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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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人”。
趙景深先生也知道《叢話》于我有用，便寄了一卷來，于今晨收到，關于胡大人傳單之文，見《叢話》五，九月十五日刊。
事實方面，振振君告訴我們（一）該傳單及其AbridgedForm曾于“今年五月間”出現于“兩湖”；（二）公安局（哪裡的？）曾布告取締之（錄有布告全文）；（三）他又根據六月廿二日香港《華字日報》的一段新聞，指出這“妖言”和類似它的“幾種神話印刷品”在廣州市也出現過。
此外，振振君并且（一）斷“妖言的出發點”為北京；（二）或許是五六月間“張大元帥”及其高等顧問“張天師”輩“所玩的法寶”；（三）“當時京津路戰雲彌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線”“竄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
廣東兩湖之外，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
故倘若振振君所溯的傳布線是對的，則此傳單是由北京依着京漢鐵路至兩湖，在此至少分為兩支，一支沿揚子江至上海，由上海搭滬杭車入浙，另一支靠着尚未完成的粵漢線南至廣州。
但我個人對于“京津路……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一語，實不敢輕易相信。
現在我請求閱者幫助我查明以下各點：（一）京津、津浦沿路各站，有無胡大人傳單的蹤迹？（二）它在南北各地最初出現之月日為何？如果京津、津浦沿路各省不曾出現過該傳單，或雖出現過而晚于兩湖江蘇，又如果它在上海的出現晚于漢口，則振振君所拟的路線方與事實相符。
師帥二張是否該傳單的主動者，自然更值得确知。
據說《貢獻》雖不能入“革命策源地”廣東及兩湖，卻還能到從前“反動勢力”所在的北京天津等處。
希望北方的同志（注：吳國老最不喜用“同志”二字，但我姑且再用一次）加入我們的調查讨論。
十七年九月廿二日于杭州下闆兒巷十五号 廿五日續寫：頃又将《民風叢話》（一），（二），（三），（四），（六）看了一遍，注意到振振君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漢口、長沙、成都、廣州各處的報紙，而北方及津浦沿線各省的報紙，他一次也不曾用過。
然則他是讀過北方各省的報紙而不曾在上面發現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蹤迹呢，還是并沒看北方報而随便斷定此傳單是搭京漢車而不是從津浦路南下的呢？這是很重要的。
北方報我在杭州也看不到，所以十分希望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的同志們通信賜教。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湖南湘鄉見過胡大人傳單 以下是李振翩來函（九月十五日自北平發）裡面的一段： 胡大人的傳單，我六月回湖南湘鄉時，也在家中看見過。
我家是在萬山之中，張作霖被炸已有三禮拜，尚完全不知道，惟胡大人還陽事，卻鬧得滿山風雨。
傳單内容，據我所記得的，似乎完全與《貢獻》三卷五号所載者相同。
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
紹原按：振振君疑心胡大人傳單是張元帥與張天師輩所玩的一種法寶，而李博士也以為“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可見得振振、振翩二君多少是共鳴者。
我個人并不絕對的否認政治作用說，但我希望得到些确實的證據。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造謠與治藍 方乘先生： 在《貢獻》四卷三期看見你給我的信，高興極了。
貴處（湖南新化）之外的窯業，是否也拜窯神并相信謠言造的愈多出貨便愈好，弟實在不知，姑寫在這裡，敬求各地同志通信指教我們好了。
但是我曾見明萬曆《錢塘縣志》上說起當時染業治藍時的造謠。
恐先生尚未看過此書，故将前者抄出的那段志文披露于下： 邑刈藍以染者，每治藍，先流妖言惑衆，衆惑而藍始成。
通邑所傳異事，聞之動色者，徒為此曹生色耳。
