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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廳，秦并天下，立郡縣二級之制。
漢時刺史，本非行政官。
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區域，政治上并無名稱，當時言語，則稱之為州。
後來改刺史為州牧，即沿用其稱謂。
州字至此，始成為行政區劃之名。
東晉以後，疆域縮小，而僑置的州郡日多。
州之疆域，寖至與郡無異，隋時乃并為一級。
自此州郡二字，異名同實，都系秦漢時的所謂郡。
其監司官所管的區域，則唐稱為道，宋稱為路。
元時于路之上又置行中書省。
明雖廢省設監司，其區域則仍元之舊，其名稱遂亦相沿不變。
府之稱，唐時唯長安、洛陽為然。
後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
宋代大州多升為府。
于是秦漢時所謂郡的一級，或稱為府，或稱為州。
此為明代府與直隸州并立的由來。
其直隸廳，則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駐地，而直隸于布政司者之稱。
又元時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初遂并縣入州，所以凡直隸州都無附郭縣，其不領縣的，稱為散州，就與縣無異了。
散廳則是同知、通判有駐地而仍屬于府的。
總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頗為錯雜不整。
幾乎成為五級了。
等級愈多，則下級受壓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為；上級的威權愈大，而馴緻尾大不掉。
清中葉以後，此等弊害，是十分顯著的。
縣既是古代的一國，縣令即等于國君，是不能直接辦事的，隻能指揮監督其下。
真正周詳纖悉的民政，是要靠鄉鎮以下的自治機關舉行的。
此等機關，實即周時比長、闾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等職；漢世的三老、啬夫、遊徼，尚有相當的權力，而位置亦頗高。
魏晉以後，自治廢弛，此等鄉職，非為官吏所誅求壓迫，等于厮役，即為土豪劣紳所盤踞，借以虐民，民政乃無不廢弛。
總而言之，中國政治上的制度，是務集威權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統馭，而事務因之廢弛，則置諸不問，這是曆代政治進化一貫的趨勢，所以愈到後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這是怪不得什麼一個人的。
政治的進化，自有一個隐然的趨勢在前領導着，在這趨勢未變以前，是沒有法子違逆它的。
即使有一兩個人要硬把它拗轉來，亦不旋踵而即複其舊，其而至于加甚其程度。
因為政治上有這但求防弊的趨勢，就造成了一種官僚的習氣。
官僚政治的情态是（1）不辦事，（2）但求免于督責，（3）督責所不及，便要作弊。
不辦事的方法，是（甲）推诿，（乙）延宕。
推诿是幹脆不辦。
延宕是姑且緩辦，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滅，或可留給别人辦。
官場的辦事，所以遲緩，就是為此。
但求免于督責，則最好用俗話所謂“說官話”的手段。
表面上絲毫無可指摘，實際上卻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官場的辦事，所以有名無實，即由于此。
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階級本來的性質，與其階級同生，亦必随其階級而後能同滅的。
官僚既成為一階級，自亦不能違此公例。
所以官僚階級的營私舞弊，侵削國與民以自利，是隻能随監督力量的強弱而深淺其程度的，性質則不能改變，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
作事的但求卸責，及監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國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國相同，但其官制受過資本主義的洗禮，組織要靈活些，監督也要嚴密些，所以作弊要難些，辦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質則無異。
以上所說的是立法，至于用人，則向來視為拔取人材之途的，是學校與科舉。
學校在官辦的情形下，自然不會認真。
倒不如科舉，還有一日之短長可憑。
科舉遂成積重之勢，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優其出身。
然科舉則所學非所用。
從前的科舉，取中之後，是要給他官做的，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
然其所考的，則唐朝為詩賦和帖經、墨義，宋朝則廢帖經而改墨義為大義，帖經、墨義之式，見于《文獻通考·選舉考》。
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背誦注語，和現在學校中舊式考試，專重記憶的一般。
此乃受當時治學方法的影響。
因為當時人的治經，本是以記憶為貴的。
都是和做官無幹的。
自宋以前，詩賦及經義，迄分為兩科，元以後複合為一。
元、明時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古賦、诏、诰、表等，均系辭章性質。
清朝雖去之，将四書五經義于頭二場分試，然頭場試詩一首，仍須懂得辭章。
其事實非普通人所能為。
明、清以來，遂專注重于幾篇四書義，而其餘都不過敷衍了事。
而四書義的格式，又經明太祖和劉基制定，是要代聖賢立言的。
因此，遂生出不許用後世事的條件。
明清兩代，科場所試的經義，體制相同。
以其本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稱為制義，又稱為制藝，其體制頗為特别。
中國的對偶文字，是句與句相對，此則段與段相對。
其嚴整的格式：除起處先以兩句總括題旨，謂之破題；又以數語續加申說，謂之承題；再以一段總括題義，謂之起講外，以下的文字，須分作八段。
第一段與第二段，第三段與第四段，第五段與第六段，第七段與第八段相對。
除起講之後，有數單語，謂之入手；每兩段之後，可以有數單語，謂之出落；結筆又可用數單語，謂之落下外，其餘都須兩兩相對。
後來雖有變通，大體相去總不甚遠。
此種文體，本已特别，非專門學習不可。
後來出題目的，又務求其難，如其所謂虛小題。
虛題，有專取兩個虛字，以為題目的。
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之“必先”二字為題。
小題中的截上，将上文截去；截下則将下文截去；截搭則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此等題目，本非連上下文不可解，而文字的表面上，卻不許涉及上下文，謂之犯上，犯下。
截搭題則做六股，前兩股說上句，其中須隐藏下句的意義，或硬嵌入其字面，謂之釣。
後二股做下句，對于上句亦然，謂之挽。
中聞兩股，則從上句說到下句，謂之渡。
大題有出至十餘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話，而文中不許各章分說，硬要想出一個法子來，把它聯成一片，謂之串做。
諸如此類，都是非法之法，單明白事理的人，不會就懂得的，所以非專門學習不可。
此等非法之法，是很多的。
以上所舉，不過大略。
所以學之頗費時間。
天資中等的人，就可以窮老盡氣了。
以上所說的，系屬後來的流弊。
其（1）段與段相對，（2）不準自己說話，而要代書中的人立言，則初立法時已然，此二者可謂八股文的特色，為此種文體所由成，即此已與普通事理不合，非專門學習，不會懂得了。
應科舉的人，本來是不講學問，隻求會做應試文字的。
應試文字，當其立法之初，雖亦想藉此以觇所試的人的學識，然其結果，往往另成為一種文字。
無學識的人，經過一定的學習，亦可以寫得出來，有學識的人，沒有學習，亦覺無從下手，應舉文字至此，遂全與學識無幹。
而況加以這一種限制，使其更便于空疏呢？近世學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舉制度，不能不說有很大的關系。
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系的。
