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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
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并不多。
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于一區域中。
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
如湖筆、徽墨，其實并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制造筆墨的人。
此因制造的規模不大，産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
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
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
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
而生産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産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
他買進的條件，是隻要生産者肯忍痛賣。
賣出的條件，是隻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産者的，在原則上，隻有最低限度。
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于最高限度。
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
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于有利地位的。
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号，亦占有相當勢力。
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
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币、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内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
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
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
加以他們（1）向來是習于國内商業的，對于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
（2）資本又不夠雄厚。
（3）外國機器制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
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
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
（2）次之則遊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
（3）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亦或以讀書為業。
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
（4）大多數無産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
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
這因（1）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
（2）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
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
從前人讀書，所以入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
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
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
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
至于其讀書，系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
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隻能教人識幾個字，寫寫信，記記賬。
在古代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
如《急就篇》等是。
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于是改而教人識方字。
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
然此等闾裡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曆代都有。
是隻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
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
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
士人本有領守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并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
他們在鄉裡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
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于家，以為民模範。
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養之政。
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
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
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系的。
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
其和社會無關系，亦與科舉之士相等。
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
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土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産的人。
此等人，在鄉裡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
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産，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
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
于是（1）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
（2）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等。
（3）或且為盜為賊。
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
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遊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
曆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于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
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尤其是在異族入據之世。
但此等人的組織，根本是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
其組織雖亦有相當的精嚴，乃所謂盜亦有道。
盜雖有道，其道究隻可以為盜，真要靠他舉行革命事業是不夠的。
一般的風氣，家族主義頗為發達。
人類在較早的時代，其團結大概是依據血統的，當這時代，治理之權，和相生相養之道，都由血緣團體來擔負，是為氏族時代。
後來交通漸廣，交易日繁，一團體的自給自足，不如廣大的分工合作來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壞，家族代興。
中國的家族，大體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較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間有超過于此的，如兄弟幾房同居等，其為數實不多。
此等組織，觀念論者多以為其原因在倫理上，說中國人的團結，勝于歐美人。
其實不然，其原因仍在經濟上。
（1）因有些财産，不能分析，如兄弟數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
（2）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則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經濟上不足自立。
譬如一夫一妻，有一個害了病，一個要看護他，其餘事情就都沒人做了。
