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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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蛇從俗，納粟為部郎者，恒嗤鄙之”（吳葆真序“醫學叢書”之語）（以上是說他昔年在北京的樣子，他回南後必也是同樣的高超）；三又因為他“家有薄田”（仿佛丁先生自己曾如是雲，其出處，我一時檢不出），不必為衣食而分心。
今日他們在紀念陳英士。
但是像丁先生這樣的一位學者，其人格與功勞豈在個把陳都督之下呢？ 我并不過分菲薄前校長前總長湯先生，他近來也很有幾部譯著出版，我是知道的。
——《貢獻》三卷2期 1928年6月15日 心裡或心旁的小人兒及入教者之受藥 魏源的《海國圖志》說過，入天主教者須先吞藥丸一枚，此藥下肚之後，變為寸許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聖母也，久則手抱人心，其人自然專誠奉教，至死不疑。
我願凡讀魏書者都能夠知道，心上或心中會有小人在作怪雲雲，其實又是我國本有的迷信話。
今日請為諸君引一段書以證之。
近人王葆心《虞初支志》（序于庚申，西曆一九二零）甲編卷一頁廿三至廿四雲： 見聞随筆，載科爾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郜王氏，訊問處死。
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塗以穢物，仍堅不受刃，因祭刀钤印刀口，王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内，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須眉畢具男形，以石灰滲之，凡參谒者皆出以傳玩，殆所謂姹女嬰兒也，是其内丹已結矣。
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紹原注：烏三娘及劉三姑事，見此書。
）其雙修性命，又在諸婦武勇之上，惜乎其與撚匪為緣也。
或曰不然，此種當以心理學解之。
《情史類編》載至元間，松江李彥直，與女郎張麗容相悅，後為阿參政所得，兩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踐出一物，俨然彥直也，彥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
又有一商，泊舟，與岸上女相視，月餘後商去，女病死，焚其屍，獨心不死，如鐵，磨之，見中有舟，舟中有人。
又一婦好山水，日臨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堅如石；有波斯胡重價購去，鋸成片，中有山水樹木如畫。
觀此三事，焉知郜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與此同類也耶？若雲内丹，不應成男形，女子太陰，煉形亦無竟成男形之說，裘氏所雲，蓋未解此，惟以近世心靈學解之則得矣。
近黃天河《金壺逸墨》，襲《情史》商舟與岸女事，緣飾為楚州生與浙賈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話》又以松江李彥直誤為閩人顔生與張麗容事，而易阿參政魯台為滿洲人官閩将軍者，皆小說改頭換面互襲之習，為糾正之。
旁書中類似的妄說尚多，要征引是再容易不過的。
它們既然完全是無根之談，所以内丹煉成之解說固然不必，即王葆心所提議的向近世心靈學去求解，也半點用不着。
玉珂說我們在北京時用過的一個女仆，曾入理教，不飲酒，不吸煙；據她說入教者例須受藥，服後瀉三日，這樣不但能将從前所積的煙毒酒毒及種種“不幹淨”去清，而且包管以後見煙酒自厭。
然則天主教徒吞受丸藥之說，又是用“中國固有”之俗去揣摩西教者所造的話頭了。
望遠鏡攆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十七年六月六日 解剖刀送終了體内的姹女嬰兒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貢獻》三卷5期 1928年7月15日 宣統三年天津關于治鼠疫的一場筆戰 天津讀者特别注意！ 請幫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鐘”的讀者，于八月九日從天津寄來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舊書報”中檢出的三頁有光紙殘報。
我感謝他的好意，并歡迎他“願充當你的一名小礦工，努力開采，謹此宣誓就職”。
報名《醒華日報》，石印的，每日出兩張，總發行所在天津奧界。
第九六一号的那一頁是宣統三年正月廿九日（西曆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然則九五九和九六二号的各一頁，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報。
三号都登有天津中醫和《大公報》（此報尚存在）為難的信件（九五九号的一信系續前一頁者）。
如死鐘君所言，那次的筆戰，我們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窺其全豹”，但一斑兩斑還看得出來。
