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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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先生也認為重要，而對于我所假定的“師帥主動”加以再三辯難。
我以為這個傳單的政治作用的意義是非常顯然的，至于“師帥主動”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着深究。
傳單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幾點可以看出：一、傳單上辟頭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動勢力之根據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傳員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這豈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為胡字本為漢人對北方夷狄之總稱，在民族革命的時候，漢人嘗指滿人為胡，如從前以軍政府名義所發的《讨滿洲檄》上說：“蕞爾東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雉兔，竄伏于其間，薦食沈陽，侵及關内，盜竊神器，流毒于中華者，二百六十三年。
”我想這一個“胡大人”一定是滿清仁兄大人，自從打爛了龍廷寶座暗底裡運動複辟而化身的一個精靈，至少是帶有複辟臭味的人，以此為号召的工具，不然何苦這樣大規模的宣傳呢？退一步說，就是“胡大人”與“滿清仁兄大人”無幹，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衆，是由于人民生活之失保障與政治之失安定，說不定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妖言以有所企圖，豈不是對于政治更有關系呢？至于說到張大帥與妖言的關系，并非全無根據，因為妖言流布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炸死，說個笑話，就是張作霖炸死了，他的諸葛亮式的錦囊計依然可以實行，亦無妨于妖言之流布呵！所以我還是斷定，這個妖言的背景，多少有政治上的作用。
所答于江先生者，約略如此。
我個人很願意避開意氣的争執，而從事于真實的讨論。
屈指算來，“覺悟”自今春一直到現在，關于筆戰式的讨論始終沒有停過，已經弄得戰雲彌漫，用不着我們再在鑼鼓陣裡湊熱鬧了。
很願江先生更有所指正并望各地的朋友予以材料上的供給，務須把胡大人“胡走”的路線尋出！我的通信處，是：南京鐵池湯（紹原按：“鐵池湯”是“鐵湯池”之訛）财政部圖書館内黃先生轉交。
十七、十一、十六日下午 作者對于我的動機，頗有點誤會。
但我可以把這點看開，直接去讨論本題。
（一）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否？我寫小品《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時，以為是出現過的。
因為第一，香港《華字日報》雲，“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為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為尤多。
文中謊言，無非借兵災疠疫，死人若幹，及如何可祈禱以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為出資，廣事宣傳，可祛哭（苦？）難之一片荒誕語”（《民風叢話》〔五〕引）；而且第二，振振君又雲“這個謠言的搭客，直捷地以北京為起點，依着京漢線而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這條謠言的路線簡直貫通了中國的南北”—香港報固然不曾明載北京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然振振君既用為材料，所以我那時以為他是把“北京胡大人”傳單認為在廣州流行的“幾種神話印刷品”之一，而且我也承認了我認為他所承認的，于是将小品的題目寫為《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
如今振振君出來說明他隻認廣州市的謠言為“北京胡大人”“流竄的變态”而不是它的本相，我方才明白我以前誤會了他的意思。
但是我現在又不敢斷言北京胡大人傳單必定不曾在廣州出現過，因為香港報雖然沒提到這個傳單，卻也不曾明白否認它在廣州流行過。
究竟廣州市上的“幾種神話印刷品”有無胡大人傳單在内，我至盼廣州（和廣東省其他地方）的讀者們替我們調查一下。
（假使廣州并不曾出現過北京胡大人傳單，又假使那裡的“劉伯溫救劫碑”等謠言确為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變态，那麼，胡大人豈不是不但“胡走”，而且“胡變”嗎？一笑。
