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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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胡瑗的教育論
道學，确切地說，包括理學和心學兩個流派，但後世卻往往把道學稱為理學或性理之學，明成祖時編成《性理大全》七十卷，清李光地修《性理精義》。
理學或性理之學都以道統相标榜。
唐代韓愈在《原道》中首先虛構了一個道統論，認為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曆代相傳的道，但這個道自孔子傳之孟子而後就“不得其傳”了。
因此之故，韓愈本人也就被宋代道學家捧為是複興道統的代表。
韓愈本人并沒有來得及完成一個理論體系，道學的正式奠定，通常歸之于北宋的周惇頤。
此前的正史，學者和思想家都是被歸入“儒林傳”的，在《宋史》中才别立“道學傳”，置于“儒林傳”之前，藉以表示道學的重要地位。
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和石介三人是宋代理學的先行者，開創了理學風氣之先。
他們的活動被認為是“開伊洛之先”，但三個人還處在理學的開創時代，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備的理論，所以《宋史》把他們列入“儒林傳”而不入“道學傳”。
要理解宋代的理學，必須從理學與新學的對立這一線索着眼。
理學與新學的對立在政治上即是舊黨與新黨的對峙，雙方分别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首。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兩人同死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
他們的活動時期約晚于“宋初三先生”二十年左右，但是三先生已經揭開雙方對峙的序幕。
新、舊黨争的正式開場是在神宗熙甯年間，但其整個醞釀和發展過程卻是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仁宗慶曆年間。
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臯人。
父讷，為甯海節度推官。
胡瑗青年時往泰山與孫複、石介同學，苦讀十年。
他當年讀書的地方，即今泰山南麓栖真觀。
後來他以經術教授吳中，宋初改革家範仲淹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做湖州教授；弟子數千人，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經師、教育家，學者稱安定先生。
他曾由範仲淹推薦至朝廷定樂，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主持太學。
歐陽修描述胡瑗與當時學風的關系說： 自（仁宗）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複、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诏州縣皆立學。
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陽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這裡所謂“先生之法”即蘇湖教法，它是胡瑗在蘇州、湖州長期教學實踐經驗的總結。
他主張實行分科教學法，立“經義”和“治事”兩齋。
“經義”齋學習六經，“治事”齋研究緻用之學。
前者重理論，後者重實行。
當時著名的錢藻、孫覺、範純仁、徐積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宋史》本傳說當時“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
關于他的生平，蔡襄撰有墓志，歐陽修撰有墓表，程頤寫過傳記。
《宋史》本傳基本上沿襲歐《表》。
《宋元學案》把安定和泰山兩學案列于卷首，說明兩人“開伊洛之先”，地位十分重要。
程頤還曾創議建尊賢堂，延天下道德之士，其中就有胡瑗在内。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曾有過增小賢從祀的拟議，而以胡瑗為首。
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程敏政上疏說：“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月河精舍叢鈔·安定言行錄上》）。
請以胡瑗和周惇頤等一樣從祀孔廟。
到了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正式以胡瑗從祀，稱先儒胡子。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在正統理學中所占的地位。
隋唐以來，封建士大夫的晉升大多要靠文詞，因而形成重辭賦的學風。
胡瑗一反此風，以經義和時務為重點。
蔡襄說胡瑗“解經至有要意，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
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之”（《蔡忠惠公集》卷三十三《太常博士緻仕胡君墓之志》）。
這一學風的轉變，意味着理學的開端。
他的著作，據各種不同的記載，包括弟子所記錄的《胡氏口義》在内，有以下各種：《春秋要義》三十卷、《春秋口義》五卷、《周易口義》十二卷、《中庸議》一卷、《洪範口義》二卷（有《墨海金壺本》）、《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尚書全解》二十八卷（朱熹謂是僞作）、《吉兇書議》二卷、《學政條約》一卷、《武學規矩》一卷、《資聖集》十五卷。
以上各書，大多已佚。
現存的有關資料，主要地見于《月河精舍叢鈔》中的《安定言行錄》和《宋元學案》卷首的《安定學案》，《周易口義》今尚存《四庫全書》中。
現存的胡瑗思想資料，主要是論性與情的部分。
他推崇孟子而反對荀子。
孟子強調性善，理學家宗孟，也強調人性善；那麼，惡又從何而來？據說，惡出于欲。
然則，欲又從何而來？理學家就歸之于情。
胡瑗的學生徐積這樣發揮他老師的見解：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
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兇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
