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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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宋明理學産生的曆史條件
唐朝晚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向後期轉化。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頒布新法令兩稅法，規定國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稅的數額，按照居民的資産、田畝的多少定出應納國稅的數額。
這個法令表明封建國家對均田令的廢止，對私人占有土地的廣泛承認。
這是封建社會在經濟方面的巨大變化。
唐懿宗時，浙東裘甫起義，年号羅平，鑄印曰天平。
鹹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王仙芝起義，自稱“天補均平大将軍”。
不久，黃巢聚衆響應，建國号大齊。
“羅平”，“天平”，“均平”，“大齊”，表明農民戰争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後，又明确地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以至“貧富均田”的口号。
封建社會的農民戰争從要求人身保障轉向要求财富平均，這又是一大變化。
這前後百年間的兩個曆史事件，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後期轉化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内部有明顯的勢力遞嬗。
隋末農民戰争打擊了士族高門。
唐末農民戰争進一步打擊士族高門，包括唐朝新起的勳貴和大臣。
“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虀”。
韋莊在《秦婦吟》中哀歎“天街踏盡公卿骨”，說明打擊的沉重。
經過這兩次農民戰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曆史舞台。
而庶族地主則因土地兼并的加劇與普遍存在而大量湧現，又通過科舉制而參加國家政權。
曆史上也還存在勳貴，也還有貴族的世襲，但是已不複作為一個階層而存在了。
中世紀的等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内部身份性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勢力遞嬗。
魏晉以來的《士族譜》遂為趙宋而後的《百家姓》所代替。
與此相應，農民階級的地位有了一些變化。
過去人身依附關系比較強的部曲、佃客制，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基本消滅。
代之而興的，則為人身依附關系比較松弛的田主與佃戶（宋代客戶中的一部分是佃戶）的租佃制；地主階級通過契約關系和高利貸以剝削佃農，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減輕。
這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當時農業在生産工具、耕作技術等方面都有所改善。
手工業在陶瓷、造紙、印刷、礦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化的重大标志之一，如上文所說，是農民戰争口号所反映的鬥争要求的不同。
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即使如劉邦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還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
而封建社會後期，則明顯地轉而為财産平均的要求。
裘甫、王仙芝、黃巢的“羅平”，“天平”，“均平”，“大齊”，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鐘相、楊麼的“等貴賤、均貧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賦”。
鬥争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明确，一次比一次提高，最後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
可以看出，這些農民戰争的新要求，與封建社會前期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從北宋時期起，三百年間，中國境内，存在着幾個民族政權并立的局面。
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
以後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
宋、金對峙，亘北宋至南宋。
南宋末年，漠北又興起蒙古政權，後來建立了元朝。
明朝時期，北方的蒙古、東北的滿族，先後與明朝發生戰争，最後，滿族建立了清朝。
可以說，宋明時期，中國境内的民族矛盾是複雜的、尖銳的。
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宋明時期的讀書人，十分關心家國存亡的命運。
南宋的修攘之計，明季的抗清問題，就曾引起讀書人的熱烈議論。
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了新情況。
首先是經學箋注的沒落。
唐朝欽定的《五經正義》已經統治了三百年。
到北宋時期，它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
在經學箋注方面，學者提出了疑問。
劉敞著《七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诂名物的傳統，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學風。
歐陽修請求删修經疏，認為《十翼》并非皆孔子之作。
爾後，許多學者懷疑傳統經說。
如朱熹懷疑《詩序》，在《詩集傳》中盡删《小序》。
王柏則作《詩疑》《書疑》。
陸遊謂仁宗慶曆間，諸儒發明經旨，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經》，黜《詩序》，敢于疑經，更無論經注了。
對傳統經說的懷疑，表明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經學箋注的沒落。
王安石的《詩義》《書義》《周官義》的撰著，固出于為熙甯新法尋找理論根據的要求，同時也表明傳統經注已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走向沒落。
盡管統治階級擴大經書範圍，從五經、七經而九經、十三經，但是也無法挽救經學箋注的沒落，需要有新的學術思想以替換舊的學術思想。
其次是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