若在較大的家庭中，則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須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幫着照顧孩子，做些輕易的事情。
（3）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為倫理上的美談，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數，但亦未必能持久。
凡人總有一件盡力經營的事情，對于它總是十分愛護的。
中國人從前對于國家的關系，本不甚密切，社會雖互相聯結，然自分配變為交易，明明互相倚賴之事，必以互相剝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産共同的團體以内的人，大率處于半敵對的地位。
個人所恃以為保障的，隻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
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别發達。
（1）為要保持血統的純潔，則排斥螟蛉子，重視婦女的貞操。
（2）為要維持家族，使之不絕，則人人以無後為大戚。
因而獎勵早婚，獎勵多丁，緻經濟上的負擔加重，教養都不能達到相當的程度。
（3）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為範圍，如族内的義田、義學等是。
（4）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
如官吏的貪污，社會上經手公共事業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剝削廣大的社會，以利其家族。
（5）一部分人，被家族主義所吞噬，失其獨立，而人格不能發展。
尤其是婦女，如說女子無才便是德。
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壓锢蔽之類。
總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換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兩根支柱，把這兩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種支柱，社會的情形就大變了。
鄉土觀念亦是習慣所重的。
（1）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風俗，不能齊一，尤其言語不能盡通。
（2）而家族主義，亦本來重視鄉土的。
因為家族的根據，總在一定的地方，而習俗重視墳墓，尤屬難于遷移之故。
因此離開本鄉，辄有凄涼之念，雖在外數十年，立有事業，仍抱着“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總想要歸老故鄉，而屍棺在千裡之外，亦要運歸埋葬。
此于遠适異域，建立功業，從事拓殖，頗有些阻礙。
羁旅之人，遇見同鄉，亦覺得特别親近，隻看各地會館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國族的大團結，亦頗有妨礙。
後來旅外的華僑，雖在異國，仍因鄉貫分幫，即其一證。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不甚迷信宗教。
其故：因自漢以後，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時代，分為三階段。
（1）在部族公産之世，社會内部，絕無矛盾，對外亦無争鬥，謂之大同。
（2）及封建時代，此等美妙的文化，業經過去了，然大同時代的規制，仍有存留。
社會内部的矛盾，還不甚深刻，是為小康。
大同、小康之名，見于《禮記·禮運》。
（3）其第三個時期，沒有提及，我們隻得借《春秋》中的名詞，稱之為亂世了。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1）據亂而作，（2）進于升平，（3）再進于太平，明是要把世運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
太平大同的意義，後世已無人能解，小康之義，儒書傳者較詳，後人都奉為治化的極則。
其實儒家的高義，并不止此。
其說法，還是注重于社會組織的。
想把事務件件處置得妥帖，使人養生送死無憾。
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現世，都可以人力緻之。
所以别種宗教，所希望的未來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緻之的，在中國不能甚占勢力。
雖然如此，人對現世的觖望，總是不能無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彌補其空隙。
（1）儒教的善惡報應，是限于現世的，延長之則及于子孫，這往往沒有應驗，不能使求報的人滿足。
佛教乃延長其時間而說輪回，另辟一空間而說淨土，使人不緻失望。
（2）高深的哲學，在中國是不能發達的，佛教則極為發達，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
（3）其随時随地，各有一神以臨之，或則系屬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則系屬惡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則自古以來，此等迷信的對象本甚多，即後來亦有因事而發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
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後者如後世貨币用弘，則發生财神，天痘傳染，則發生痘神等是。
中國宗教，發達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輸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說，系就通常情形立論。
若在社會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時，亦有借宗教以資煽惑的，則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較濃厚，而其性質，亦不如平時的宗教的平和，曆代喪亂時所謂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輪廓。
總而言之： （1）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并立的局面則不足。
（2）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系是疏闊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緻。
（3）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
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緻，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緻，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世史前編》第一、二章） 自述學習曆史之經過[1] 一 少時得益于父母師友 《堡壘》的編者，囑我撰文一篇，略述自己學習曆史的經過，以資今日青年的借鑒。
我的史學，本無足道；加以現在治史的方法，和從前不同，即使把我學習的經過，都說出來，亦未必于現在的青年有益。
所以我将此題分為兩橛，先略述我學習的經過，再略談現在學習的方法。
我和史學發生關系，還遠在八歲的時候。
我自能讀書頗早，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綱鑒正史約編》，為我講解，先母無暇時，先姊頌宜（諱永萱），亦曾為我講解過。
約講至楚漢之際。
我說：我自己會看了，于是日讀數頁。
約讀至唐初，而從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徵）讀書。
先生命我點讀《綱鑒易知錄》,《約編》就沒有再看下去。
《易知錄》是點讀完畢的。
十四歲，值戊戌變法之年，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
八股既廢，先師族兄少木先生（諱景栅）命我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而畢。
當中日戰時，我已讀過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并翻閱過魏默深的《海國圖志》，該兩書中均無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國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覺得可笑了。
是年，始得鄒沅帆的《五洲列國圖》，讀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蔡爾康所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王韬的《普法戰紀》。
黃公度的《日本國志》，則讀而未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
明年，出應小試，徼幸入學。
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你以後要多讀些書，不該兢兢于文字之末了。
我于是又讀《通鑒》和畢沅的《續通鑒》，陳克家的《明紀》，此時我讀書最勤，讀此三書時，一日能盡十四卷，當時茫無所知，不過讀過一遍而已。
曾以此質諸先輩，先輩說：“初讀書時，總是如此，讀書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你讀過兩三千卷書，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有門徑。
初讀書時，你須記得《曾文正公家書》裡的話：‘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
'”我謹受其教，讀書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記得，不過讀過就算而已。
十七歲，始與表兄管達如（聯第）相見，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鐘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觀），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
