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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得先生之益的，卻不在其考證，而在其論事之深刻。
我後來讀史，頗能将當世之事，與曆史上之事實互勘，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其根基實植于此時。
至于後來，則讀章太炎、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受其啟發亦非淺。
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稱章先生為經學，為小學，為文學，以吾觀之，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覈實之可貴。
蘇常一帶讀書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系于其初能讀書時，使其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過，使其知天下（當時之所謂天下）共有學問若幹種？每種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書，共有幾部？實不啻于讀書之前，使其汎濫一部學術史，于治學頗有裨益。
此項功夫，我在十六七歲時亦做過，經、史、子三部都讀完，惟集部僅讀一半。
我的學問，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頗有關系。
（此項功夫，現在的學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覽，一暑假中可畢。
） 十七歲這一年，又始識同邑丁桂徵先生（同紹）。
先生之妻，為予母之從姊。
先生為經學名家，于小學尤精熟，問以一字，随手檢出《說文》和《說文》以後的字書，比我們查字典還要快。
是時吾鄉有一龍城書院，分課古經，輿地，天算，詞章。
我有一天，做了一篇經學上的考據文字，拿去請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對于經學許多外行之處，因為我略講經學門徑，每勸我讀《說文》及《注》《疏》。
我聽了先生的話，乃把《段注說文》閱讀一過，又把《十三經注疏》亦閱讀一過，後來治古史略知運用材料之法，植基于此。
二 我學習曆史的經過 我少時所得于父母師友的，略如上述。
然隻在技術方面；至于學問宗旨，則反以受莫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
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我的感情是強烈的，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所以于兩先生的議論，最為投契。
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緻，這種見解，實植根于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至今未變。
至于論事，則極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書記，（康先生上書，共有七次。
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書未曾刊行。
）我亦受其影響甚深。
當時的風氣，是沒有現在分門别類的科學的，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這即是當時的所謂“經濟之學”。
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時時翻閱《經世文編》一類的書，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
十八歲，我的姨丈管淩雲先生（諱元善），即達如君之父，和湯蟄仙先生同事，得其書《三通考輯要》，勸我閱讀。
我讀過一兩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輯要》對讀，以《輯要》為未足，乃舍《輯要》而讀原本。
後來又把《通典》和《通考》對讀，并讀過通志的二十略。
此于我的史學，亦極有關系。
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都極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亂談，所以隻好講講考據罷了。
年二十一歲，同邑屠敬山先生（寄）在讀書閱報社講元史，我亦曾往聽，先生為元史專家，考據極精細，我後來頗好談民族問題，導源于此。
我讀正史，始于十五歲時，初取《史記》照舊方評點，用五色筆照錄一次，後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後《漢書》評本，照錄一過。
《三國志》則未得評本，僅自己點讀一過，都是當作文章讀的，于史學無甚裨益。
我此時并讀《古文辭類纂》和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對于圈點，相契甚深。
我于古文，雖未緻力，然亦略知門徑，其根基實植于十五歲、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
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文學的人，對于前人良好的圈點，是極需頗殷的。
古文評本頗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終身不能自拔。
如得良好的圈點，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見，祛除淨盡，這是枝節，現且不談。
四史讀過之後，我又讀《晉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亦如其讀正續《通鑒》及《明紀》然，僅過目一次而已。
聽屠先生講後，始讀遼、金、元史，并得其餘諸史補讀。
第一次讀遍，系在二十三歲時，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讀過，并不能有所得，後來用到時，又不能不重讀。
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其實不然，我于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
《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隻兩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講考據，受《日知錄》《廿二史劄記》兩部書，和梁任公先生在雜志中發表的論文，影響最深。
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當影響；親炙而受其益的，則為丁桂徵、屠敬山兩先生。
考據并不甚難，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隻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齊全時，排比起來，自然可得一個結論。
但是對于群書的源流和體例，須有常識。
又什麼事件其中是有問題的，值得考據，需要考據，則是由于你的眼光而決定。
涉獵的書多了，自然讀一種書時，容易覺得有問題，所以講學問，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而考據成績的好壞，并不在于考據的本身。
最要不得的，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随意找一個題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題目。