故采異必以目，及任論笃者之目，耳食皆畫餅矣。
每竊謂此曹真藍面鬼青面夜叉也。
現在杭州染坊中人是否還有這種舉動，我探聽不着。
今夏我請國立藝術院院長及六七位教授在西湖杏花村吃飯，席間我曾向他們談起那條志文，想引他們把他們每人所曉得的類似此的事件說點出來，但結果隻得到孫福熙先生一個人的回響：他說紹興也有染坊店裡的人造謠言之說，所以人們若聽到了太離奇的話，便問說者是否染坊裡的人。
上節句句是真話。
所引志文，出“外紀”“紀異”門，題為“染藍”；和藝術家們談話之事也并不假，福熙兄當可保證。
弟素不燒罐，又非治藍者，願先生勿見疑也。
治藍或他種染料者，當然希望良好的結果—造成能夠改變所染之物的顔色的染料。
謠言也是一種染料，但它所要染的當然不是布葛絲綢而是人的心。
治染料時而造了使人相信的假話，便可以insure和increase染料的變色力，猶如小兒種痘時而另埋一顆黃豆于地，則豆與痘可以同運（豆長則痘發，豆萎則痘亦退；見董含《莼鄉贅筆》，俞曲園引）。
這純是法術行為，與染神—假使有染神—初無何等關系。
但是造罐子燒窯為什麼也被認為與造謠有感應關系呢？這也許因為“謠”“窯”同音，也許有更vital理由待發現。
痘字的出現晚于豆字，窯字也許晚于謠字呢。
有一點都似乎是确定的：業窯者的造謠，本也是一種法術行為，即使到了現在，他們自己和旁人都改雲那是事奉窯神之一法。
貴處年年發現怪傳單，是件重要的事實。
但必謂全是制造罐子者分送的，或不無疑問。
造謠專家的本領何以低到這種田地，隻知道在定時傳布定型的謠言，使人易于窺破？難道這般專家也和中國的旁種專家一樣：其實不高明？這一點，敬煩先生再調查一下，不要冤枉業窯者才好。
造謠者滔滔天下皆是，莫放掉任何真的罪人呀。
但先生所示，于我是一種極好的參考外，尤足供那些疑心胡大人傳單出自張大元帥和張天師的人們的參考。
至于我的目的在求真相而不在袒護二張，想來先生是肯相信的。
我在《發須爪》小書中說過，世界觀人生觀固然應該研究，然其餘的觀，如須發觀，爪甲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也不應不研究。
今先生真引我研究罐兒觀矣，若不高興，更待何時！回信總算是很高興的寫完了，此刻再很高興的祝先生健康，并祝普天下“打破罐子問到底”的人們健康。
江紹原十七，十，十四，于杭州 頃聞玉珂雲，俗傳燒窯者常将一對童男女推入窯中，讓他們活活燒死，如此“祭窯”，出品必佳。
參看《發須爪》面十八至十九所引《吳越春秋》。
又“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一句俗話。
十五日 ——《貢獻》四卷7期 1928年11月5日 關于胡大人傳單的讨論 下文原見十七年十一月廿三及廿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蒙趙景深、徐調孚兩先生寄示，感感。
為“胡大人”答江先生 昨晚從書坊裡讀到四卷四期的《貢獻》，内中載着一位江先生的關于“胡大人”的小品，還關涉到我，我隻好細心領教。
江先生開頭幾句不相幹的話，似乎與本題無涉，用不着我來回答；不過江先生從不相幹的話拖泥帶水地，引到我的拙作《民風叢話》，好像以前的所謂“吓得我不敢則聲”，現在是有了什麼話柄可揪，就把“不敢則聲”的“聲”發在我的身上：這一點或許就是江先生做這一篇小品的推動力吧！ 本來我所寫的《妖言的貫通南北》是列在《叢話》的第一則，不料寄到“覺悟”裡，把我第一則删去，我有些奇怪，後來在《貢獻》裡看到江先生關于胡大人傳單的話，我就明白“覺悟”編輯先生疑心或是抄了江先生的“胡大人”，我就寫信給編輯先生說明：“我在搜集到這種材料之先沒有看到江先生的‘胡大人’，可以說是不約而同的發現，或者可以供江先生的參考，況且我所舉的材料也不盡同于江先生；如果有什麼閑話，我來擔當。
”這樣，這個“胡大人妖言”便在第五則裡登出來了。
可怪的，“覺悟”編輯先生早猜到江先生的要有“聲”，我也預算到江先生的閑話。
題外之話少講，謹對江先生作簡單的答複： 一、江先生小品的題目叫做《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用這個“也”字的語氣，好像廣州出現“胡大人”的傳單是沒有事實的根據。
按六月二日香港報中有“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于廣州”，而“胡大人”傳單裡即有“湖北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兩兩正是相合；同時，該妖言流傳于兩湖方面，為武漢公安局所禁，與鄉（紹原按：“香”之訛）港報記載也是相合。