） （二）什麼是北京胡大人的路線？關于此點，振振君寫《民風叢話》〔五〕時，隻根據了他所見的材料，說妖言是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但他讀了我的小品之後，已承認該妖言還走了旁的路線，雖則“自北至南”的總方向他仍舊堅持。
欲解決此問題，不能不先讨論胡大人傳單的出發點。
（三）胡大人傳單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又他的動機是什麼？振振先生是力主政治作用說的，他以為造傳單的地點是北京，而造傳單的人是張天師張元帥，或“滿清仁兄大人”，或複辟黨。
我的見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
在南京、漢口、廣州或任何地方始創的謠言，便不能“劈頭二字就是北京”嗎？當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種苦難逼來時而發生的謠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傳布開去，恍似背後有個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動者嗎？“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謠言以有所企圖”的可能，我是承認的，但利用與始創究竟有别。
所以胡大人傳單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種人物造出來搖惑人心的，我認為仍為待研究之點。
總之，我以為與其見了胡大人傳單便隻知道慨歎北京的腐敗和疑心師帥二張或其他反動分子的陰謀，遠不如仔細訪問這傳單在各省各地出現的時日，channel，影響等等。
惟有這種訪問調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們多少看出那傳單的來曆，意義，和政治上各種“反動”分子對于此事應負幾分責任。
我希望振振先生能得到很多的材料，同時我并且希望也有人直接供給我各種材料。
我的住址是： 浙江杭州下闆兒巷十五号。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寫完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 樊緻江紹原函： （1）九月十九日來函： 昨夜失眠，忽然覺到妖異之說，如怪傳單之類，不發生于肅殺的秋天，嚴酷的冬天及暖和的春初，而乃發生于春夏之交者，以夏天有流行疫疠，足死人無算之可能。
這分明透露了造謠者投機的消息。
（2）十一月某日來函： 怪傳單上不是說過天降紅（洪）雨的話嗎？日子是五月十三日，先生該記得。
我不久曾想起那天是單刀會，就是關公單刀到東吳去赴會的紀念日，據什麼書上說，那一日大概都下雨，故稱之曰“磨刀雨”，我想這或者又是造謠者的投機行為。
固然我們早就不相信天下洪（紅）雨這場事，而且事實告訴我們也是千真萬确那一日并未下洪雨了，可是重慶人真的相信了那個我們認為怪的傳單了。
原來在五月十一前後，重慶革命政府捕獲了大批“共匪”，說是供稱拟計劃“秋暴”，就是預備在打稻時暴動。
漏天機的，故紅者赤也，赤者共也。
這樣合乎邏輯的解釋，還會叫人有懷疑的餘地麼？這也是于飛君說的，他說等他回去時，把他家的符揭來給我看。
現在大概他還未到宜昌。
至于振振君、李博士及先生有些疑心那東西有政治作用，我則請諸位不必。
前信我已說過，這東西我很清楚地記得在過去十年中至少見過三四回了，絕不是今年才發生的新把戲，不過今年因先生的引起始為大家注意罷了。
漢族不死，來日方長，等着再瞧罷。
江紹原複樊： 接到您的第二信以後若幹日，弟處來了一位新近“朝”過峨眉山的人—成都大學生物學教授，舊雨重慶李立藩（君範）先生是也。
不等我問，他便告訴了我許多四川的怪事，其一即胡大人傳單的出現。
他說今年陰曆四月底，他在重慶許多地方親眼看見那個傳單，什麼“天降洪雨”，什麼好幾日不可煮飯，什麼妖怪半夜叫人，答應不得，上面都有，但是也有幾句和我們在江浙所見者兩樣，隻可惜他已記不清了。
相信的人不少，他們都忙着準備各種幹糧。
五月十一日，他坐在一隻小汽船的官艙中，這船是從重慶開往叙府的。
買辦真熱心，竟親自去勸李先生和旁的乘客，過幾日再進煙火食。
李教授而且說道：“啥子北京胡大人，我想這一定就是四川本地造的謠言。
”我自然向他要證據咯，隻聽他滔滔不絕的說了四川方面最近和過去的一大串怪事（過去的如唐煥章的世界宗教大同盟，較近的如賴軍長行文各處要收多少柄殺過人的刀，集齊熔化了鑄四千個伏魔杵），以證四川民智之低。
所以您看：振振先生因為覺得“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上反動勢力之根據地”，于是便斷言那個怪傳單是北京傳來的，理由是傳單上明明有“北京”二字；李先生則因為深覺得四川民智之低，于是便斷言，那傳單是四川的土貨，是由四川傳到旁處去的，而其劈頭的“北京”二字，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究竟是誰猜得對呢？“天曉得！”而且如果我所聽見的消息可靠，南京似乎不能說不是也腐敗，所以假使我要加入這傳單出發地的猜測，我或者該一口咬定南京吧。
