等級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解說《春秋》大義，着重指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同上） 這裡雖然談的是春秋時期的事，但孫複以此引申開來，在于說明這種等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每個人都注定隻能按照其社會地位來确定自己的行動，“不可妄作”，不可違犯封建等級制的規定而“亂聖王之制”。
為此就需要建立一種以大義名分進行善惡褒貶的理論體系。
凡是違反了封建社會等級名分和道德倫理規範的，都要按照一定的褒貶書法，一一宣布其罪狀。
孫複說：“《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專殺之柄，天子所持也”。
但是“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因為“稱人以殺，讨亂賊也”（同上）。
孫複在當時以講《春秋》著稱，他認為孔子著此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正大義名分，“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同上）。
他在《春秋尊王發微》第一卷開宗明義解“元年春王正月”，明确地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隐公而作也。
”他認為，“無王”的表現是：周室東遷以後，諸侯強大，大夫專權，周天子号令成為一紙空文；西周傳統的禮樂被破壞。
針對此，孫複又說：“《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無複有王也。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
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同上卷一）。
這就是孫複所謂“尊王”的意義。
在書中，他列舉許多事例說明怎樣才能做到“尊王”，使諸侯和大夫不緻無大小尊卑之分而任意破壞禮樂的傳統制度。
正因為如此，歐陽修說孫複的這部書對于“治道”多所發揮，針對性強，這大約就是宋代重視《春秋》學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第三節 石介思想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進士及第，以丁憂歸耕徂徕山下，在家授《周易》，學者稱徂徕先生。
孫複在泰山，石介師事之，孫複稱贊他“能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而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徂徕先生集》卷末《孫複寄範天章書》）。
後來他得到當時名相富弼、範仲淹、韓琦等人的薦引，入為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對北宋太學的發展頗有影響。
《宋史》本傳說他當時還“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可見石介的活動并不限于講學，而且還積極參與政治。
他寫過一篇頌聖詩《慶曆聖德詩》，當時正是他的老師孫複為國子監直講（慶曆二年）和仁宗诏天下州縣立學校（慶曆四年）的時期。
詩中讴歌了當時的聖君賢相，也攻擊了和王欽若、丁謂一黨的夏竦；“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跻之死”（《歐陽文忠集》卷三十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銘》）。
甚至在他死後，夏竦還說他是詐死，要求發棺驗屍。
派系間政治傾軋的激烈，由此可以想見。
石介的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義》十卷、《唐鑒》六卷、《政範》一卷、《三朝聖政錄》四卷、《徂徕先生集》二十卷。
像胡瑗、孫複一樣，石介也以辟二氏為己任；但是他又把文章之弊和佛、老同列，宣稱必須“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上》）。
北宋初，楊億、錢惟演等人為文模仿唐代李義山，号西昆體，辭多浮豔，風行一時。
石介崇尚古文，主張文以載道，反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
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睢陽子集補》） 他特别推崇董仲舒說： 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謂盡心聖人之道者也。
暴秦之後，聖道晦而複明者，仲舒之力也。
（同上） 要樹立道統，就必須辟佛老二氏，辟異端邪說，所以他宣稱： 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
……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
佛老之徒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
（同上） 孫複推崇儒術而非議其他各家，因為他重視儒家所強調的“三綱五常”之類的道德規範，認為天道也蓋有道德倫理的烙印，并使人倫上通于天道。
這樣，人間的封建道德規範和天的道德規範是一緻的。
這裡就有了理學體系的萌芽。
後來理學家以“理”（封建道德規範）作為貫穿自然與社會的基本範疇。
不過，在孫複這裡，“天”還帶有人格神的色彩。
例如他說：“昔者聖王在上，王事修而彜倫叙，則休驗應之”，“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
”據說“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樣，封建道德倫理就有了永恒而不可抗拒的天意作為它的依據。
天意或天命從來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到了後來理學家的手裡，人格神的色彩就越來越被沖淡，而道統的威嚴卻更加被神聖化起來。
孫複強調封建社會的等級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解說《春秋》大義，着重指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同上） 這裡雖然談的是春秋時期的事，但孫複以此引申開來，在于說明這種等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每個人都注定隻能按照其社會地位來确定自己的行動，“不可妄作”，不可違犯封建等級制的規定而“亂聖王之制”。
為此就需要建立一種以大義名分進行善惡褒貶的理論體系。
凡是違反了封建社會等級名分和道德倫理規範的，都要按照一定的褒貶書法，一一宣布其罪狀。
孫複說：“《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專殺之柄，天子所持也”。
但是“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因為“稱人以殺，讨亂賊也”（同上）。
孫複在當時以講《春秋》著稱，他認為孔子著此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正大義名分，“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同上）。
他在《春秋尊王發微》第一卷開宗明義解“元年春王正月”，明确地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隐公而作也。
”他認為，“無王”的表現是：周室東遷以後，諸侯強大，大夫專權，周天子号令成為一紙空文；西周傳統的禮樂被破壞。
針對此，孫複又說：“《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無複有王也。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
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同上卷一）。
這就是孫複所謂“尊王”的意義。
在書中，他列舉許多事例說明怎樣才能做到“尊王”，使諸侯和大夫不緻無大小尊卑之分而任意破壞禮樂的傳統制度。
正因為如此，歐陽修說孫複的這部書對于“治道”多所發揮，針對性強，這大約就是宋代重視《春秋》學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第三節 石介思想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進士及第，以丁憂歸耕徂徕山下，在家授《周易》，學者稱徂徕先生。
孫複在泰山，石介師事之，孫複稱贊他“能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而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徂徕先生集》卷末《孫複寄範天章書》）。
後來他得到當時名相富弼、範仲淹、韓琦等人的薦引，入為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對北宋太學的發展頗有影響。
《宋史》本傳說他當時還“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可見石介的活動并不限于講學，而且還積極參與政治。
他寫過一篇頌聖詩《慶曆聖德詩》，當時正是他的老師孫複為國子監直講（慶曆二年）和仁宗诏天下州縣立學校（慶曆四年）的時期。
詩中讴歌了當時的聖君賢相，也攻擊了和王欽若、丁謂一黨的夏竦；“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跻之死”（《歐陽文忠集》卷三十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銘》）。
甚至在他死後，夏竦還說他是詐死，要求發棺驗屍。
派系間政治傾軋的激烈，由此可以想見。
石介的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義》十卷、《唐鑒》六卷、《政範》一卷、《三朝聖政錄》四卷、《徂徕先生集》二十卷。
像胡瑗、孫複一樣，石介也以辟二氏為己任；但是他又把文章之弊和佛、老同列，宣稱必須“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說上》）。
北宋初，楊億、錢惟演等人為文模仿唐代李義山，号西昆體，辭多浮豔，風行一時。
石介崇尚古文，主張文以載道，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