先生以考證著名，尤長于地理，然我間
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并不多。
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于一區域中。
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
如湖筆、徽墨，其實并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制造筆墨的人。
此因制造的規模不大，産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
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
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
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
而生産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産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
他買進的條件，是隻要生産者肯忍痛賣。
賣出的條件，是隻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産者的，在原則上，隻有最低限度。
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于最高限度。
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
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于有利地位的。
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号，亦占有相當勢力。
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
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币、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内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
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
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
加以他們（1）向來是習于國内商業的，對于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
（2）資本又不夠雄厚。
（3）外國機器制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
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
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
（2）次之則遊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
（3）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亦或以讀書為業。
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
（4）大多數無産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
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
這因（1）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
（2）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
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
從前人讀書，所以入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
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
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
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
至于其讀書，系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
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隻能教人識幾個字，寫寫信，記記賬。
在古代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
如《急就篇》等是。
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于是改而教人識方字。
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
然此等闾裡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曆代都有。
是隻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
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
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
士人本有領守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并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
他們在鄉裡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
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于家，以為民模範。
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養之政。
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
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
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系的。
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
其和社會無關系，亦與科舉之士相等。
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
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土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産的人。
此等人，在鄉裡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
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産，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
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
于是（1）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
（2）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等。
（3）或且為盜為賊。
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
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遊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
曆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于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
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尤其是在異族入據之世。
但此等人的組織，根本是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
其組織雖亦有相當的精嚴，乃所謂盜亦有道。
盜雖有道，其道究隻可以為盜，真要靠他舉行革命事業是不夠的。
一般的風氣，家族主義頗為發達。
人類在較早的時代，其團結大概是依據血統的，當這時代，治理之權，和相生相養之道，都由血緣團體來擔負，是為氏族時代。
後來交通漸廣，交易日繁，一團體的自給自足，不如廣大的分工合作來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壞，家族代興。
中國的家族，大體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較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間有超過于此的，如兄弟幾房同居等，其為數實不多。
此等組織，觀念論者多以為其原因在倫理上，說中國人的團結，勝于歐美人。
其實不然，其原因仍在經濟上。
（1）因有些财産，不能分析，如兄弟數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
（2）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則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經濟上不足自立。
譬如一夫一妻，有一個害了病，一個要看護他，其餘事情就都沒人做了。
若在較大的家庭中，則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須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幫着照顧孩子，做些輕易的事情。