倘若你們向我讨證據，你們可就大上其當，因為我将趁機會把我所知的南京黑幕一幕一幕的演說給你們聽。
“外快”不計外，每月拿好幾百塊錢薪俸的南京官，還有歌頌孫傳芳大帥，準備他過江重來者。
若說這樣腐敗的人所在之地不能産生區區一北京胡大人傳單，可真要把我“糊塗死”了！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嗚呼，嗚呼，嗚呼，嗚呼，第五個嗚呼！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記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七八年前的反動刊物：北京胡進士傳單 葉德均來信（十八，一，廿一，自淮安）： 偶翻家中的廢物堆，找出木闆一塊，原來是關于胡進士（不是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的木刻闆子。
此傳單的發生，大約是民國十年到十二年這幾年的一個秋天的事。
如果年數可靠，那麼是在胡進士胡大人傳單中（指先生的小品中集錄的來說）最早的了。
現在拓下兩張附上。
二三月間來滬，屆時先生如在上海，可将該木闆奉送先生保存。
紹原答複葉先生幾句： 承允許把那塊版片送給我，照理應該說一聲感何如之！因為這宗我所謂“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确很想收藏點。
不過呢，現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傳單若不是張學良委員的老子會同張天師所“玩的法寶”，便是和他們二位一樣有“反動”臭味的人們散布出來的。
那麼，我收受了胡進士傳單版片之後，倘若有個把冤家對頭—人生在世，誰能沒有冤家對頭—向革命機關給我一告發，說我是張委員的封翁從陰間派來的搗亂分子，既然有版為證，試問那時我怎能狡辯呢？刑訊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衛生丸，與種種文化垃圾，永遠分首。
到了地府，不奉張元帥、胡進士、胡大人那批人為君為師為官，就不免被他們當作共黨，綁出去再殺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們呢，郭松齡、楊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長民，以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們，難道肯讓我逍遙自在！版片不要—不要定了。
葉先生，饒我這一次吧。
十八年一月廿八午前一時寫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我以為這個傳單的政治作用的意義是非常顯然的，至于“師帥主動”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着深究。
傳單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幾點可以看出：一、傳單上辟頭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動勢力之根據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傳員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這豈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為胡字本為漢人對北方夷狄之總稱，在民族革命的時候，漢人嘗指滿人為胡，如從前以軍政府名義所發的《讨滿洲檄》上說：“蕞爾東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雉兔，竄伏于其間，薦食沈陽，侵及關内，盜竊神器，流毒于中華者，二百六十三年。
”我想這一個“胡大人”一定是滿清仁兄大人，自從打爛了龍廷寶座暗底裡運動複辟而化身的一個精靈，至少是帶有複辟臭味的人，以此為号召的工具，不然何苦這樣大規模的宣傳呢？退一步說，就是“胡大人”與“滿清仁兄大人”無幹，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衆，是由于人民生活之失保障與政治之失安定，說不定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妖言以有所企圖，豈不是對于政治更有關系呢？至于說到張大帥與妖言的關系，并非全無根據，因為妖言流布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炸死，說個笑話，就是張作霖炸死了，他的諸葛亮式的錦囊計依然可以實行，亦無妨于妖言之流布呵！所以我還是斷定，這個妖言的背景，多少有政治上的作用。
所答于江先生者，約略如此。
我個人很願意避開意氣的争執，而從事于真實的讨論。
屈指算來，“覺悟”自今春一直到現在，關于筆戰式的讨論始終沒有停過，已經弄得戰雲彌漫，用不着我們再在鑼鼓陣裡湊熱鬧了。
