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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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沖蕩理學，指出理學的消極面，這是必要的。
但是全面總結我國的學術思想，不論對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都要有持平的論斷，既不能崇為“國粹”，又不能一棍子打死。
對待宋明理學也應當這樣。
一、宋明理學與宋明理學的諸範疇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
從11世紀到17世紀，曆時七百年之久。
比曆史上的經學、玄學、佛學統治時期都長。
宋明理學讨論的，主要是以“性與天道”為中心的哲學問題，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學、宗教等方面的問題。
性，指人性，但是理學家也講物性。
天道即理或天理。
性與天道，是孔門大弟子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高深的哲理，但是在理學家那裡卻成為經常探讨的問題。
《中庸》一開頭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提出了性、道、教三個問題，理學家尊《中庸》，就沿着《中庸》的這三個問題進行探讨。
理學家所尊信的經典，不隻是《中庸》，然而《中庸》的内容卻可以牽合釋、道，特别是釋，與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思潮，暗相吻合。
北宋的皇帝又以《大學》與《中庸》賜臣下。
《中庸》之被重視可以想見，則宋明理學以“性與天道”為中心問題，進行探讨，是很自然的。
又，《易》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說的也是“性與天道”。
理學家重視《易》，據《易》以探讨“性與天道”，且以之作為理學的中心問題，也是很自然的。
宋明理學是在經學、佛學、道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
以儒家思想的内容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這是它的特點。
理學實起于北宋，經南宋而進一步發展，至元代而朱、陸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發揮，沿及清代前期漸趨衰落。
但是其影響至今仍然存在。
近現代各色反動派曾先後予以利用。
宋明理學的重要範疇，從“道學宗主”周惇頤的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來分析，有如下這些： 道、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誠、德、仁義禮智信、主靜、鬼神、死生、禮樂、無思、無為、無欲、幾、中、和、公、明、順化，等等。
這些範疇大部分源于《易傳》，源于思孟學派的《中庸》，源于道教。
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易傳》、對《中庸》、對道教的研習相聯系的。
朱熹的學生陳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義》中所列，則有二十五個條目，即：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誠、敬、恭敬。
（卷上，十三條目） 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
（卷下，十二條目） 這二十五個條目，是《北溪性理字義》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間，戴嘉禧四刻是書，于卷上“忠恕”條目下，增入“一貫”一目，雲“從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個條目。
這二十六個條目，“太極”源于《易》，“皇極”源于《書》，“佛老”為理學家喜談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個條目均見《四書》。
“一貫”源于《論語》“一以貫之”，本非連用，宋儒把“一貫”連起來，作為一個範疇來用。
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四書》、對朱熹《四書集注》的研習相聯系的。
這二十六個條目，是二十六個範疇，但是又不僅是二十六個範疇，例如“理”，可以衍為“理氣”。
“道”，可以衍為“道器”。
“太極”，可以衍為“陰陽”“動靜”“無極”。
“誠”，可以衍為“誠明”“明誠”“誠心”“誠意”。
“性”，可以衍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德”，可以衍為“大德”“小德”。
“心”，可以衍為“人心”“道心”。
如此等等。
以後陸學又有“大本”，“尊德性”，“易簡”，“頓悟”等範疇。
王學又有“緻良知”，“知行合一”等範疇。
這些範疇，都是圍繞着“性與天道”而提出的。
上文已經說過，“性與天道”，本是孔門高弟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道理，而在宋明理學家那裡卻成了所要讨論的中心問題。
思想史、哲學史上的這種發展不是偶然的。
如果沒有隋唐佛學的發展，如果沒有佛學對哲學問題的探讨，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的情況的。
如果沒有道教的長期發展，沒有道教思想的影響，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論究如“太極”“先天”等《易》學問題的情況的，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二、理學家主要通過注釋儒家經典，闡述理學思想 宋明理學家着重研究的儒家經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傳》。
周惇頤、張載、程頤、朱熹都研究《易》。
周著《太極圖·易說》《易通》。
張著《橫渠易說》。
程著《伊川易傳》。
朱著《易本義》《易學啟蒙》。
其次是《春秋》。
程頤著《春秋傳》。
胡安國著《春秋胡傳》。