可見流傳于廣州市的和在兩湖被禁的必是異地而同源，至少也是流竄的變态（說它是流竄的變态，因為廣州市的妖言，有“劉伯溫救劫碑”及“觀音救世”“關公救世”等，已經和原來的“胡大人”有些不同了）。
所以，“北京胡大人”，也可以因為流傳到廣州而稱之曰“廣州胡大人”，用不着加一個“也”字。
二、江先生非難我所假設的貫通南北的“胡大人”的路線。
現在我先申述我假說的根據：第一，胡大人的傳單出發于“北京”，因為傳單上有“北京胡大人”及“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的話；第二，其次流傳于兩湖，因為傳單上有“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而流傳于兩湖為武漢公安局所禁又為事實；第三，廣州所流傳的妖言又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為根據，而有“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于廣州”的經過；可知妖言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一貫的路線。
這是我根據所見到的事實而假設的假定。
自然還有假定的例外。
據江先生說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這或許胡大人并不依照我假定的整整齊齊的路線，而亂七八糟的“胡走”，此“胡大人之所以為胡大人”。
譬如火車尚且要出軌，何況是“死後三日還陽”的胡大人呢？但是，胡大人走路縱然出軌，而我以事實為根據所得的“胡大人自北至南的路線”總不會完全錯誤吧？同時我也很希望胡大人不僅搭京漢路走粵漢路，更能夠化成了無數的胡大人能從“津浦路”直達“滬甯路”而轉搭“滬杭車”，以與專門研究迷信的江先生見面。
望北方同志（注：是“轉用”江先生的）趕快把“胡大人的行迹錄”用真憑實據搜集攏來。
這樣一來，我可以揪住一個從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胡大人”，江先生也可以迎接一個從北京而津浦滬甯而滬杭的“胡大人”，我們二人把這兩位胡大人招待好了，“今年人死一半”的事實也許可以不會實現。
欹欤盛哉！不但可以收保一身一家之功，且可以收保天下之功也！ 三、傳單是否有政治作用
趙景深先生也知道《叢話》于我有用，便寄了一卷來，于今晨收到，關于胡大人傳單之文，見《叢話》五，九月十五日刊。
事實方面，振振君告訴我們（一）該傳單及其AbridgedForm曾于“今年五月間”出現于“兩湖”；（二）公安局（哪裡的？）曾布告取締之（錄有布告全文）；（三）他又根據六月廿二日香港《華字日報》的一段新聞，指出這“妖言”和類似它的“幾種神話印刷品”在廣州市也出現過。
此外，振振君并且（一）斷“妖言的出發點”為北京；（二）或許是五六月間“張大元帥”及其高等顧問“張天師”輩“所玩的法寶”；（三）“當時京津路戰雲彌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線”“竄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
廣東兩湖之外，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
故倘若振振君所溯的傳布線是對的，則此傳單是由北京依着京漢鐵路至兩湖，在此至少分為兩支，一支沿揚子江至上海，由上海搭滬杭車入浙，另一支靠着尚未完成的粵漢線南至廣州。
但我個人對于“京津路……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一語，實不敢輕易相信。
現在我請求閱者幫助我查明以下各點：（一）京津、津浦沿路各站，有無胡大人傳單的蹤迹？（二）它在南北各地最初出現之月日為何？如果京津、津浦沿路各省不曾出現過該傳單，或雖出現過而晚于兩湖江蘇，又如果它在上海的出現晚于漢口，則振振君所拟的路線方與事實相符。
師帥二張是否該傳單的主動者，自然更值得确知。
據說《貢獻》雖不能入“革命策源地”廣東及兩湖，卻還能到從前“反動勢力”所在的北京天津等處。
希望北方的同志（注：吳國老最不喜用“同志”二字，但我姑且再用一次）加入我們的調查讨論。
十七年九月廿二日于杭州下闆兒巷十五号 廿五日續寫：頃又将《民風叢話》（一），（二），（三），（四），（六）看了一遍，注意到振振君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漢口、長沙、成都、廣州各處的報紙，而北方及津浦沿線各省的報紙，他一次也不曾用過。