（3）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為倫理上的美談，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數，但亦未必能持久。
凡人總有一件盡力經營的事情，對于它總是十分愛護的。
中國人從前對于國家的關系，本不甚密切，社會雖互相聯結，然自分配變為交易，明明互相倚賴之事，必以互相剝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産共同的團體以内的人，大率處于半敵對的地位。
個人所恃以為保障的，隻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
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别發達。
（1）為要保持血統的純潔，則排斥螟蛉子，重視婦女的貞操。
（2）為要維持家族，使之不絕，則人人以無後為大戚。
因而獎勵早婚，獎勵多丁，緻經濟上的負擔加重，教養都不能達到相當的程度。
（3）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為範圍，如族内的義田、義學等是。
（4）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
如官吏的貪污，社會上經手公共事業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剝削廣大的社會，以利其家族。
（5）一部分人，被家族主義所吞噬，失其獨立，而人格不能發展。
尤其是婦女，如說女子無才便是德。
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壓锢蔽之類。
總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換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兩根支柱，把這兩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種支柱，社會的情形就大變了。
鄉土觀念亦是習慣所重的。
（1）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風俗，不能齊一，尤其言語不能盡通。
（2）而家族主義，亦本來重視鄉土的。
因為家族的根據，總在一定的地方，而習俗重視墳墓，尤屬難于遷移之故。
因此離開本鄉，辄有凄涼之念，雖在外數十年，立有事業，仍抱着“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總想要歸老故鄉，而屍棺在千裡之外，亦要運歸埋葬。
此于遠适異域，建立功業，從事拓殖，頗有些阻礙。
羁旅之人，遇見同鄉，亦覺得特别親近，隻看各地會館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國族的大團結，亦頗有妨礙。
後來旅外的華僑，雖在異國，仍因鄉貫分幫，即其一證。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不甚迷信宗教。
其故：因自漢以後，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時代，分為三階段。
（1）在部族公産之世，社會内部，絕無矛盾，對外亦無争鬥，謂之大同。
（2）及封建時代，此等美妙的文化，業經過去了，然大同時代的規制，仍有存留。
社會内部的矛盾，還不甚深刻，是為小康。
大同、小康之名，見于《禮記·禮運》。
（3）其第三個時期，沒有提及，我們隻得借《春秋》中的名詞，稱之為亂世了。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1）據亂而作，（2）進于升平，（3）再進于太平，明是要把世運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
太平大同的意義，後世已無人能解，小康之義，儒書傳者較詳，後人都奉為治化的極則。
其實儒家的高義，并不止此。
其說法，還是注重于社會組織的。
想把事務件件處置得妥帖，使人養生送死無憾。
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現世，都可以人力緻之。
所以别種宗教，所希望的未來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緻之的，在中國不能甚占勢力。
雖然如此，人對現世的觖望，總是不能無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彌補其空隙。
（1）儒教的善惡報應，是限于現世的，延長之則及于子孫，這往往沒有應驗，不能使求報的人滿足。
佛教乃延長其時間而說輪回，另辟一空間而說淨土，使人不緻失望。
（2）高深的哲學，在中國是不能發達的，佛教則極為發達，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
（3）其随時随地，各有一神以臨之，或則系屬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則系屬惡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則自古以來，此等迷信的對象本甚多，即後來亦有因事而發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
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後者如後世貨币用弘，則發生财神，天痘傳染，則發生痘神等是。
中國宗教，發達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輸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說，系就通常情形立論。
若在社會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時，亦有借宗教以資煽惑的，則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較濃厚，而其性質，亦不如平時的宗教的平和，曆代喪亂時所謂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輪廓。
總而言之： （1）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并立的局面則不足。
（2）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系是疏闊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緻。
（3）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
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緻，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緻，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世史前編》第一、二章） 自述學習曆史之經過[1] 一 少時得益于父母師友 《堡壘》的編者，囑我撰文一篇，略述自己學習曆史的經過，以資今日青年的借鑒。
我的史學，本無足道；加以現在治史的方法，和從前不同，即使把我學習的經過，都說出來，亦未必于現在的青年有益。
所以我将此題分為兩橛，先略述我學習的經過，再略談現在學習的方法。
我和史學發生關系，還遠在八歲的時候。
我自能讀書頗早，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綱鑒正史約編》，為我講解，先母無暇時，先姊頌宜（諱永萱），亦曾為我講解過。
約講至楚漢之際。
我說：我自己會看了，于是日讀數頁。
約讀至唐初，而從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徵）讀書。
先生命我點讀《綱鑒易知錄》,《約編》就沒有再看下去。
《易知錄》是點讀完畢的。
十四歲，值戊戌變法之年，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
八股既廢，先師族兄少木先生（諱景栅）命我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而畢。
當中日戰時，我已讀過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并翻閱過魏默深的《海國圖志》，該兩書中均無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國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覺得可笑了。
是年，始得鄒沅帆的《五洲列國圖》，讀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蔡爾康所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王韬的《普法戰紀》。
黃公度的《日本國志》，則讀而未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
明年，出應小試，徼幸入學。
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你以後要多讀些書，不該兢兢于文字之末了。
我于是又讀《通鑒》和畢沅的《續通鑒》，陳克家的《明紀》，此時我讀書最勤，讀此三書時，一日能盡十四卷，當時茫無所知，不過讀過一遍而已。
曾以此質諸先輩，先輩說：“初讀書時，總是如此，讀書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你讀過兩三千卷書，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有門徑。
初讀書時，你須記得《曾文正公家書》裡的話：‘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
'”我謹受其教，讀書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記得，不過讀過就算而已。
十七歲，始與表兄管達如（聯第）相見，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鐘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觀），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
先生以考證著名，尤長于地理，然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