經過唐朝佛教諸大宗派的創立與發展，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思想領域，滲透了佛學思想。
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始刻宋版《佛藏》，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佛藏》刻成，共1078部、5480卷。
唐、宋時期華嚴宗和禅宗的影響最為顯著。
朱熹的理學思想，反映了華嚴宗的印迹。
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接受了禅宗的影響。
周惇頤的《愛蓮說》顯然與佛教蓮花自性清淨的說教有關。
朱熹的《中庸章句》的《序說》，脫胎于華嚴宗的理事說，而又自雲出于程頤。
這些情況是佛學滲透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則為佛學與儒經的比附。
例如釋契嵩的《鐔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極論》，又作《原教》《孝論》，以明儒釋之道一貫。
道教思想的滲透也很清楚，但其影響不如佛學滲透得深刻。
先天圖、河圖洛書、太極圖的傳授，均出自道教。
在不同的理學家那裡，情況并不相同。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受道教影響較多。
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說，當也受道數的影響。
朱熹著《參同契考異》，是明顯地在關心道教的經典。
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是封建社會後期學術思想領域的大問題。
第三是科學技術的發展。
例如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書籍的傳布和保存十分有利。
數學、天文、曆法、地理、地質、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
封建社會後期的科學技術著作如《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無愧于當時世界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著作之林。
以上說的，是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曆史條件。
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勢力的遞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治地位；農民戰争對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銳，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政治條件。
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學術思想條件。
宋明理學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這些曆史條件下孕育、産生和發展起來的統治思想。
第二節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 近代新文化運動批判封建文化，理學也是被批判的對象。
魯迅的小說《肥皂》和《祝福》，以深刻的思想，辛辣的筆調，鞭撻理學家肮髒的靈魂，就是突出的例子。
為了反封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新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頒布新法令兩稅法，規定國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稅的數額，按照居民的資産、田畝的多少定出應納國稅的數額。
這個法令表明封建國家對均田令的廢止，對私人占有土地的廣泛承認。
這是封建社會在經濟方面的巨大變化。
唐懿宗時，浙東裘甫起義，年号羅平，鑄印曰天平。
鹹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王仙芝起義，自稱“天補均平大将軍”。
不久，黃巢聚衆響應，建國号大齊。
“羅平”，“天平”，“均平”，“大齊”，表明農民戰争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後，又明确地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以至“貧富均田”的口号。
封建社會的農民戰争從要求人身保障轉向要求财富平均，這又是一大變化。
這前後百年間的兩個曆史事件，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後期轉化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内部有明顯的勢力遞嬗。
隋末農民戰争打擊了士族高門。
唐末農民戰争進一步打擊士族高門，包括唐朝新起的勳貴和大臣。
“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虀”。
韋莊在《秦婦吟》中哀歎“天街踏盡公卿骨”，說明打擊的沉重。
經過這兩次農民戰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曆史舞台。
而庶族地主則因土地兼并的加劇與普遍存在而大量湧現，又通過科舉制而參加國家政權。
曆史上也還存在勳貴，也還有貴族的世襲，但是已不複作為一個階層而存在了。
中世紀的等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内部身份性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勢力遞嬗。
魏晉以來的《士族譜》遂為趙宋而後的《百家姓》所代替。
與此相應，農民階級的地位有了一些變化。
過去人身依附關系比較強的部曲、佃客制，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基本消滅。
代之而興的，則為人身依附關系比較松弛的田主與佃戶（宋代客戶中的一部分是佃戶）的租佃制；地主階級通過契約關系和高利貸以剝削佃農，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減輕。
這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當時農業在生産工具、耕作技術等方面都有所改善。
手工業在陶瓷、造紙、印刷、礦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化的重大标志之一，如上文所說，是農民戰争口号所反映的鬥争要求的不同。
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即使如劉邦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還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
