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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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仁，斯仁至矣，豈為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亦非也。
聖人豈若土木哉？（《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 這是說，情和欲本身并不就是壞的，聖人不是泥土木石，也有情。
可見情和欲在理學先驅者那裡，還沒有被認為是與性完全不相協調的罪惡淵薮。
但是胡瑗并未能解釋清楚何以性和欲會引向惡。
然而胡瑗講“體用”，六經為體，人性善為體。
所謂“用”則指依據六經以治事，或依據人性善諸道德原則去齊家治國。
所以胡瑗的學生劉彜說，胡瑗所講是“明體達用之學”，不同于王安石隻講“用”而不講“體”。
這樣說王安石是不公允的。
不過，在胡瑗的學生大多數中，其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反對王安石新學。
例如：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中進士甲科，曆知制诰、知廣德軍、知谏院。
後拂王安石意，罷谏職，出知江甯府，徙揚州。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官合肥主簿，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
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将援以為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
哲宗立，累遷禦史中丞，龍圖閣學士。
弟覽，字傳師，忤時相，遭貶。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以進士第三累遷戶部判官、右正言、知制诰、禦史中丞翰林學士。
時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乃造謗。
诏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甯二年以來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诏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複辯難之，遂忤安石。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熙甯初，賜進士第，授校書郎。
王安石問新法如何？對曰：歌謠甚盛。
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
安石不樂。
出宰樂清。
劉彜，字執中，福州人，第進士，移朐山令。
熙甯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
神宗問劉彜，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州，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以上引文俱見《宋史》本傳、《安定言行錄》和《宋元學案》。
類似材料頗不少見。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瑗的弟子們反對王安石和新黨，因為安石講富國強兵的功利，而胡瑗的弟子們則非功利而強調“六經”的所謂義理。
胡瑗和程頤之間的一段淵源，頗可以說明這批理學先驅者的傾向性。
據《宋史·道學傳》：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
遊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欤？”曰：“然。
學之道如何？”曰：“……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後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
黃百家在《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還特别提到胡瑗和程頤兩人的關系：“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
”程頤之獨敬胡瑗，并非出于偶然，而由他們的思想傾向性是一緻的緣故。
胡門弟子大多與洛黨關系極為密切。
例如，胡瑗弟子田述古（字明之，安丘人），就在洛陽從司馬光、邵雍和二程遊，司馬光經常召他去“講明大義”。
王安石贈胡瑗的詩裡有“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寄贈胡先生》）的句子，足見其影響之大。
胡瑗的《周易口義》也很有影響。
程頤曾說，研究《易經》須讀胡瑗的《口義》。
總之，胡瑗是北宋初期的大教育家，他在理論上的建樹不大，但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所培養的學生，對于理學的産生是有影響的。
第二節 孫複思想 孫複（公元992—1057年）字明複，号富春，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聚徒講學，學者稱泰山先生。
歐陽修撰《孫明複先生墓志銘》說：“先生退居泰山之陽；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歐陽文忠集》卷二十五）。
石介則推崇他說：“孫明複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周公孔子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徂徕先生集》卷九《明隐》）。
又把他比作孔子說：“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複先生”（同上卷十五《與祖擇之書》）。
黃宗羲評價“宋初三先生”曾說： 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
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段話代表前人對胡、孫、石三人在理學史上的地位的定評。
《宋元學案》把範純仁、文彥博均歸入泰山學派，可以看出孫複學派及其思想的傾向性。
孫複後來曾被召為國子監直講、迩英殿祗候、遷殿中丞。
他的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春秋總論》三卷、《睢陽子集》十卷、《易說》六十四篇。
在學術思想方面，孫複并沒有什麼創見。
但是他開始接觸到理學的某些重要原則和概念。
首先，他着重宣傳道統論。
他說： 文者，道
聖人豈若土木哉？（《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 這是說，情和欲本身并不就是壞的，聖人不是泥土木石，也有情。
可見情和欲在理學先驅者那裡，還沒有被認為是與性完全不相協調的罪惡淵薮。
但是胡瑗并未能解釋清楚何以性和欲會引向惡。
然而胡瑗講“體用”，六經為體，人性善為體。
所謂“用”則指依據六經以治事，或依據人性善諸道德原則去齊家治國。
所以胡瑗的學生劉彜說，胡瑗所講是“明體達用之學”，不同于王安石隻講“用”而不講“體”。
這樣說王安石是不公允的。
不過，在胡瑗的學生大多數中，其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反對王安石新學。
例如：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中進士甲科，曆知制诰、知廣德軍、知谏院。
後拂王安石意，罷谏職，出知江甯府，徙揚州。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官合肥主簿，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
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将援以為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
哲宗立，累遷禦史中丞，龍圖閣學士。
弟覽，字傳師，忤時相，遭貶。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以進士第三累遷戶部判官、右正言、知制诰、禦史中丞翰林學士。
時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乃造謗。
诏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甯二年以來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诏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複辯難之，遂忤安石。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熙甯初，賜進士第，授校書郎。
王安石問新法如何？對曰：歌謠甚盛。
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
安石不樂。
出宰樂清。
劉彜，字執中，福州人，第進士，移朐山令。
熙甯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
神宗問劉彜，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州，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以上引文俱見《宋史》本傳、《安定言行錄》和《宋元學案》。
類似材料頗不少見。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瑗的弟子們反對王安石和新黨，因為安石講富國強兵的功利，而胡瑗的弟子們則非功利而強調“六經”的所謂義理。
胡瑗和程頤之間的一段淵源，頗可以說明這批理學先驅者的傾向性。
據《宋史·道學傳》：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
遊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欤？”曰：“然。
學之道如何？”曰：“……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後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
黃百家在《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還特别提到胡瑗和程頤兩人的關系：“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
”程頤之獨敬胡瑗，并非出于偶然，而由他們的思想傾向性是一緻的緣故。
胡門弟子大多與洛黨關系極為密切。
例如，胡瑗弟子田述古（字明之，安丘人），就在洛陽從司馬光、邵雍和二程遊，司馬光經常召他去“講明大義”。
王安石贈胡瑗的詩裡有“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寄贈胡先生》）的句子，足見其影響之大。
胡瑗的《周易口義》也很有影響。
程頤曾說，研究《易經》須讀胡瑗的《口義》。
總之，胡瑗是北宋初期的大教育家，他在理論上的建樹不大，但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所培養的學生，對于理學的産生是有影響的。
第二節 孫複思想 孫複（公元992—1057年）字明複，号富春，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聚徒講學，學者稱泰山先生。
歐陽修撰《孫明複先生墓志銘》說：“先生退居泰山之陽；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歐陽文忠集》卷二十五）。
石介則推崇他說：“孫明複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周公孔子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徂徕先生集》卷九《明隐》）。
又把他比作孔子說：“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複先生”（同上卷十五《與祖擇之書》）。
黃宗羲評價“宋初三先生”曾說： 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
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 這段話代表前人對胡、孫、石三人在理學史上的地位的定評。
《宋元學案》把範純仁、文彥博均歸入泰山學派，可以看出孫複學派及其思想的傾向性。
孫複後來曾被召為國子監直講、迩英殿祗候、遷殿中丞。
他的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春秋總論》三卷、《睢陽子集》十卷、《易說》六十四篇。
在學術思想方面，孫複并沒有什麼創見。
但是他開始接觸到理學的某些重要原則和概念。
首先，他着重宣傳道統論。
他說： 文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