宣統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報》登載一篇題為“論某總辦阻撓裁并衛生局之謬”的論說，内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醫所喜卻是無疑的。
宣統三年（和宣統二年？）天津鬧“疫”。
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報》據張謹的報告登了一條新聞，雲“華宅之男仆及元隆号之同事染疫”，為“中醫路某”所誤而死。
一部分中醫大怒，十八日便開會商妥上書《大公報》，下署“天津全體中醫同人共具”，要求一樁或幾樁不知什麼事。
《大公報》不之允，而且著論痛駁，并雲接到若幹中醫的信，聲明當日并未加入。
主動的中醫自然更怒，又去二函。
同時《大公報》方面，收到中醫張聰彜的一信，雲中醫對于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
于是中醫對于《大公報》總理英斂之，其友張謹，及他們的漢奸張聰彜，不勝“生氣”之至，遂于正月廿八日早向報館下了哀迪美頓書，要求于次日各家報紙上證實是誰及如何誤人，交出張謹，及宣布來往函件等事；如不照辦，則英君與張聰彜應于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點開“文明談判”；屆時如果他們不去呢，對不起，我們的國醫将于二月初一實行下面兩條辦法： 1.起訴； 2.醫藥兩界定約，永不看《大公報》，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東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發現了少數染疫的人，于是官民中之有識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地面‘因而起了’種種風波”（中醫語），而中醫與《大公報》之筆戰僅其中之一耳。
天津衛生局似曾聘請中醫西醫讨論或兼辦理（？）防疫治疫等事，而中醫獨不應聘。
又有“開中西醫學研究會”之議（不知是否即衛生局的主張），而中醫因形勢于他們不利，也表示反對。
此外則當時必有少數“不通中醫學理之維新家”，在那裡“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說，使社會發生鄙棄中醫學之惡影響”。
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報》一出，它遂成了中醫們衆矢之的。
最後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大公報》及其總理英君共同捐資三千金，宣布願用之為酬，聘請一位好醫生到奉天去治疫。
有個姓丁名國瑞（号子良）的中醫而兼做官者應募，然英君在報上覆函拒絕之，中有“中國不夠國格，中醫不夠醫格”之語。
丁君當然不服，于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訂細章……“共同前往”奉省。
張聰彜說中醫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氣絕之心百斯度。
丁君對于他也很不滿，寫信請他的“财安，并請多喝白礬水”。
我處有一本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翻開一看，“宣統二年十二月，時東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内”。
後外務部“又遴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帶同學生多名，廣購藥物，前往哈地（哈爾濱）舉辦除穢所，化驗所，養病院等事”。
據同書頁九七，自鼠疫發現後，京津兩處的防疫經費約共五六十萬。
這五六十萬元，多少必從西醫手中經過，中醫見了眼紅，意中事也。
我還有一本有趣的書，是數月前從杭州一個舊書鋪（小琳琅館）買到的，書名《鼠瘟寶卷》，中托言天津鹽山縣韓村的一位老者，于宣統二年十月一日夢見觀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囑他廣勸世人蓄貓捕鼠以防疫。
後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
此書不久傳至南方，我的這一本是宣統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
這當然也是天津等處民衆中的一種防疫宣傳。
從這些材料看來，可以知道那次滿洲鼠疫将蔓延至關内之時，各種人對于它的态度：（一）清廷為外勢所迫，舉辦防疫（看《中國醫學史》）。
（二）有識之士，一面贊助關外人撲疫，一面提倡關内人防疫。
（三）他們于科學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間迷信，作了《鼠瘟寶卷》一類的書去宣傳滅疫。
（四）中醫無能為，而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又不甘于無能為，于是和“新學家”為難。
（五）民間“每謂古無此症，甚有疑為誕妄者”（《中國醫學史》頁一○八。
又天津中醫雲，“昔日《大公報》……銷至四五千張，今竟一落千丈，銷數不過數百張”。
苟确，或天津人不表同情于科學防疫之證）。
天津和其他各處各種人對于鼠瘟的态度舉動，我願意多知道些。