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乎？若我
理學或性理之學都以道統相标榜。
唐代韓愈在《原道》中首先虛構了一個道統論，認為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曆代相傳的道，但這個道自孔子傳之孟子而後就“不得其傳”了。
因此之故，韓愈本人也就被宋代道學家捧為是複興道統的代表。
韓愈本人并沒有來得及完成一個理論體系，道學的正式奠定，通常歸之于北宋的周惇頤。
此前的正史，學者和思想家都是被歸入“儒林傳”的，在《宋史》中才别立“道學傳”，置于“儒林傳”之前，藉以表示道學的重要地位。
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和石介三人是宋代理學的先行者，開創了理學風氣之先。
他們的活動被認為是“開伊洛之先”，但三個人還處在理學的開創時代，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備的理論，所以《宋史》把他們列入“儒林傳”而不入“道學傳”。
要理解宋代的理學，必須從理學與新學的對立這一線索着眼。
理學與新學的對立在政治上即是舊黨與新黨的對峙，雙方分别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首。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兩人同死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
他們的活動時期約晚于“宋初三先生”二十年左右，但是三先生已經揭開雙方對峙的序幕。
新、舊黨争的正式開場是在神宗熙甯年間，但其整個醞釀和發展過程卻是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仁宗慶曆年間。
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臯人。
父讷，為甯海節度推官。
胡瑗青年時往泰山與孫複、石介同學，苦讀十年。
他當年讀書的地方，即今泰山南麓栖真觀。
後來他以經術教授吳中，宋初改革家範仲淹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做湖州教授；弟子數千人，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經師、教育家，學者稱安定先生。
他曾由範仲淹推薦至朝廷定樂，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主持太學。
歐陽修描述胡瑗與當時學風的關系說： 自（仁宗）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複、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诏州縣皆立學。
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陽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這裡所謂“先生之法”即蘇湖教法，它是胡瑗在蘇州、湖州長期教學實踐經驗的總結。
他主張實行分科教學法，立“經義”和“治事”兩齋。
“經義”齋學習六經，“治事”齋研究緻用之學。
前者重理論，後者重實行。
當時著名的錢藻、孫覺、範純仁、徐積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宋史》本傳說當時“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
關于他的生平，蔡襄撰有墓志，歐陽修撰有墓表，程頤寫過傳記。
《宋史》本傳基本上沿襲歐《表》。
《宋元學案》把安定和泰山兩學案列于卷首，說明兩人“開伊洛之先”，地位十分重要。
程頤還曾創議建尊賢堂，延天下道德之士，其中就有胡瑗在内。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曾有過增小賢從祀的拟議，而以胡瑗為首。
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程敏政上疏說：“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月河精舍叢鈔·安定言行錄上》）。
請以胡瑗和周惇頤等一樣從祀孔廟。
到了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正式以胡瑗從祀，稱先儒胡子。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在正統理學中所占的地位。
隋唐以來，封建士大夫的晉升大多要靠文詞，因而形成重辭賦的學風。
胡瑗一反此風，以經義和時務為重點。
蔡襄說胡瑗“解經至有要意，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
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之”（《蔡忠惠公集》卷三十三《太常博士緻仕胡君墓之志》）。
這一學風的轉變，意味着理學的開端。
他的著作，據各種不同的記載，包括弟子所記錄的《胡氏口義》在内，有以下各種：《春秋要義》三十卷、《春秋口義》五卷、《周易口義》十二卷、《中庸議》一卷、《洪範口義》二卷（有《墨海金壺本》）、《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尚書全解》二十八卷（朱熹謂是僞作）、《吉兇書議》二卷、《學政條約》一卷、《武學規矩》一卷、《資聖集》十五卷。
以上各書，大多已佚。
現存的有關資料，主要地見于《月河精舍叢鈔》中的《安定言行錄》和《宋元學案》卷首的《安定學案》，《周易口義》今尚存《四庫全書》中。
現存的胡瑗思想資料，主要是論性與情的部分。
他推崇孟子而反對荀子。
孟子強調性善，理學家宗孟，也強調人性善；那麼，惡又從何而來？據說，惡出于欲。
然則，欲又從何而來？理學家就歸之于情。
胡瑗的學生徐積這樣發揮他老師的見解：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
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兇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
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乎？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