朱熹則根據《春秋》義法，著《通鑒綱目》。
再次是《詩》。
程頤著《詩解》。
朱熹著《詩集傳》。
楊簡著《慈湖詩傳》。
《書》則蔡元定、蔡沈父子作《書傳》等書。
《禮》則有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
儒家經典中，闡釋最多的，則為《四書》。
自二程提倡《四書》，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之後，《四書》的地位高過《五經》，《四書》類的著作，汗牛充棟。
明初，且敕撰《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相并立。
理學家注釋儒家經典，把它納入理學軌轍。
他們的辦法是用理學觀點進行注釋，用理學家的言論思想進行注釋。
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這樣做的。
例如《論語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别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論。
開卷第一篇《學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處，引尹氏六處，謝氏三處，遊氏三處，楊氏一處，胡氏、洪氏、吳氏、範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
第二篇《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處，範氏五處，胡氏四處，其他周氏、呂氏、謝氏、陸氏、馬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
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處，引謝氏六處，楊氏、尹氏各五處，範氏四處，遊氏、李氏、吳氏、黃氏、呂氏各一處，趙伯循一處。
根據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統計，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門大弟子尹焞、謝良佐、遊酢、楊時也較多。
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
乙、主要引理學家對《論語》的解釋和發揮，極少引宋以前的注家。
丙、主要是發揮義理，不多在名物訓诂上用工夫。
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論語》，乃是以理學家的言論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言論思想來解釋《論語》。
這樣做的結果，就把《論語》納入了程、朱理學的軌轍，完全代替了漢、魏以來對《論語》的解釋。
這是極可注意的一個特點。
朱熹注《論語》，重在義理，不重訓诂，抛開了漢儒注經的傳統，這雖是宋儒解經的一般學風，但是朱熹走得更遠。
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點。
再如陸九淵弟子楊簡的《慈湖詩傳》，解釋詩篇，每每大段發揮他自己的義理，即發揮陸九淵心學的義理。
這種做法，完全不像漢儒經注，倒成了他自己的心學講義。
例如《兔罝》，詩雲：“肅肅兔
但是全面總結我國的學術思想，不論對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都要有持平的論斷，既不能崇為“國粹”，又不能一棍子打死。
對待宋明理學也應當這樣。
一、宋明理學與宋明理學的諸範疇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
從11世紀到17世紀，曆時七百年之久。
比曆史上的經學、玄學、佛學統治時期都長。
宋明理學讨論的，主要是以“性與天道”為中心的哲學問題，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學、宗教等方面的問題。
性，指人性，但是理學家也講物性。
天道即理或天理。
性與天道，是孔門大弟子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高深的哲理，但是在理學家那裡卻成為經常探讨的問題。
《中庸》一開頭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提出了性、道、教三個問題，理學家尊《中庸》，就沿着《中庸》的這三個問題進行探讨。
理學家所尊信的經典，不隻是《中庸》，然而《中庸》的内容卻可以牽合釋、道，特别是釋，與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思潮，暗相吻合。
北宋的皇帝又以《大學》與《中庸》賜臣下。
《中庸》之被重視可以想見，則宋明理學以“性與天道”為中心問題，進行探讨，是很自然的。
又，《易》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說的也是“性與天道”。
理學家重視《易》，據《易》以探讨“性與天道”，且以之作為理學的中心問題，也是很自然的。
宋明理學是在經學、佛學、道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
以儒家思想的内容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這是它的特點。
理學實起于北宋，經南宋而進一步發展，至元代而朱、陸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發揮，沿及清代前期漸趨衰落。
但是其影響至今仍然存在。
近現代各色反動派曾先後予以利用。
宋明理學的重要範疇，從“道學宗主”周惇頤的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來分析，有如下這些： 道、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誠、德、仁義禮智信、主靜、鬼神、死生、禮樂、無思、無為、無欲、幾、中、和、公、明、順化，等等。
這些範疇大部分源于《易傳》，源于思孟學派的《中庸》，源于道教。
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易傳》、對《中庸》、對道教的研習相聯系的。