很願江先生更有所指正并望各地的朋友予以材料上的供給，務須把胡大人“胡走”的路線尋出！我的通信處，是：南京鐵池湯（紹原按：“鐵池湯”是“鐵湯池”之訛）财政部圖書館内黃先生轉交。
十七、十一、十六日下午 作者對于我的動機，頗有點誤會。
但我可以把這點看開，直接去讨論本題。
（一）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否？我寫小品《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時，以為是出現過的。
因為第一，香港《華字日報》雲，“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為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為尤多。
文中謊言，無非借兵災疠疫，死人若幹，及如何可祈禱以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為出資，廣事宣傳，可祛哭（苦？）難之一片荒誕語”（《民風叢話》〔五〕引）；而且第二，振振君又雲“這個謠言的搭客，直捷地以北京為起點，依着京漢線而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這條謠言的路線簡直貫通了中國的南北”—香港報固然不曾明載北京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然振振君既用為材料，所以我那時以為他是把“北京胡大人”傳單認為在廣州流行的“幾種神話印刷品”之一，而且我也承認了我認為他所承認的，于是将小品的題目寫為《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
如今振振君出來說明他隻認廣州市的謠言為“北京胡大人”“流竄的變态”而不是它的本相，我方才明白我以前誤會了他的意思。
但是我現在又不敢斷言北京胡大人傳單必定不曾在廣州出現過，因為香港報雖然沒提到這個傳單，卻也不曾明白否認它在廣州流行過。
究竟廣州市上的“幾種神話印刷品”有無胡大人傳單在内，我至盼廣州（和廣東省其他地方）的讀者們替我們調查一下。
（假使廣州并不曾出現過北京胡大人傳單，又假使那裡的“劉伯溫救劫碑”等謠言确為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變态，那麼，胡大人豈不是不但“胡走”，而且“胡變”嗎？一笑。
） （二）什麼是北京胡大人的路線？關于此點，振振君寫《民風叢話》〔五〕時，隻根據了他所見的材料，說妖言是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但他讀了我的小品之後，已承認該妖言還走了旁的路線，雖則“自北至南”的總方向他仍舊堅持。
欲解決此問題，不能不先讨論胡大人傳單的出發點。
（三）胡大人傳單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又他的動機是什麼？振振先生是力主政治作用說的，他以為造傳單的地點是北京，而造傳單的人是張天師張元帥，或“滿清仁兄大人”，或複辟黨。
我的見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
在南京、漢口、廣州或任何地方始創的謠言，便不能“劈頭二字就是北京”嗎？當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種苦難逼來時而發生的謠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傳布開去，恍似背後有個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動者嗎？“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謠言以有所企圖”的可能，我是承認的，但利用與始創究竟有别。
所以胡大人傳單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種人物造出來搖惑人心的，我認為仍為待研究之點。
總之，我以為與其見了胡大人傳單便隻知道慨歎北京的腐敗和疑心師帥二張或其他反動分子的陰謀，遠不如仔細訪問這傳單在各省各地出現的時日，channel，影響等等。
惟有這種訪問調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們多少看出那傳單的來曆，意義，和政治上各種“反動”分子對于此事應負幾分責任。
我希望振振先生能得到很多的材料，同時我并且希望也有人直接供給我各種材料。
我的住址是： 浙江杭州下闆兒巷十五号。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寫完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 樊緻江紹原函： （1）九月十九日來函： 昨夜失眠，忽然覺到妖異之說，如怪傳單之類，不發生于肅殺的秋天，嚴酷的冬天及暖和的春初，而乃發生于春夏之交者，以夏天有流行疫疠，足死人無算之可能。
這分明透露了造謠者投機的消息。
（2）十一月某日來函： 怪傳單上不是說過天降紅（洪）雨的話嗎？日子是五月十三日，先生該記得。