自己對于這個題目，本無興趣，自亦不知其意義，材料究在何處，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請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壞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
（以類書為線索，原未始不可，若徑據類書撰述，就是笑話了。
）不該不備，既無特見，亦無體例，聚集鈔撮，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
做出來的論文，既不成其為一物，而做過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無所得，小之則浪費筆墨，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所謂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則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
此亦是枝節，擱過不談。
（此等弊病，非但中國如此，即外國亦然。
抗戰前上海《大公報》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極言之。
） 三 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 我學習曆史的經過，大略如此，現在的人，自無從再走這一條路。
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
對于現在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推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
社會的方面很多，從事于觀察的，便是各種社會科學。
前人的記載，隻是一大堆材料。
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後對于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
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幹，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
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
我嘗覺得中學以下的講授曆史，并無多大用處。
曆史的可貴，并不在于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
根據于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非中學生所能；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則與不授曆史何異？所以我頗主張中學以下的曆史，改授社會學，而以曆史為其注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曆史。
此意在戰前，曾在《江蘇教育》上發表過，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然我總覺得略知社會學的匡廓，該在治史之先。
至于各種社會科學，雖非整個的，不足以攬其全，亦不可以忽視。
為什麼呢？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于現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于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
若其對于現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隻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學問做什麼？所以對于現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
此等願望，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原；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熱情，便可濟事，必須有适當的手段，而這适當的手段，就是從社會科學裡來的。
社會的體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簡單的物事，顯豁呈露的擺在我們面前，其中深曲隐蔽之處很多，非經現代的科學家，用科學方法，仔細搜羅，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即使覺得有某項問題，亦不會知其症結之所在。
因而我們想出來的對治的方法，總像斯賓塞在《群學肄言》裡所說的：看見一個銅盤，正面凹了，就想在反面凸出處打擊一下，自以為對症發藥，而不知其結果更壞。
發行一種貨币，沒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壓迫，就是這種見解最淺顯的一個例子。
其餘類此之事還很多，不勝枚舉，而亦不必枚舉。
然則沒有科學上的常識，讀了曆史上一大堆事實的記載，又有何意義呢？不又像我從前讀書，隻是讀過一遍，毫無心得了麼？所以治史而又能以社會科學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兩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門徑。
這是現在治史學的第一要義，不可目為迂腐而忽之。
對于社會科學，既有門徑，即可進而讀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書，揀幾種略讀，除本國史外，世界各國的曆史，亦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因為現代的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國的事實，都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
既然要以彼國之事，來說明此國之事，則對于彼國既往的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
況且人類社會的狀态，總是大同小異的：其異，乃由于環境之殊，比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實之異，而彌見其原理之同。
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國拘”，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以為隻得如此，至少以為如此最好。
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而廣知各國的曆史，則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見的，何況各國的曆史，還可以互相比較呢？ 四 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 專治外國史，現在的中國，似乎還無此環境。
如欲精治中國史，則單看近人的著述，還嫌不夠，因為近人的著述，還很少能使人完全滿意的，況且讀史原宜多覓原料，不過學問的觀點，随時而異，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
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于我們為無益，而我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嘗提及。
居于今日而言曆史，其嚴格的意義，自當用現代的眼光，供給人以現代的知識，否則雖卷帙浩繁，亦隻可稱為史料而已。
中國人每喜以史籍豐富自誇，其實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隻可稱為史料豐富。