朱熹的學生陳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義》中所列，則有二十五個條目，即：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誠、敬、恭敬。
（卷上，十三條目） 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
（卷下，十二條目） 這二十五個條目，是《北溪性理字義》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間，戴嘉禧四刻是書，于卷上“忠恕”條目下，增入“一貫”一目，雲“從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個條目。
這二十六個條目，“太極”源于《易》，“皇極”源于《書》，“佛老”為理學家喜談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個條目均見《四書》。
“一貫”源于《論語》“一以貫之”，本非連用，宋儒把“一貫”連起來，作為一個範疇來用。
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四書》、對朱熹《四書集注》的研習相聯系的。
這二十六個條目，是二十六個範疇，但是又不僅是二十六個範疇，例如“理”，可以衍為“理氣”。
“道”，可以衍為“道器”。
“太極”，可以衍為“陰陽”“動靜”“無極”。
“誠”，可以衍為“誠明”“明誠”“誠心”“誠意”。
“性”，可以衍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德”，可以衍為“大德”“小德”。
“心”，可以衍為“人心”“道心”。
如此等等。
以後陸學又有“大本”，“尊德性”，“易簡”，“頓悟”等範疇。
王學又有“緻良知”，“知行合一”等範疇。
這些範疇，都是圍繞着“性與天道”而提出的。
上文已經說過，“性與天道”，本是孔門高弟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道理，而在宋明理學家那裡卻成了所要讨論的中心問題。
思想史、哲學史上的這種發展不是偶然的。
如果沒有隋唐佛學的發展，如果沒有佛學對哲學問題的探讨，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的情況的。
如果沒有道教的長期發展，沒有道教思想的影響，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論究如“太極”“先天”等《易》學問題的情況的，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二、理學家主要通過注釋儒家經典，闡述理學思想 宋明理學家着重研究的儒家經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傳》。
周惇頤、張載、程頤、朱熹都研究《易》。
周著《太極圖·易說》《易通》。
張著《橫渠易說》。
程著《伊川易傳》。
朱著《易本義》《易學啟蒙》。
其次是《春秋》。
程頤著《春秋傳》。
胡安國著《春秋胡傳》。
朱熹則根據《春秋》義法，著《通鑒綱目》。
再次是《詩》。
程頤著《詩解》。
朱熹著《詩集傳》。
楊簡著《慈湖詩傳》。
《書》則蔡元定、蔡沈父子作《書傳》等書。
《禮》則有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
儒家經典中，闡釋最多的，則為《四書》。
自二程提倡《四書》，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之後，《四書》的地位高過《五經》，《四書》類的著作，汗牛充棟。
明初，且敕撰《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相并立。
理學家注釋儒家經典，把它納入理學軌轍。
他們的辦法是用理學觀點進行注釋，用理學家的言論思想進行注釋。
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這樣做的。
例如《論語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别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論。
開卷第一篇《學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處，引尹氏六處，謝氏三處，遊氏三處，楊氏一處，胡氏、洪氏、吳氏、範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
第二篇《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處，範氏五處，胡氏四處，其他周氏、呂氏、謝氏、陸氏、馬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
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處，引謝氏六處，楊氏、尹氏各五處，範氏四處，遊氏、李氏、吳氏、黃氏、呂氏各一處，趙伯循一處。
根據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統計，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門大弟子尹焞、謝良佐、遊酢、楊時也較多。
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
乙、主要引理學家對《論語》的解釋和發揮，極少引宋以前的注家。
丙、主要是發揮義理，不多在名物訓诂上用工夫。
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論語》，乃是以理學家的言論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言論思想來解釋《論語》。
這樣做的結果，就把《論語》納入了程、朱理學的軌轍，完全代替了漢、魏以來對《論語》的解釋。
這是極可注意的一個特點。
朱熹注《論語》，重在義理，不重訓诂，抛開了漢儒注經的傳統，這雖是宋儒解經的一般學風，但是朱熹走得更遠。
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點。
再如陸九淵弟子楊簡的《慈湖詩傳》，解釋詩篇，每每大段發揮他自己的義理，即發揮陸九淵心學的義理。
這種做法，完全不像漢儒經注，倒成了他自己的心學講義。
例如《兔罝》，詩雲：“肅肅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