我不久曾想起那天是單刀會，就是關公單刀到東吳去赴會的紀念日，據什麼書上說，那一日大概都下雨，故稱之曰“磨刀雨”，我想這或者又是造謠者的投機行為。
固然我們早就不相信天下洪（紅）雨這場事，而且事實告訴我們也是千真萬确那一日并未下洪雨了，可是重慶人真的相信了那個我們認為怪的傳單了。
原來在五月十一前後，重慶革命政府捕獲了大批“共匪”，說是供稱拟計劃“秋暴”，就是預備在打稻時暴動。
漏天機的，故紅者赤也，赤者共也。
這樣合乎邏輯的解釋，還會叫人有懷疑的餘地麼？這也是于飛君說的，他說等他回去時，把他家的符揭來給我看。
現在大概他還未到宜昌。
至于振振君、李博士及先生有些疑心那東西有政治作用，我則請諸位不必。
前信我已說過，這東西我很清楚地記得在過去十年中至少見過三四回了，絕不是今年才發生的新把戲，不過今年因先生的引起始為大家注意罷了。
漢族不死，來日方長，等着再瞧罷。
江紹原複樊： 接到您的第二信以後若幹日，弟處來了一位新近“朝”過峨眉山的人—成都大學生物學教授，舊雨重慶李立藩（君範）先生是也。
不等我問，他便告訴了我許多四川的怪事，其一即胡大人傳單的出現。
他說今年陰曆四月底，他在重慶許多地方親眼看見那個傳單，什麼“天降洪雨”，什麼好幾日不可煮飯，什麼妖怪半夜叫人，答應不得，上面都有，但是也有幾句和我們在江浙所見者兩樣，隻可惜他已記不清了。
相信的人不少，他們都忙着準備各種幹糧。
五月十一日，他坐在一隻小汽船的官艙中，這船是從重慶開往叙府的。
買辦真熱心，竟親自去勸李先生和旁的乘客，過幾日再進煙火食。
李教授而且說道：“啥子北京胡大人，我想這一定就是四川本地造的謠言。
”我自然向他要證據咯，隻聽他滔滔不絕的說了四川方面最近和過去的一大串怪事（過去的如唐煥章的世界宗教大同盟，較近的如賴軍長行文各處要收多少柄殺過人的刀，集齊熔化了鑄四千個伏魔杵），以證四川民智之低。
所以您看：振振先生因為覺得“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上反動勢力之根據地”，于是便斷言那個怪傳單是北京傳來的，理由是傳單上明明有“北京”二字；李先生則因為深覺得四川民智之低，于是便斷言，那傳單是四川的土貨，是由四川傳到旁處去的，而其劈頭的“北京”二字，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究竟是誰猜得對呢？“天曉得！”而且如果我所聽見的消息可靠，南京似乎不能說不是也腐敗，所以假使我要加入這傳單出發地的猜測，我或者該一口咬定南京吧。
倘若你們向我讨證據，你們可就大上其當，因為我将趁機會把我所知的南京黑幕一幕一幕的演說給你們聽。
“外快”不計外，每月拿好幾百塊錢薪俸的南京官，還有歌頌孫傳芳大帥，準備他過江重來者。
若說這樣腐敗的人所在之地不能産生區區一北京胡大人傳單，可真要把我“糊塗死”了！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嗚呼，嗚呼，嗚呼，嗚呼，第五個嗚呼！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記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七八年前的反動刊物：北京胡進士傳單 葉德均來信（十八，一，廿一，自淮安）： 偶翻家中的廢物堆，找出木闆一塊，原來是關于胡進士（不是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的木刻闆子。
此傳單的發生，大約是民國十年到十二年這幾年的一個秋天的事。
如果年數可靠，那麼是在胡進士胡大人傳單中（指先生的小品中集錄的來說）最早的了。
現在拓下兩張附上。
二三月間來滬，屆時先生如在上海，可将該木闆奉送先生保存。
紹原答複葉先生幾句： 承允許把那塊版片送給我，照理應該說一聲感何如之！因為這宗我所謂“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确很想收藏點。
不過呢，現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傳單若不是張學良委員的老子會同張天師所“玩的法寶”，便是和他們二位一樣有“反動”臭味的人們散布出來的。
那麼，我收受了胡進士傳單版片之後，倘若有個把冤家對頭—人生在世，誰能沒有冤家對頭—向革命機關給我一告發，說我是張委員的封翁從陰間派來的搗亂分子，既然有版為證，試問那時我怎能狡辯呢？刑訊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衛生丸，與種種文化垃圾，永遠分首。
到了地府，不奉張元帥、胡進士、胡大人那批人為君為師為官，就不免被他們當作共黨，綁出去再殺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們呢，郭松齡、楊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長民，以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們，難道肯讓我逍遙自在！版片不要—不要定了。
葉先生，饒我這一次吧。
十八年一月廿八午前一時寫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