史料豐富，自然能給專門的史學家以用武之地，若用來當曆史讀，未免有些不經濟，而且覺得不适合。
但是現在還隻有此等書，那也叫沒法，我們初讀的時候，就不得不多費些功夫。
于此，昔人所謂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讀書之初，不求精詳，隻求捷速；讀書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當的價值。
閱讀之初，仍宜以編年史為首務，就《通鑒》一類的書中，任擇一種，用走馬看花之法，匆匆閱讀一遍。
此但所以求知各時代的大勢，不必過求精細。
做這一步功夫時，最好于曆史地理，能夠知道一個大概。
這一門學問，現在亦尚無适當的書，可取《方輿紀要》，讀其全書的總論和各省各府的總論。
讀時須取一種曆史地圖翻看。
這一步功夫既做過，宜取《三通考》，讀其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兵、刑十三門。
曆史的根柢是社會，單知道攻戰相殺的事是不夠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設施。
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結果（即其行與不行，行之為好為壞），其原因總還在于社會，非了解社會情形，對于一切史事，可說都不能真實了解的。
從前的史籍，對于社會情形的紀述，大覺阙乏。
雖然我們今日，仍可從各方面去搜剔出來，然而這是專門研究的事。
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
這在舊時的史籍中，惟有叙述典章制度時，透露得最多。
所以這一步工夫，于治史亦殊切要。
此兩步工夫都已做過，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餘一切史書，可以随意擇讀了。
正史材料，太覺零碎，非已有主見的人，讀之實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讀。
但在既有把握之後讀之，則其中可資取材之處正多。
正史之所以流傳至今，始終被認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廣，他書不能替代之故。
但我們之于史事，總隻能注意若幹門，必不能無所不包。
讀正史時，若能就我們所願研究的事情，留意采取，其餘則隻當走馬看花，随讀随放過，自不慮其茫無津涯了。
考據的方法，前文業經略說，此中惟古史最難。
因為和經子都有關涉，須略知古書門徑，此須别為專篇乃能詳論，非此處所能具陳。
學問的門徑，所能指出的，不過是第一步。
過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徑了。
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讀書的工夫，或替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門徑，繞掉的圈兒，亦屬不少。
現在講門徑的書多了，又有各種新興的科學為輔助，較諸從前，自可事半功倍。
況且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書上所說的事情，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
如此，則書本的記載，和閱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學問。
昔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
知此理，則閱曆所及，随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紙堆申讨生活了。
所以職業的青年，治學的環境，未必較專門讀書的青年為壞，此義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 [1].本文選自《蒿廬問學記》。
收入時有編者按：呂思勉先生一九四一年應上海《中美日報》《堡壘》副刊編者之請，在該刊的《自學講座》内，接連發表了四篇文章，詳細記述早年受教育經過。
現将全文載後。
《自述學習曆史之經過》這個标題是編者加的，四個小題是原有的。
我後來讀史，頗能将當世之事，與曆史上之事實互勘，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其根基實植于此時。
至于後來，則讀章太炎、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受其啟發亦非淺。
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稱章先生為經學，為小學，為文學，以吾觀之，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覈實之可貴。
蘇常一帶讀書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系于其初能讀書時，使其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過，使其知天下（當時之所謂天下）共有學問若幹種？每種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書，共有幾部？實不啻于讀書之前，使其汎濫一部學術史，于治學頗有裨益。
此項功夫，我在十六七歲時亦做過，經、史、子三部都讀完，惟集部僅讀一半。
我的學問，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頗有關系。
（此項功夫，現在的學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覽，一暑假中可畢。
） 十七歲這一年，又始識同邑丁桂徵先生（同紹）。
先生之妻，為予母之從姊。
先生為經學名家，于小學尤精熟，問以一字，随手檢出《說文》和《說文》以後的字書，比我們查字典還要快。
是時吾鄉有一龍城書院，分課古經，輿地，天算，詞章。
我有一天，做了一篇經學上的考據文字，拿去請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對于經學許多外行之處，因為我略講經學門徑，每勸我讀《說文》及《注》《疏》。
我聽了先生的話，乃把《段注說文》閱讀一過，又把《十三經注疏》亦閱讀一過，後來治古史略知運用材料之法，植基于此。
二 我學習曆史的經過 我少時所得于父母師友的，略如上述。
然隻在技術方面；至于學問宗旨，則反以受莫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
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我的感情是強烈的，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所以于兩先生的議論，最為投契。
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緻，這種見解，實植根于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至今未變。
至于論事，則極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書記，（康先生上書，共有七次。
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書未曾刊行。
）我亦受其影響甚深。
當時的風氣，是沒有現在分門别類的科學的，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這即是當時的所謂“經濟之學”。
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時時翻閱《經世文編》一類的書，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
十八歲，我的姨丈管淩雲先生（諱元善），即達如君之父，和湯蟄仙先生同事，得其書《三通考輯要》，勸我閱讀。
我讀過一兩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輯要》對讀，以《輯要》為未足，乃舍《輯要》而讀原本。
