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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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整個宋明理學，都是如此，不獨明代理學為然。
正是這一點，标志着宋明理學達到了思想發展史上的新的水平。
它提出的範疇、命題，所讨論的問題，是新的，它探究的學術理論的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這種成就，應該得到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視。
宋明理學所分析論究的範疇、命題、問題，在當時是學術界也就是儒林普遍關心的。
學派有不同，所得有深淺，但是都對同一範疇、命題、問題做出自己的解釋、回答。
例如理氣關系問題，有張載的理氣觀，有朱熹的理氣觀。
理學家大都要讨論這個問題。
這種對同類問題的普遍關心，固然會形成學風的煩瑣，但是也導向研究的深入。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大量著作，語錄之類的委積且不去說它，儒經的注釋或發揮，就層出不窮。
例如《易》學的著作就非常繁富，四書類的著作，也數不勝數。
專門的理學著作如講陰陽的，有何塘的《陰陽管見》，講圖書的有朱震的《易圖》三卷，講中的有《中诠》，等等。
剔去蕪雜，其中也盡有有意義的著作。
第五節 宋明理學史的研究 宋明理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達七百年之久，比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時間都要長。
宋明理學對社會的影響很大。
應該對它的發展進行很好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總結它的得失，探讨它的社會影響，寫出馬克思主義的宋明理學史專著。
現行的哲學史、思想史著作，誠然也論述了宋明時期哲學、思想發展的曆史，但是沒有從理學發展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自1950—1979年港台地區研究宋明理學的論文約八百多篇。
至于國外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也相當重視。
讨論宋明理學的國際會議，已開過多次。
而孕育、産生、發展宋明理學的中國大陸卻在這一研究領域顯得沉寂。
這不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嗎？ 應該說，我們對于宋明理學史的研究，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加強。
作為哲學史和思想史工作者，必須用适當的注意力從理學發展的角度對宋明時期的哲學和思想史進行總結。
進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要考慮三個問題。
第一，是書籍和資料的搜集整理。
宋明理學家的著作，數量大，但是未經有計劃的搜集整理。
即使搜集整理，一般也隻注意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的著作和資料，較少注意不常見的著作和資料。
我們今天比周汝登、孫奇逢、黃宗羲、全祖望所處的時代條件好，可以有計劃地在全國範圍内搜集書籍資料。
但是也有不如他們的地方，畢竟我們的時代後于他們三百多年，有些他們見到的書籍資料今天已經散佚了。
為了給研究工作創造條件，我們應該着手搜集宋明理學家及其同時代人的著作，進行整理，擇要出版，其不能出版的，也要編集，抄錄副本，以利保存和使用。
第二，是做必要的考證，把一些問題弄清楚。
例如周惇頤的著作，據潘興嗣所作周惇頤墓志所雲，周惇頤“善談名理，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
今本《周子全書》有《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詩及文。
問題在：一、潘志所雲《太極圖易說》，是否即《太極圖說》？二、是否如朱熹所說，《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朱熹說，“周惇頤《易說》久矣不傳于世。
向見兩本皆非是。
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
其一《系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
觀此，則非先生（指周惇頤）所為可知矣。
”照朱熹的說法，《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如果是這樣，則潘志所雲太極圖，就已包括圖和說兩部分，如今通行本那樣，它與《易說》無關。
三、《易通》為什麼後來改名為《通書》？《易通》長沙初刻本乃胡宏所定，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章次有所移易。
朱熹刻本則加了章名，又重定章次，究竟哪一個刻本符合《易通》原書？這些問題涉及周惇頤著作的名稱及其内容，如果不考證明白，就會影響研究所能達到的深度。
我們經過初步探索，發現《太極圖·易說》即後世所傳的《太極圖》及《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共二百四十八字，加自注“無欲故靜”四字為二百五十二字。
其中引用《周易》文句共六十四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強。
所提出的範疇，多本《周易》，文中所講的道理多本《周易》及《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中的《太極先天之圖》的說明。
因此《太極圖·易說》是“深于易學”的周惇頤以《易》理來說《太極圖》的一篇文獻，它就是後世所傳的《太極圖說》。
不是《太極圖》之外，别有單獨成書的所謂《易說》。
朱熹的學生度正按朱熹的囑咐訪求周惇頤的著作，隻知道周惇頤曾以《姤說》和《同人說》寄傅耆，度正隻見目錄，未得原文。