甚盼我的讀者相幫搜輯資料。
疑古玄同（錢玄同）先生，答應寄給我的那本《說疫》，或系重要材料之一種，希望他能夠早點檢出寄到杭州來。
十七年八月廿六午 ——《貢獻》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今日提倡“國術”者之自白 十月間得徐調孚先生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你的反對中醫，弟一萬分贊成。
但弟尤有進者，覺得現在所謂“國術”，正極流行，這個東西，與“國醫”一樣，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
什麼丹田、太極等，還不是和五行等是一隻襪統裡的嗎？很希望你根據了科學，加以駁斥。
弟嘗與葉兄談及，彼亦頗願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當直接緻函足下也。
十一月餘在上海時，葉聖陶（紹鈞）先生果以此為言。
當時我就表示個人對于所謂“國術”未嘗留過意，恐一時尚不敢妄加駁斥，但既承他們兩位雅屬，我以後當注意之，因為“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任何東西，都非我輩所能容忍也。
提倡國術的衮衮諸公中，有幾位是海内馳名的思想落伍者。
然而其中還有一位褚民誼先生，而褚先生固俨然科學者醫學者也。
科學者而提倡國術，當然有一番理由。
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将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從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聞報》上面看到的。
該報雲： 褚民誼對提倡國術之意見 主張科學化團體化 中委褚民誼昨由京來滬。
記者谒之于其私邸，叩以中華國術協會近況。
褚氏雲，該會現已組織就緒，吾等當各本所長，使本會前途盡量發展。
惟愚意提倡國術，當以合于體育為目标，而使之科學化團體化。
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題為“國術與體育”。
記者因向索原稿，興辭而出。
茲錄其原文如下： 國術與體育，在從前完全是兩事。
從前一般練習國術者，以用武為他們惟一的目的，體育兩字是不講的。
什麼生理與衛生，力學與心理學，這類與國術在在有關系的科學，他們更莫明其妙了。
所以練習的結果，是于身體有害。
雖能快意于一時，而他們體育上無形的創傷，非常之大。
并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練習，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點功夫，就守起秘密來，不肯傳授與人。
因為守秘密的緣故，好的方法，往往
今日他們在紀念陳英士。
但是像丁先生這樣的一位學者，其人格與功勞豈在個把陳都督之下呢？ 我并不過分菲薄前校長前總長湯先生，他近來也很有幾部譯著出版，我是知道的。
——《貢獻》三卷2期 1928年6月15日 心裡或心旁的小人兒及入教者之受藥 魏源的《海國圖志》說過，入天主教者須先吞藥丸一枚，此藥下肚之後，變為寸許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聖母也，久則手抱人心，其人自然專誠奉教，至死不疑。
我願凡讀魏書者都能夠知道，心上或心中會有小人在作怪雲雲，其實又是我國本有的迷信話。
今日請為諸君引一段書以證之。
近人王葆心《虞初支志》（序于庚申，西曆一九二零）甲編卷一頁廿三至廿四雲： 見聞随筆，載科爾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郜王氏，訊問處死。
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塗以穢物，仍堅不受刃，因祭刀钤印刀口，王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内，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須眉畢具男形，以石灰滲之，凡參谒者皆出以傳玩，殆所謂姹女嬰兒也，是其内丹已結矣。
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紹原注：烏三娘及劉三姑事，見此書。
）其雙修性命，又在諸婦武勇之上，惜乎其與撚匪為緣也。
或曰不然，此種當以心理學解之。
《情史類編》載至元間，松江李彥直，與女郎張麗容相悅，後為阿參政所得，兩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踐出一物，俨然彥直也，彥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
又有一商，泊舟，與岸上女相視，月餘後商去，女病死，焚其屍，獨心不死，如鐵，磨之，見中有舟，舟中有人。
又一婦好山水，日臨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堅如石；有波斯胡重價購去，鋸成片，中有山水樹木如畫。
觀此三事，焉知郜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與此同類也耶？若雲内丹，不應成男形，女子太陰，煉形亦無竟成男形之說，裘氏所雲，蓋未解此，惟以近世心靈學解之則得矣。
