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當年談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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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一開始玩的照相機是長方形鷹眼鏡箱的，隻要是陽光普照，景物在反光鏡範圍之内，不用測距對光，就可以照出清晰的圖像來。大學畢業那年，學校要半身照片貼畢業證書，同學會印紀念冊也要照片，并且不要自己掏一分錢，隻要到東安市場德昌照相館寫上班級姓名，照完之後，德昌照相館會替我們送到學校去分别付印，就這樣簡單。結果畢業紀念冊上，還是有若幹同學的照片從阙。在謝師宴上，校長幽了大家一默，說有人迷信照一次相，神魂受一次傷，同學愛惜生命，所以大家都怕照相。雖然說的是句笑談，愣是有人不願照相，其故安在，至今我也沒有猜透。
沒過幾年，我買了一隻三點六鏡頭，裝張頭軟片，也可以用玻璃底片的新式照相機，而且配有自動快門三角架子，目測縮放光圈，映像調整焦距，曬出來的照片，比鷹眼鏡箱所拍的照片，要高明多了。
上海兩江女子籃球隊第一次到北京比賽籃球，第一場球是在梅竹胡同青年會外場跟師大女籃比賽。北京風氣比較保守，固然北方打籃球是冬季運動，任何一支女子籃球隊的制服都是長運動褲，而兩江女子籃球隊，經過跑籃熱身運動後，上場球員一律除去長褲，露出所着大紅短運動褲，這種大膽的暴露，在北京人眼裡算是破天荒第一次。那時我正擔任《丁丁畫報》外勤記者，趕巧我又帶着攝影機，報社主編馬一民臨時抓差一定要我暫充一次攝影記者。我對照相本是初學乍練，人家球隊擺好姿勢，當時北京幾位攝影名記者張之達、譚同生、薩空了、宗維赓他們電光閃閃，喀嚓喀嚓照個不停，而我手忙腳亂，人家照完，我的光還未曾對好，于是招來看球的觀衆一陣鄙笑。幸虧兩江領隊席均，特地變化隊形讓我拍了幾張特别清晰的照片，後來《上海新聞報》、《申報》跟《時事新報》都采用了我的照片，把薩空了氣得直吹胡子瞪眼。學友黃中孚把我的底片拿去複印了好幾打，送給兩江每一位隊員。他跟席均因為這一段交往，特别投緣，由愛侶進而締結良緣，成為球壇佳話。我這笨手笨腳的臨時攝影記者，想不到還做了一次月下老人呢！我這隻張頭軟片照相機，雖然要從後面對光，在江浙兩省所到之處，可照了不少優美的人物風景。
後來随侍先母歸甯海陵外家，當地民情樸厚溫良，風景野逸倩豔别有雅趣，帶去的底片，沒有幾天，全部照完。當地雖然有兩家照相館，但是不代客沖洗底片，盡管勝景多方，隻有對景興歎。有一天經過一家藥房，發現貨架子上居然有十幾盒柯達軟片，藥房裡的人也不了解是什麼用途，每盒索價一元二角，比上海二元四角，便宜一半，于是悉數買了回來，大照特照一番。後來回到上海，在虹口六三花園水池邊拍照，等洗出之後，池中倒影裡有兩位高髻木屐、绮袖丹裳的佳麗，經黑白攝影學會幾位看過，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大家疑為鬼影，可又拿不出相當佐證，我對攝影的熱氣也因此漸漸冷了下來，那隻鏡箱也就退藏于密了。
過不多久上海新新公司新張開幕，我跟汪煦昌兄在照相部參觀（汪留學巴黎，專攻攝影，回國在愚園路成立神州影片公司拍攝電影），發現有帶一套二鏡頭的康泰時攝影機，不但零件齊全，而且暗房沖洗放大用具，一應俱全。他認為價錢廉宜，我就買了下來，帶回北京。因為機件靈活，拍攝舞台劇照，特别生動清晰，那時張肖伧在上海辦的《戲劇旬刊》，所有北京舞台劇照，十之八九都是我寄給他刊登的。“七七事變”爆發，我尚沒來得及走避，日本憲兵隊已經“光臨”舍下搜查，結果毫無所獲，卻順手牽羊，把我的康泰時照相機，連同附件，一股腦兒囊括而去了。抗戰八年東奔西走，又沒有好照相機，當然更沒有閑情逸緻搞攝影藝術了。
抗戰勝利，民國三十五年來到台灣。日據時代的總督府，被美機炸得殘垣斷壁，尚未修複。衡陽街一帶算是房屋整齊地區，每天下午，兩邊行人道，擺滿了鐘鼎瓶爐、彩牒翠羽，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樣的照相機，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在占領期間掠奪的戰利品。戰敗投降，這些東西無法攜帶回國，隻好三文不值兩文，賣給收荒貨的了。我友孫叔威對于光學儀器素有研究，他每天就在那些古玩地攤尋寶，最多的一次，一口氣買了二十一具攝影機，最大的鏡頭一點八，算是當時最好的啦。他坐船往來滬台之間，返往四五次獲利甚豐。後來，他在上海，彼此也就音訊隔絕了。我的書櫃裡至今還放有幾具紅綠黃藍鏡頭，現在雖然手顫眼花，久已不玩照相機，偶爾拿出來把玩把玩，想起當年為捕捉一個鏡頭，披星戴月、餐風沐雨、不辭辛勞的情景，不覺啞然失笑。可是想久了，又有一縷閑愁湧上心頭，我畢竟是老了，沒有當年豪興矣。