所謂卦說，如此而已。
六十四卦而隻說兩卦，當未必成書。
至于周惇頤與王君贶相見，天起大風，因說大畜卦，那隻是談話時的即景之言，與《易》著無關。
又例如朱熹的《大學章句》，頗改定《大學》章次，還寫了《格物緻知章》一百三十四字，加在《大學》原文之中。
《大學》章次，程颢定之于先，程頤再加編定。
二程兄弟，各有各的本子，彼此不同。
而朱熹的章句，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頤。
爾後王陽明又有《古本大學》。
後人又屢加改定。
這些不同的《大學》本子，到底不同何在？何以有這些不同？是應該考證并加說明的。
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工作中，有關這一類問題，都應該考證清楚。
考證是對資料的審查鑒定，以及對史事的考核，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三，要在掌握和考訂資料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資料，?繹其思想，研究其體系，做出科學的論斷。
例如張載的《正蒙》與《經學理窟》，發展了《易傳》《孟子》《中庸》等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
這是明顯的事實，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
又如朱熹寫了大量著作，門人為他輯錄了内容豐富的語錄。
對這些資料，都要認真分析，做出論斷。
又如王陽明天泉證道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錢德洪以為定本，不可移易，而王畿謂之權法，以問王陽明。
王陽明卻說，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本體便是工夫；“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須用為善去惡功夫，以漸複其本體。
對這個問題要很好分析，才能理解王門以後的分派。
又，理學家還講什麼“天根”“月窟”，“人根”“鬼窟”，還講“守中”“還丹”以及靜坐調息法，把呼吸分成“風相”“喘相”“氣相”“息相”四類，這些不就是與練氣功有關系嗎？不就是道士的修練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問題，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中都會涉及，都要深入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通過對各個理學家及各個理學流派的研究，闡明宋明理學史的獨立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揭示思想史與社會史之間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對我們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上所講的是發凡起例，鈎元提要，作為本書的引子。
其實整個宋明理學，都是如此，不獨明代理學為然。
正是這一點，标志着宋明理學達到了思想發展史上的新的水平。
它提出的範疇、命題，所讨論的問題，是新的，它探究的學術理論的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這種成就，應該得到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視。
宋明理學所分析論究的範疇、命題、問題，在當時是學術界也就是儒林普遍關心的。
學派有不同，所得有深淺，但是都對同一範疇、命題、問題做出自己的解釋、回答。
例如理氣關系問題，有張載的理氣觀，有朱熹的理氣觀。
理學家大都要讨論這個問題。
這種對同類問題的普遍關心，固然會形成學風的煩瑣，但是也導向研究的深入。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大量著作，語錄之類的委積且不去說它，儒經的注釋或發揮，就層出不窮。
例如《易》學的著作就非常繁富，四書類的著作，也數不勝數。
專門的理學著作如講陰陽的，有何塘的《陰陽管見》，講圖書的有朱震的《易圖》三卷，講中的有《中诠》，等等。
剔去蕪雜，其中也盡有有意義的著作。
第五節 宋明理學史的研究 宋明理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達七百年之久，比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時間都要長。
宋明理學對社會的影響很大。
應該對它的發展進行很好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總結它的得失，探讨它的社會影響，寫出馬克思主義的宋明理學史專著。
現行的哲學史、思想史著作，誠然也論述了宋明時期哲學、思想發展的曆史，但是沒有從理學發展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自1950—1979年港台地區研究宋明理學的論文約八百多篇。
至于國外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也相當重視。
讨論宋明理學的國際會議，已開過多次。
而孕育、産生、發展宋明理學的中國大陸卻在這一研究領域顯得沉寂。
這不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嗎？ 應該說，我們對于宋明理學史的研究，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加強。
作為哲學史和思想史工作者，必須用适當的注意力從理學發展的角度對宋明時期的哲學和思想史進行總結。
進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要考慮三個問題。
第一，是書籍和資料的搜集整理。
宋明理學家的著作，數量大，但是未經有計劃的搜集整理。
即使搜集整理，一般也隻注意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的著作和資料，較少注意不常見的著作和資料。