然則他是讀過北方各省的報紙而不曾在上面發現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蹤迹呢，還是并沒看北方報而随便斷定此傳單是搭京漢車而不是從津浦路南下的呢？這是很重要的。
北方報我在杭州也看不到，所以十分希望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的同志們通信賜教。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湖南湘鄉見過胡大人傳單 以下是李振翩來函（九月十五日自北平發）裡面的一段： 胡大人的傳單，我六月回湖南湘鄉時，也在家中看見過。
我家是在萬山之中，張作霖被炸已有三禮拜，尚完全不知道，惟胡大人還陽事，卻鬧得滿山風雨。
傳單内容，據我所記得的，似乎完全與《貢獻》三卷五号所載者相同。
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
紹原按：振振君疑心胡大人傳單是張元帥與張天師輩所玩的一種法寶，而李博士也以為“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可見得振振、振翩二君多少是共鳴者。
我個人并不絕對的否認政治作用說，但我希望得到些确實的證據。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造謠與治藍 方乘先生： 在《貢獻》四卷三期看見你給我的信，高興極了。
貴處（湖南新化）之外的窯業，是否也拜窯神并相信謠言造的愈多出貨便愈好，弟實在不知，姑寫在這裡，敬求各地同志通信指教我們好了。
但是我曾見明萬曆《錢塘縣志》上說起當時染業治藍時的造謠。
恐先生尚未看過此書，故将前者抄出的那段志文披露于下： 邑刈藍以染者，每治藍，先流妖言惑衆，衆惑而藍始成。
通邑所傳異事，聞之動色者，徒為此曹生色耳。
故采異必以目，及任論笃者之目，耳食皆畫餅矣。
每竊謂此曹真藍面鬼青面夜叉也。
現在杭州染坊中人是否還有這種舉動，我探聽不着。
今夏我請國立藝術院院長及六七位教授在西湖杏花村吃飯，席間我曾向他們談起那條志文，想引他們把他們每人所曉得的類似此的事件說點出來，但結果隻得到孫福熙先生一個人的回響：他說紹興也有染坊店裡的人造謠言之說，所以人們若聽到了太離奇的話，便問說者是否染坊裡的人。
上節句句是真話。
所引志文，出“外紀”“紀異”門，題為“染藍”；和藝術家們談話之事也并不假，福熙兄當可保證。
弟素不燒罐，又非治藍者，願先生勿見疑也。
治藍或他種染料者，當然希望良好的結果—造成能夠改變所染之物的顔色的染料。
謠言也是一種染料，但它所要染的當然不是布葛絲綢而是人的心。
治染料時而造了使人相信的假話，便可以insure和increase染料的變色力，猶如小兒種痘時而另埋一顆黃豆于地，則豆與痘可以同運（豆長則痘發，豆萎則痘亦退；見董含《莼鄉贅筆》，俞曲園引）。
這純是法術行為，與染神—假使有染神—初無何等關系。
但是造罐子燒窯為什麼也被認為與造謠有感應關系呢？這也許因為“謠”“窯”同音，也許有更vital理由待發現。
痘字的出現晚于豆字，窯字也許晚于謠字呢。
有一點都似乎是确定的：業窯者的造謠，本也是一種法術行為，即使到了現在，他們自己和旁人都改雲那是事奉窯神之一法。
貴處年年發現怪傳單，是件重要的事實。
但必謂全是制造罐子者分送的，或不無疑問。
造謠專家的本領何以低到這種田地，隻知道在定時傳布定型的謠言，使人易于窺破？難道這般專家也和中國的旁種專家一樣：其實不高明？這一點，敬煩先生再調查一下，不要冤枉業窯者才好。
造謠者滔滔天下皆是，莫放掉任何真的罪人呀。
但先生所示，于我是一種極好的參考外，尤足供那些疑心胡大人傳單出自張大元帥和張天師的人們的參考。
至于我的目的在求真相而不在袒護二張，想來先生是肯相信的。
我在《發須爪》小書中說過，世界觀人生觀固然應該研究，然其餘的觀，如須發觀，爪甲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也不應不研究。
今先生真引我研究罐兒觀矣，若不高興，更待何時！回信總算是很高興的寫完了，此刻再很高興的祝先生健康，并祝普天下“打破罐子問到底”的人們健康。
江紹原十七，十，十四，于杭州 頃聞玉珂雲，俗傳燒窯者常将一對童男女推入窯中，讓他們活活燒死，如此“祭窯”，出品必佳。
參看《發須爪》面十八至十九所引《吳越春秋》。
又“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一句俗話。