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于浮華。
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于迂腐。
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
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于此。
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
而清朝從中葉以後，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
于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
而仕途的擁擠，又逼着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拾了。
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
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铨選。
铨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鑒。
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
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
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鑒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
但這是以操铨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
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鑒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
從注重衡鑒，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
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
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
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
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
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
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
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于朝局。
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
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
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曆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系為名為利。
加以懲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争必不可以力勝。
隻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将無所藉以鼓動群衆，其技即将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
清朝承明代黨争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
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于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
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辭章考據。
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
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隻緻力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
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
既無以自足于内，則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
所以财政實為庶政的命脈。
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講的。
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财政亦極窳敝。
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
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
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
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縣丁額，設法攤派于有田之家，謂之丁随糧行。
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
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将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幹。
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并不會随人口而增加。
清聖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将丁銀攤入地糧了。
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并為一。
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
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于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内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
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于是乎有兵刑。
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隻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饷，其實并無戰鬥力。
這是由于承平時代，并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内亂。
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着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産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标，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内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
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複不能整頓。
所以在曆史上，往往内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
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
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
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
其所由然：（1）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
（2）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
于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
（3）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并沒有能夠根本鏟除。
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于社會的。
（4）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
此項弊窦，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
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
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于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
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
五口通商以後，西人藉口于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
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
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志》，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
有一個人，喚做鄭念祖，雇一兖州人種園。
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
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
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隻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
其結果，兖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
于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兖州。
李兆洛是常州人。
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
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
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并不一律。
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曆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
所以其情形如此。
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
這因（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于天災。
（2）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
（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
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
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
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亦或成為亂源。
工業：大抵是
漢時刺史，本非行政官。
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區域，政治上并無名稱，當時言語，則稱之為州。
後來改刺史為州牧，即沿用其稱謂。
州字至此，始成為行政區劃之名。
東晉以後，疆域縮小，而僑置的州郡日多。
州之疆域，寖至與郡無異，隋時乃并為一級。
自此州郡二字，異名同實，都系秦漢時的所謂郡。
其監司官所管的區域，則唐稱為道，宋稱為路。
元時于路之上又置行中書省。
明雖廢省設監司，其區域則仍元之舊，其名稱遂亦相沿不變。
府之稱，唐時唯長安、洛陽為然。
後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
宋代大州多升為府。
于是秦漢時所謂郡的一級，或稱為府，或稱為州。
此為明代府與直隸州并立的由來。
其直隸廳，則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駐地，而直隸于布政司者之稱。
又元時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初遂并縣入州，所以凡直隸州都無附郭縣，其不領縣的，稱為散州，就與縣無異了。
散廳則是同知、通判有駐地而仍屬于府的。
總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頗為錯雜不整。
幾乎成為五級了。
等級愈多，則下級受壓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為；上級的威權愈大，而馴緻尾大不掉。
清中葉以後，此等弊害，是十分顯著的。
縣既是古代的一國，縣令即等于國君，是不能直接辦事的，隻能指揮監督其下。
真正周詳纖悉的民政，是要靠鄉鎮以下的自治機關舉行的。
此等機關，實即周時比長、闾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等職；漢世的三老、啬夫、遊徼，尚有相當的權力，而位置亦頗高。
魏晉以後，自治廢弛，此等鄉職，非為官吏所誅求壓迫，等于厮役，即為土豪劣紳所盤踞，借以虐民，民政乃無不廢弛。
總而言之，中國政治上的制度，是務集威權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統馭，而事務因之廢弛，則置諸不問，這是曆代政治進化一貫的趨勢，所以愈到後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這是怪不得什麼一個人的。
政治的進化，自有一個隐然的趨勢在前領導着，在這趨勢未變以前，是沒有法子違逆它的。
即使有一兩個人要硬把它拗轉來，亦不旋踵而即複其舊，其而至于加甚其程度。
因為政治上有這但求防弊的趨勢，就造成了一種官僚的習氣。
官僚政治的情态是（1）不辦事，（2）但求免于督責，（3）督責所不及，便要作弊。
不辦事的方法，是（甲）推诿，（乙）延宕。
推诿是幹脆不辦。
延宕是姑且緩辦，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滅，或可留給别人辦。
官場的辦事，所以遲緩，就是為此。
但求免于督責，則最好用俗話所謂“說官話”的手段。
表面上絲毫無可指摘，實際上卻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官場的辦事，所以有名無實，即由于此。
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階級本來的性質，與其階級同生，亦必随其階級而後能同滅的。
官僚既成為一階級，自亦不能違此公例。