我們今天比周汝登、孫奇逢、黃宗羲、全祖望所處的時代條件好，可以有計劃地在全國範圍内搜集書籍資料。
但是也有不如他們的地方，畢竟我們的時代後于他們三百多年，有些他們見到的書籍資料今天已經散佚了。
為了給研究工作創造條件，我們應該着手搜集宋明理學家及其同時代人的著作，進行整理，擇要出版，其不能出版的，也要編集，抄錄副本，以利保存和使用。
第二，是做必要的考證，把一些問題弄清楚。
例如周惇頤的著作，據潘興嗣所作周惇頤墓志所雲，周惇頤“善談名理，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
今本《周子全書》有《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詩及文。
問題在：一、潘志所雲《太極圖易說》，是否即《太極圖說》？二、是否如朱熹所說，《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朱熹說，“周惇頤《易說》久矣不傳于世。
向見兩本皆非是。
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
其一《系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
觀此，則非先生（指周惇頤）所為可知矣。
”照朱熹的說法，《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如果是這樣，則潘志所雲太極圖，就已包括圖和說兩部分，如今通行本那樣，它與《易說》無關。
三、《易通》為什麼後來改名為《通書》？《易通》長沙初刻本乃胡宏所定，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章次有所移易。
朱熹刻本則加了章名，又重定章次，究竟哪一個刻本符合《易通》原書？這些問題涉及周惇頤著作的名稱及其内容，如果不考證明白，就會影響研究所能達到的深度。
我們經過初步探索，發現《太極圖·易說》即後世所傳的《太極圖》及《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共二百四十八字，加自注“無欲故靜”四字為二百五十二字。
其中引用《周易》文句共六十四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強。
所提出的範疇，多本《周易》，文中所講的道理多本《周易》及《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中的《太極先天之圖》的說明。
因此《太極圖·易說》是“深于易學”的周惇頤以《易》理來說《太極圖》的一篇文獻，它就是後世所傳的《太極圖說》。
不是《太極圖》之外，别有單獨成書的所謂《易說》。
朱熹的學生度正按朱熹的囑咐訪求周惇頤的著作，隻知道周惇頤曾以《姤說》和《同人說》寄傅耆，度正隻見目錄，未得原文。
所謂卦說，如此而已。
六十四卦而隻說兩卦，當未必成書。
至于周惇頤與王君贶相見，天起大風，因說大畜卦，那隻是談話時的即景之言，與《易》著無關。
又例如朱熹的《大學章句》，頗改定《大學》章次，還寫了《格物緻知章》一百三十四字，加在《大學》原文之中。
《大學》章次，程颢定之于先，程頤再加編定。
二程兄弟，各有各的本子，彼此不同。
而朱熹的章句，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頤。
爾後王陽明又有《古本大學》。
後人又屢加改定。
這些不同的《大學》本子，到底不同何在？何以有這些不同？是應該考證并加說明的。
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工作中，有關這一類問題，都應該考證清楚。
考證是對資料的審查鑒定，以及對史事的考核，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三，要在掌握和考訂資料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資料，?繹其思想，研究其體系，做出科學的論斷。
例如張載的《正蒙》與《經學理窟》，發展了《易傳》《孟子》《中庸》等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
這是明顯的事實，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
又如朱熹寫了大量著作，門人為他輯錄了内容豐富的語錄。
對這些資料，都要認真分析，做出論斷。
又如王陽明天泉證道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錢德洪以為定本，不可移易，而王畿謂之權法，以問王陽明。
王陽明卻說，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本體便是工夫；“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須用為善去惡功夫，以漸複其本體。
對這個問題要很好分析，才能理解王門以後的分派。
又，理學家還講什麼“天根”“月窟”，“人根”“鬼窟”，還講“守中”“還丹”以及靜坐調息法，把呼吸分成“風相”“喘相”“氣相”“息相”四類，這些不就是與練氣功有關系嗎？不就是道士的修練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問題，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中都會涉及，都要深入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通過對各個理學家及各個理學流派的研究，闡明宋明理學史的獨立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揭示思想史與社會史之間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對我們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上所講的是發凡起例，鈎元提要，作為本書的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