而封建社會後期，則明顯地轉而為财産平均的要求。
裘甫、王仙芝、黃巢的“羅平”，“天平”，“均平”，“大齊”，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鐘相、楊麼的“等貴賤、均貧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賦”。
鬥争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明确，一次比一次提高，最後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
可以看出，這些農民戰争的新要求，與封建社會前期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從北宋時期起，三百年間，中國境内，存在着幾個民族政權并立的局面。
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
以後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
宋、金對峙，亘北宋至南宋。
南宋末年，漠北又興起蒙古政權，後來建立了元朝。
明朝時期，北方的蒙古、東北的滿族，先後與明朝發生戰争，最後，滿族建立了清朝。
可以說，宋明時期，中國境内的民族矛盾是複雜的、尖銳的。
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宋明時期的讀書人，十分關心家國存亡的命運。
南宋的修攘之計，明季的抗清問題，就曾引起讀書人的熱烈議論。
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了新情況。
首先是經學箋注的沒落。
唐朝欽定的《五經正義》已經統治了三百年。
到北宋時期，它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
在經學箋注方面，學者提出了疑問。
劉敞著《七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诂名物的傳統，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學風。
歐陽修請求删修經疏，認為《十翼》并非皆孔子之作。
爾後，許多學者懷疑傳統經說。
如朱熹懷疑《詩序》，在《詩集傳》中盡删《小序》。
王柏則作《詩疑》《書疑》。
陸遊謂仁宗慶曆間，諸儒發明經旨，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經》，黜《詩序》，敢于疑經，更無論經注了。
對傳統經說的懷疑，表明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經學箋注的沒落。
王安石的《詩義》《書義》《周官義》的撰著，固出于為熙甯新法尋找理論根據的要求，同時也表明傳統經注已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走向沒落。
盡管統治階級擴大經書範圍，從五經、七經而九經、十三經，但是也無法挽救經學箋注的沒落，需要有新的學術思想以替換舊的學術思想。
其次是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
經過唐朝佛教諸大宗派的創立與發展，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思想領域，滲透了佛學思想。
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始刻宋版《佛藏》，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佛藏》刻成，共1078部、5480卷。
唐、宋時期華嚴宗和禅宗的影響最為顯著。
朱熹的理學思想，反映了華嚴宗的印迹。
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接受了禅宗的影響。
周惇頤的《愛蓮說》顯然與佛教蓮花自性清淨的說教有關。
朱熹的《中庸章句》的《序說》，脫胎于華嚴宗的理事說，而又自雲出于程頤。
這些情況是佛學滲透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則為佛學與儒經的比附。
例如釋契嵩的《鐔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極論》，又作《原教》《孝論》，以明儒釋之道一貫。
道教思想的滲透也很清楚，但其影響不如佛學滲透得深刻。
先天圖、河圖洛書、太極圖的傳授，均出自道教。
在不同的理學家那裡，情況并不相同。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受道教影響較多。
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說，當也受道數的影響。
朱熹著《參同契考異》，是明顯地在關心道教的經典。
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是封建社會後期學術思想領域的大問題。
第三是科學技術的發展。
例如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書籍的傳布和保存十分有利。
數學、天文、曆法、地理、地質、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
封建社會後期的科學技術著作如《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無愧于當時世界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著作之林。
以上說的，是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曆史條件。
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勢力的遞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治地位；農民戰争對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銳，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政治條件。
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産生的學術思想條件。
宋明理學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這些曆史條件下孕育、産生和發展起來的統治思想。
第二節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 近代新文化運動批判封建文化，理學也是被批判的對象。
魯迅的小說《肥皂》和《祝福》，以深刻的思想，辛辣的筆調，鞭撻理學家肮髒的靈魂，就是突出的例子。
為了反封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