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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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史》撰著完成了。
全書兩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萬餘言。
經始于1980年，至1985年年終寫竣，曆時六載。
同志們十分辛瘁，晨窗握筆，午夜攤書，六年歲月是在勤奮中度過的。
今日回顧，倍感歡愉。
《宋明理學史》上卷于1984年4月出版，得到學術界的熱情關注。
胡繩、蔡尚思、張岱年、任繼愈、石峻、張恒壽、王明諸先生，或馳書勖勉，或相見問訊，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為望。
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美國學者田浩，亦深表關切，給我們以精神鼓舞。
對此，謹緻謝忱。
《宋明理學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實始于1983年夏季。
是年6月，撰著諸君，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諸同志，西北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有關同志，集會于北京，商讨下卷的編撰工作。
與會諸君得悉《宋明理學史》列為國家“六五”計劃期間曆史學科重點項目，極其振奮，同時感到責任重大。
會議根據前三年所拟的編撰提綱，讨論通過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章節目錄。
此後，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開展了。
1983年11月，中國思想史全國學術讨論會在西安舉行。
會議期間讨論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編撰工作，修訂了章節目錄，調整了編撰力量，推動了編撰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學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
在将近三年的時間裡，諸同志閱讀史料，研究問題，操觚染翰，晝夜焦勞。
有些章節，三易其稿。
其間，步近智同志受主編委托，陸續編印了《編撰通訊》，交流情況，互相啟發，促進了工作的進展。
侯外廬先生經常聽取編撰工作的彙報，給予親切的指導。
《宋明理學史》的編撰原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曆史事實和思想資料進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學的結論。
在這一編撰原則指導下，我們先後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的撰著任務以及《中國思想史綱要》《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的撰著任務。
根據這個原則，發揚實事求是的笃實的學風，是我們所應當遵循的。
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論，同志們都重視第一手資料，而不願轉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現成資料。
誠然深信，親身發掘的實際資料比較可靠，令人放心。
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斷章取義，取其所需。
如果有所未盡或未盡惬心，必認真求索，以圖穩洽。
這裡舉一個事例。
南宋理學家陳淳的生卒年，《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全書兩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萬餘言。
經始于1980年，至1985年年終寫竣，曆時六載。
同志們十分辛瘁，晨窗握筆，午夜攤書，六年歲月是在勤奮中度過的。
今日回顧，倍感歡愉。
《宋明理學史》上卷于1984年4月出版，得到學術界的熱情關注。
胡繩、蔡尚思、張岱年、任繼愈、石峻、張恒壽、王明諸先生，或馳書勖勉，或相見問訊，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為望。
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美國學者田浩，亦深表關切，給我們以精神鼓舞。
對此，謹緻謝忱。
《宋明理學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實始于1983年夏季。
是年6月，撰著諸君，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諸同志，西北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有關同志，集會于北京，商讨下卷的編撰工作。
與會諸君得悉《宋明理學史》列為國家“六五”計劃期間曆史學科重點項目，極其振奮，同時感到責任重大。
會議根據前三年所拟的編撰提綱，讨論通過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章節目錄。
此後，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開展了。
1983年11月，中國思想史全國學術讨論會在西安舉行。
會議期間讨論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編撰工作，修訂了章節目錄，調整了編撰力量，推動了編撰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學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
在将近三年的時間裡，諸同志閱讀史料，研究問題，操觚染翰，晝夜焦勞。
有些章節，三易其稿。
其間，步近智同志受主編委托，陸續編印了《編撰通訊》，交流情況，互相啟發，促進了工作的進展。
侯外廬先生經常聽取編撰工作的彙報，給予親切的指導。
《宋明理學史》的編撰原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曆史事實和思想資料進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學的結論。
在這一編撰原則指導下，我們先後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的撰著任務以及《中國思想史綱要》《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的撰著任務。
根據這個原則，發揚實事求是的笃實的學風，是我們所應當遵循的。
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論，同志們都重視第一手資料，而不願轉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現成資料。
誠然深信，親身發掘的實際資料比較可靠，令人放心。
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斷章取義，取其所需。
如果有所未盡或未盡惬心，必認真求索，以圖穩洽。
這裡舉一個事例。
南宋理學家陳淳的生卒年，《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