沒過幾年，我買了一隻三點六鏡頭，裝張頭軟片，也可以用玻璃底片的新式照相機，而且配有自動快門三角架子，目測縮放光圈，映像調整焦距，曬出來的照片，比鷹眼鏡箱所拍的照片，要高明多了。
上海兩江女子籃球隊第一次到北京比賽籃球，第一場球是在梅竹胡同青年會外場跟師大女籃比賽。北京風氣比較保守，固然北方打籃球是冬季運動，任何一支女子籃球隊的制服都是長運動褲，而兩江女子籃球隊，經過跑籃熱身運動後，上場球員一律除去長褲，露出所着大紅短運動褲，這種大膽的暴露，在北京人眼裡算是破天荒第一次。那時我正擔任《丁丁畫報》外勤記者，趕巧我又帶着攝影機，報社主編馬一民臨時抓差一定要我暫充一次攝影記者。我對照相本是初學乍練，人家球隊擺好姿勢，當時北京幾位攝影名記者張之達、譚同生、薩空了、宗維赓他們電光閃閃，喀嚓喀嚓照個不停，而我手忙腳亂，人家照完，我的光還未曾對好，于是招來看球的觀衆一陣鄙笑。幸虧兩江領隊席均，特地變化隊形讓我拍了幾張特别清晰的照片，後來《上海新聞報》、《申報》跟《時事新報》都采用了我的照片，把薩空了氣得直吹胡子瞪眼。學友黃中孚把我的底片拿去複印了好幾打，送給兩江每一位隊員。他跟席均因為這一段交往，特别投緣，由愛侶進而締結良緣，成為球壇佳話。我這笨手笨腳的臨時攝影記者，想不到還做了一次月下老人呢！我這隻張頭軟片照相機，雖然要從後面對光，在江浙兩省所到之處，可照了不少優美的人物風景。
後來随侍先母歸甯海陵外家，當地民情樸厚溫良，風景野逸倩豔别有雅趣，帶去的底片，沒有幾天，全部照完。當地雖然有兩家照相館，但是不代客沖洗底片，盡管勝景多方，隻有對景興歎。有一天經過一家藥房，發現貨架子上居然有十幾盒柯達軟片，藥房裡的人也不了解是什麼用途，每盒索價一元二角，比上海二元四角，便宜一半，于是悉數買了回來，大照特照一番。後來回到上海，在虹口六三花園水池邊拍照，等洗出之後，池中倒影裡有兩位高髻木屐、绮袖丹裳的佳麗，經黑白攝影學會幾位看過，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大家疑為鬼影，可又拿不出相當佐證，我對攝影的熱氣也因此漸漸冷了下來，那隻鏡箱也就退藏于密了。
過不多久上海新新公司新張開幕，我跟汪煦昌兄在照相部參觀（汪留學巴黎，專攻攝影，回國在愚園路成立神州影片公司拍攝電影），發現有帶一套二鏡頭的康泰時攝影機，不但零件齊全，而且暗房沖洗放大用具，一應俱全。他認為價錢廉宜，我就買了下來，帶回北京。因為機件靈活，拍攝舞台劇照，特别生動清晰，那時張肖伧在上海辦的《戲劇旬刊》，所有北京舞台劇照，十之八九都是我寄給他刊登的。“七七事變”爆發，我尚沒來得及走避，日本憲兵隊已經“光臨”舍下搜查，結果毫無所獲，卻順手牽羊，把我的康泰時照相機，連同附件，一股腦兒囊括而去了。抗戰八年東奔西走，又沒有好照相機，當然更沒有閑情逸緻搞攝影藝術了。
抗戰勝利，民國三十五年來到台灣。日據時代的總督府，被美機炸得殘垣斷壁，尚未修複。衡陽街一帶算是房屋整齊地區，每天下午，兩邊行人道，擺滿了鐘鼎瓶爐、彩牒翠羽，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樣的照相機，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在占領期間掠奪的戰利品。戰敗投降，這些東西無法攜帶回國，隻好三文不值兩文，賣給收荒貨的了。我友孫叔威對于光學儀器素有研究，他每天就在那些古玩地攤尋寶，最多的一次，一口氣買了二十一具攝影機，最大的鏡頭一點八，算是當時最好的啦。他坐船往來滬台之間，返往四五次獲利甚豐。後來，他在上海，彼此也就音訊隔絕了。我的書櫃裡至今還放有幾具紅綠黃藍鏡頭，現在雖然手顫眼花，久已不玩照相機，偶爾拿出來把玩把玩，想起當年為捕捉一個鏡頭，披星戴月、餐風沐雨、不辭辛勞的情景，不覺啞然失笑。可是想久了，又有一縷閑愁湧上心頭，我畢竟是老了，沒有當年豪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