十五日 ——《貢獻》四卷7期 1928年11月5日 關于胡大人傳單的讨論 下文原見十七年十一月廿三及廿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蒙趙景深、徐調孚兩先生寄示，感感。
為“胡大人”答江先生 昨晚從書坊裡讀到四卷四期的《貢獻》，内中載着一位江先生的關于“胡大人”的小品，還關涉到我，我隻好細心領教。
江先生開頭幾句不相幹的話，似乎與本題無涉，用不着我來回答；不過江先生從不相幹的話拖泥帶水地，引到我的拙作《民風叢話》，好像以前的所謂“吓得我不敢則聲”，現在是有了什麼話柄可揪，就把“不敢則聲”的“聲”發在我的身上：這一點或許就是江先生做這一篇小品的推動力吧！ 本來我所寫的《妖言的貫通南北》是列在《叢話》的第一則，不料寄到“覺悟”裡，把我第一則删去，我有些奇怪，後來在《貢獻》裡看到江先生關于胡大人傳單的話，我就明白“覺悟”編輯先生疑心或是抄了江先生的“胡大人”，我就寫信給編輯先生說明：“我在搜集到這種材料之先沒有看到江先生的‘胡大人’，可以說是不約而同的發現，或者可以供江先生的參考，況且我所舉的材料也不盡同于江先生；如果有什麼閑話，我來擔當。
”這樣，這個“胡大人妖言”便在第五則裡登出來了。
可怪的，“覺悟”編輯先生早猜到江先生的要有“聲”，我也預算到江先生的閑話。
題外之話少講，謹對江先生作簡單的答複： 一、江先生小品的題目叫做《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用這個“也”字的語氣，好像廣州出現“胡大人”的傳單是沒有事實的根據。
按六月二日香港報中有“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于廣州”，而“胡大人”傳單裡即有“湖北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兩兩正是相合；同時，該妖言流傳于兩湖方面，為武漢公安局所禁，與鄉（紹原按：“香”之訛）港報記載也是相合。
可見流傳于廣州市的和在兩湖被禁的必是異地而同源，至少也是流竄的變态（說它是流竄的變态，因為廣州市的妖言，有“劉伯溫救劫碑”及“觀音救世”“關公救世”等，已經和原來的“胡大人”有些不同了）。
所以，“北京胡大人”，也可以因為流傳到廣州而稱之曰“廣州胡大人”，用不着加一個“也”字。
二、江先生非難我所假設的貫通南北的“胡大人”的路線。
現在我先申述我假說的根據：第一，胡大人的傳單出發于“北京”，因為傳單上有“北京胡大人”及“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的話；第二，其次流傳于兩湖，因為傳單上有“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而流傳于兩湖為武漢公安局所禁又為事實；第三，廣州所流傳的妖言又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為根據，而有“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于廣州”的經過；可知妖言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一貫的路線。
這是我根據所見到的事實而假設的假定。
自然還有假定的例外。
據江先生說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這或許胡大人并不依照我假定的整整齊齊的路線，而亂七八糟的“胡走”，此“胡大人之所以為胡大人”。
譬如火車尚且要出軌，何況是“死後三日還陽”的胡大人呢？但是，胡大人走路縱然出軌，而我以事實為根據所得的“胡大人自北至南的路線”總不會完全錯誤吧？同時我也很希望胡大人不僅搭京漢路走粵漢路，更能夠化成了無數的胡大人能從“津浦路”直達“滬甯路”而轉搭“滬杭車”，以與專門研究迷信的江先生見面。
望北方同志（注：是“轉用”江先生的）趕快把“胡大人的行迹錄”用真憑實據搜集攏來。
這樣一來，我可以揪住一個從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胡大人”，江先生也可以迎接一個從北京而津浦滬甯而滬杭的“胡大人”，我們二人把這兩位胡大人招待好了，“今年人死一半”的事實也許可以不會實現。
欹欤盛哉！不但可以收保一身一家之功，且可以收保天下之功也！ 三、傳單是否有政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