後來又把《通典》和《通考》對讀，并讀過通志的二十略。
此于我的史學，亦極有關系。
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都極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亂談，所以隻好講講考據罷了。
年二十一歲，同邑屠敬山先生（寄）在讀書閱報社講元史，我亦曾往聽，先生為元史專家，考據極精細，我後來頗好談民族問題，導源于此。
我讀正史，始于十五歲時，初取《史記》照舊方評點，用五色筆照錄一次，後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後《漢書》評本，照錄一過。
《三國志》則未得評本，僅自己點讀一過，都是當作文章讀的，于史學無甚裨益。
我此時并讀《古文辭類纂》和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對于圈點，相契甚深。
我于古文，雖未緻力，然亦略知門徑，其根基實植于十五歲、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
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文學的人，對于前人良好的圈點，是極需頗殷的。
古文評本頗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終身不能自拔。
如得良好的圈點，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見，祛除淨盡，這是枝節，現且不談。
四史讀過之後，我又讀《晉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亦如其讀正續《通鑒》及《明紀》然，僅過目一次而已。
聽屠先生講後，始讀遼、金、元史，并得其餘諸史補讀。
第一次讀遍，系在二十三歲時，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讀過，并不能有所得，後來用到時，又不能不重讀。
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其實不然，我于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
《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隻兩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講考據，受《日知錄》《廿二史劄記》兩部書，和梁任公先生在雜志中發表的論文，影響最深。
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當影響；親炙而受其益的，則為丁桂徵、屠敬山兩先生。
考據并不甚難，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隻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齊全時，排比起來，自然可得一個結論。
但是對于群書的源流和體例，須有常識。
又什麼事件其中是有問題的，值得考據，需要考據，則是由于你的眼光而決定。
涉獵的書多了，自然讀一種書時，容易覺得有問題，所以講學問，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而考據成績的好壞，并不在于考據的本身。
最要不得的，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随意找一個題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題目。
自己對于這個題目，本無興趣，自亦不知其意義，材料究在何處，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請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壞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
（以類書為線索，原未始不可，若徑據類書撰述，就是笑話了。
）不該不備，既無特見，亦無體例，聚集鈔撮，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
做出來的論文，既不成其為一物，而做過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無所得，小之則浪費筆墨，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所謂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則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
此亦是枝節，擱過不談。
（此等弊病，非但中國如此，即外國亦然。
抗戰前上海《大公報》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極言之。
） 三 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 我學習曆史的經過，大略如此，現在的人，自無從再走這一條路。
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
對于現在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推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
社會的方面很多，從事于觀察的，便是各種社會科學。
前人的記載，隻是一大堆材料。
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後對于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
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幹，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
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
我嘗覺得中學以下的講授曆史，并無多大用處。
曆史的可貴，并不在于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
根據于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非中學生所能；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則與不授曆史何異？所以我頗主張中學以下的曆史，改授社會學，而以曆史為其注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曆史。
此意在戰前，曾在《江蘇教育》上發表過，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然我總覺得略知社會學的匡廓，該在治史之先。
至于各種社會科學，雖非整個的，不足以攬其全，亦不可以忽視。
為什麼呢？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于現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于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
若其對于現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隻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學問做什麼？所以對于現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
此等願望，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原；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熱情，便可濟事，必須有适當的手段，而這适當的手段，就是從社會科學裡來的。