近黃天河《金壺逸墨》，襲《情史》商舟與岸女事，緣飾為楚州生與浙賈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話》又以松江李彥直誤為閩人顔生與張麗容事，而易阿參政魯台為滿洲人官閩将軍者，皆小說改頭換面互襲之習，為糾正之。
旁書中類似的妄說尚多，要征引是再容易不過的。
它們既然完全是無根之談，所以内丹煉成之解說固然不必，即王葆心所提議的向近世心靈學去求解，也半點用不着。
玉珂說我們在北京時用過的一個女仆，曾入理教，不飲酒，不吸煙；據她說入教者例須受藥，服後瀉三日，這樣不但能将從前所積的煙毒酒毒及種種“不幹淨”去清，而且包管以後見煙酒自厭。
然則天主教徒吞受丸藥之說，又是用“中國固有”之俗去揣摩西教者所造的話頭了。
望遠鏡攆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十七年六月六日 解剖刀送終了體内的姹女嬰兒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貢獻》三卷5期 1928年7月15日 宣統三年天津關于治鼠疫的一場筆戰 天津讀者特别注意！ 請幫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鐘”的讀者，于八月九日從天津寄來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舊書報”中檢出的三頁有光紙殘報。
我感謝他的好意，并歡迎他“願充當你的一名小礦工，努力開采，謹此宣誓就職”。
報名《醒華日報》，石印的，每日出兩張，總發行所在天津奧界。
第九六一号的那一頁是宣統三年正月廿九日（西曆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然則九五九和九六二号的各一頁，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報。
三号都登有天津中醫和《大公報》（此報尚存在）為難的信件（九五九号的一信系續前一頁者）。
如死鐘君所言，那次的筆戰，我們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窺其全豹”，但一斑兩斑還看得出來。
宣統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報》登載一篇題為“論某總辦阻撓裁并衛生局之謬”的論說，内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醫所喜卻是無疑的。
宣統三年（和宣統二年？）天津鬧“疫”。
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報》據張謹的報告登了一條新聞，雲“華宅之男仆及元隆号之同事染疫”，為“中醫路某”所誤而死。
一部分中醫大怒，十八日便開會商妥上書《大公報》，下署“天津全體中醫同人共具”，要求一樁或幾樁不知什麼事。
《大公報》不之允，而且著論痛駁，并雲接到若幹中醫的信，聲明當日并未加入。
主動的中醫自然更怒，又去二函。
同時《大公報》方面，收到中醫張聰彜的一信，雲中醫對于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
于是中醫對于《大公報》總理英斂之，其友張謹，及他們的漢奸張聰彜，不勝“生氣”之至，遂于正月廿八日早向報館下了哀迪美頓書，要求于次日各家報紙上證實是誰及如何誤人，交出張謹，及宣布來往函件等事；如不照辦，則英君與張聰彜應于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點開“文明談判”；屆時如果他們不去呢，對不起，我們的國醫将于二月初一實行下面兩條辦法： 1.起訴； 2.醫藥兩界定約，永不看《大公報》，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東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發現了少數染疫的人，于是官民中之有識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地面‘因而起了’種種風波”（中醫語），而中醫與《大公報》之筆戰僅其中之一耳。
天津衛生局似曾聘請中醫西醫讨論或兼辦理（？）防疫治疫等事，而中醫獨不應聘。
又有“開中西醫學研究會”之議（不知是否即衛生局的主張），而中醫因形勢于他們不利，也表示反對。
此外則當時必有少數“不通中醫學理之維新家”，在那裡“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說，使社會發生鄙棄中醫學之惡影響”。
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報》一出，它遂成了中醫們衆矢之的。
最後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大公報》及其總理英君共同捐資三千金，宣布願用之為酬，聘請一位好醫生到奉天去治疫。
有個姓丁名國瑞（号子良）的中醫而兼做官者應募，然英君在報上覆函拒絕之，中有“中國不夠國格，中醫不夠醫格”之語。
丁君當然不服，于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訂細章……“共同前往”奉省。