社會的體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簡單的物事，顯豁呈露的擺在我們面前，其中深曲隐蔽之處很多，非經現代的科學家，用科學方法，仔細搜羅，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即使覺得有某項問題，亦不會知其症結之所在。
因而我們想出來的對治的方法，總像斯賓塞在《群學肄言》裡所說的：看見一個銅盤，正面凹了，就想在反面凸出處打擊一下，自以為對症發藥，而不知其結果更壞。
發行一種貨币，沒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壓迫，就是這種見解最淺顯的一個例子。
其餘類此之事還很多，不勝枚舉，而亦不必枚舉。
然則沒有科學上的常識，讀了曆史上一大堆事實的記載，又有何意義呢？不又像我從前讀書，隻是讀過一遍，毫無心得了麼？所以治史而又能以社會科學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兩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門徑。
這是現在治史學的第一要義，不可目為迂腐而忽之。
對于社會科學，既有門徑，即可進而讀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書，揀幾種略讀，除本國史外，世界各國的曆史，亦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因為現代的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國的事實，都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
既然要以彼國之事，來說明此國之事，則對于彼國既往的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
況且人類社會的狀态，總是大同小異的：其異，乃由于環境之殊，比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實之異，而彌見其原理之同。
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國拘”，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以為隻得如此，至少以為如此最好。
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而廣知各國的曆史，則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見的，何況各國的曆史，還可以互相比較呢？ 四 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 專治外國史，現在的中國，似乎還無此環境。
如欲精治中國史，則單看近人的著述，還嫌不夠，因為近人的著述，還很少能使人完全滿意的，況且讀史原宜多覓原料，不過學問的觀點，随時而異，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
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于我們為無益，而我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嘗提及。
居于今日而言曆史，其嚴格的意義，自當用現代的眼光，供給人以現代的知識，否則雖卷帙浩繁，亦隻可稱為史料而已。
中國人每喜以史籍豐富自誇，其實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隻可稱為史料豐富。
史料豐富，自然能給專門的史學家以用武之地，若用來當曆史讀，未免有些不經濟，而且覺得不适合。
但是現在還隻有此等書，那也叫沒法，我們初讀的時候，就不得不多費些功夫。
于此，昔人所謂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讀書之初，不求精詳，隻求捷速；讀書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當的價值。
閱讀之初，仍宜以編年史為首務，就《通鑒》一類的書中，任擇一種，用走馬看花之法，匆匆閱讀一遍。
此但所以求知各時代的大勢，不必過求精細。
做這一步功夫時，最好于曆史地理，能夠知道一個大概。
這一門學問，現在亦尚無适當的書，可取《方輿紀要》，讀其全書的總論和各省各府的總論。
讀時須取一種曆史地圖翻看。
這一步功夫既做過，宜取《三通考》，讀其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兵、刑十三門。
曆史的根柢是社會，單知道攻戰相殺的事是不夠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設施。
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結果（即其行與不行，行之為好為壞），其原因總還在于社會，非了解社會情形，對于一切史事，可說都不能真實了解的。
從前的史籍，對于社會情形的紀述，大覺阙乏。
雖然我們今日，仍可從各方面去搜剔出來，然而這是專門研究的事。
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
這在舊時的史籍中，惟有叙述典章制度時，透露得最多。
所以這一步工夫，于治史亦殊切要。
此兩步工夫都已做過，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餘一切史書，可以随意擇讀了。
正史材料，太覺零碎，非已有主見的人，讀之實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讀。
但在既有把握之後讀之，則其中可資取材之處正多。
正史之所以流傳至今，始終被認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廣，他書不能替代之故。
但我們之于史事，總隻能注意若幹門，必不能無所不包。
讀正史時，若能就我們所願研究的事情，留意采取，其餘則隻當走馬看花，随讀随放過，自不慮其茫無津涯了。
考據的方法，前文業經略說，此中惟古史最難。
因為和經子都有關涉，須略知古書門徑，此須别為專篇乃能詳論，非此處所能具陳。
學問的門徑，所能指出的，不過是第一步。
過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徑了。
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讀書的工夫，或替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門徑，繞掉的圈兒，亦屬不少。
現在講門徑的書多了，又有各種新興的科學為輔助，較諸從前，自可事半功倍。
況且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書上所說的事情，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
如此，則書本的記載，和閱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學問。
昔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
知此理，則閱曆所及，随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紙堆申讨生活了。
所以職業的青年，治學的環境，未必較專門讀書的青年為壞，此義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 [1].本文選自《蒿廬問學記》。
收入時有編者按：呂思勉先生一九四一年應上海《中美日報》《堡壘》副刊編者之請，在該刊的《自學講座》内，接連發表了四篇文章，詳細記述早年受教育經過。
現将全文載後。
《自述學習曆史之經過》這個标題是編者加的，四個小題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