張聰彜說中醫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氣絕之心百斯度。
丁君對于他也很不滿，寫信請他的“财安，并請多喝白礬水”。
我處有一本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翻開一看，“宣統二年十二月，時東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内”。
後外務部“又遴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帶同學生多名，廣購藥物，前往哈地（哈爾濱）舉辦除穢所，化驗所，養病院等事”。
據同書頁九七，自鼠疫發現後，京津兩處的防疫經費約共五六十萬。
這五六十萬元，多少必從西醫手中經過，中醫見了眼紅，意中事也。
我還有一本有趣的書，是數月前從杭州一個舊書鋪（小琳琅館）買到的，書名《鼠瘟寶卷》，中托言天津鹽山縣韓村的一位老者，于宣統二年十月一日夢見觀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囑他廣勸世人蓄貓捕鼠以防疫。
後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
此書不久傳至南方，我的這一本是宣統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
這當然也是天津等處民衆中的一種防疫宣傳。
從這些材料看來，可以知道那次滿洲鼠疫将蔓延至關内之時，各種人對于它的态度：（一）清廷為外勢所迫，舉辦防疫（看《中國醫學史》）。
（二）有識之士，一面贊助關外人撲疫，一面提倡關内人防疫。
（三）他們于科學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間迷信，作了《鼠瘟寶卷》一類的書去宣傳滅疫。
（四）中醫無能為，而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又不甘于無能為，于是和“新學家”為難。
（五）民間“每謂古無此症，甚有疑為誕妄者”（《中國醫學史》頁一○八。
又天津中醫雲，“昔日《大公報》……銷至四五千張，今竟一落千丈，銷數不過數百張”。
苟确，或天津人不表同情于科學防疫之證）。
天津和其他各處各種人對于鼠瘟的态度舉動，我願意多知道些。
甚盼我的讀者相幫搜輯資料。
疑古玄同（錢玄同）先生，答應寄給我的那本《說疫》，或系重要材料之一種，希望他能夠早點檢出寄到杭州來。
十七年八月廿六午 ——《貢獻》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今日提倡“國術”者之自白 十月間得徐調孚先生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你的反對中醫，弟一萬分贊成。
但弟尤有進者，覺得現在所謂“國術”，正極流行，這個東西，與“國醫”一樣，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
什麼丹田、太極等，還不是和五行等是一隻襪統裡的嗎？很希望你根據了科學，加以駁斥。
弟嘗與葉兄談及，彼亦頗願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當直接緻函足下也。
十一月餘在上海時，葉聖陶（紹鈞）先生果以此為言。
當時我就表示個人對于所謂“國術”未嘗留過意，恐一時尚不敢妄加駁斥，但既承他們兩位雅屬，我以後當注意之，因為“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任何東西，都非我輩所能容忍也。
提倡國術的衮衮諸公中，有幾位是海内馳名的思想落伍者。
然而其中還有一位褚民誼先生，而褚先生固俨然科學者醫學者也。
科學者而提倡國術，當然有一番理由。
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将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從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聞報》上面看到的。
該報雲： 褚民誼對提倡國術之意見 主張科學化團體化 中委褚民誼昨由京來滬。
記者谒之于其私邸，叩以中華國術協會近況。
褚氏雲，該會現已組織就緒，吾等當各本所長，使本會前途盡量發展。
惟愚意提倡國術，當以合于體育為目标，而使之科學化團體化。
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題為“國術與體育”。
記者因向索原稿，興辭而出。
茲錄其原文如下： 國術與體育，在從前完全是兩事。
從前一般練習國術者，以用武為他們惟一的目的，體育兩字是不講的。
什麼生理與衛生，力學與心理學，這類與國術在在有關系的科學，他們更莫明其妙了。
所以練習的結果，是于身體有害。
雖能快意于一時，而他們體育上無形的創傷，非常之大。
并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練習，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點功夫，就守起秘密來，不肯傳授與人。
因為守秘密的緣故，好的方法，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