所以官僚階級的營私舞弊，侵削國與民以自利，是隻能随監督力量的強弱而深淺其程度的，性質則不能改變，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
作事的但求卸責，及監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國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國相同，但其官制受過資本主義的洗禮，組織要靈活些，監督也要嚴密些，所以作弊要難些，辦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質則無異。
以上所說的是立法，至于用人，則向來視為拔取人材之途的，是學校與科舉。
學校在官辦的情形下，自然不會認真。
倒不如科舉，還有一日之短長可憑。
科舉遂成積重之勢，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優其出身。
然科舉則所學非所用。
從前的科舉，取中之後，是要給他官做的，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
然其所考的，則唐朝為詩賦和帖經、墨義，宋朝則廢帖經而改墨義為大義，帖經、墨義之式，見于《文獻通考·選舉考》。
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背誦注語，和現在學校中舊式考試，專重記憶的一般。
此乃受當時治學方法的影響。
因為當時人的治經，本是以記憶為貴的。
都是和做官無幹的。
自宋以前，詩賦及經義，迄分為兩科，元以後複合為一。
元、明時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古賦、诏、诰、表等，均系辭章性質。
清朝雖去之，将四書五經義于頭二場分試，然頭場試詩一首，仍須懂得辭章。
其事實非普通人所能為。
明、清以來，遂專注重于幾篇四書義，而其餘都不過敷衍了事。
而四書義的格式，又經明太祖和劉基制定，是要代聖賢立言的。
因此，遂生出不許用後世事的條件。
明清兩代，科場所試的經義，體制相同。
以其本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稱為制義，又稱為制藝，其體制頗為特别。
中國的對偶文字，是句與句相對，此則段與段相對。
其嚴整的格式：除起處先以兩句總括題旨，謂之破題；又以數語續加申說，謂之承題；再以一段總括題義，謂之起講外，以下的文字，須分作八段。
第一段與第二段，第三段與第四段，第五段與第六段，第七段與第八段相對。
除起講之後，有數單語，謂之入手；每兩段之後，可以有數單語，謂之出落；結筆又可用數單語，謂之落下外，其餘都須兩兩相對。
後來雖有變通，大體相去總不甚遠。
此種文體，本已特别，非專門學習不可。
後來出題目的，又務求其難，如其所謂虛小題。
虛題，有專取兩個虛字，以為題目的。
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之“必先”二字為題。
小題中的截上，将上文截去；截下則将下文截去；截搭則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此等題目，本非連上下文不可解，而文字的表面上，卻不許涉及上下文，謂之犯上，犯下。
截搭題則做六股，前兩股說上句，其中須隐藏下句的意義，或硬嵌入其字面，謂之釣。
後二股做下句，對于上句亦然，謂之挽。
中聞兩股，則從上句說到下句，謂之渡。
大題有出至十餘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話，而文中不許各章分說，硬要想出一個法子來，把它聯成一片，謂之串做。
諸如此類，都是非法之法，單明白事理的人，不會就懂得的，所以非專門學習不可。
此等非法之法，是很多的。
以上所舉，不過大略。
所以學之頗費時間。
天資中等的人，就可以窮老盡氣了。
以上所說的，系屬後來的流弊。
其（1）段與段相對，（2）不準自己說話，而要代書中的人立言，則初立法時已然，此二者可謂八股文的特色，為此種文體所由成，即此已與普通事理不合，非專門學習，不會懂得了。
應科舉的人，本來是不講學問，隻求會做應試文字的。
應試文字，當其立法之初，雖亦想藉此以觇所試的人的學識，然其結果，往往另成為一種文字。
無學識的人，經過一定的學習，亦可以寫得出來，有學識的人，沒有學習，亦覺無從下手，應舉文字至此，遂全與學識無幹。
而況加以這一種限制，使其更便于空疏呢？近世學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舉制度，不能不說有很大的關系。
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系的。
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于浮華。
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于迂腐。
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
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于此。
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
而清朝從中葉以後，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
于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
而仕途的擁擠，又逼着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拾了。
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
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铨選。
铨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鑒。
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
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
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鑒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
但這是以操铨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
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鑒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
從注重衡鑒，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
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
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
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
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
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
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
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于朝局。
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
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
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曆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系為名為利。
加以懲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争必不可以力勝。
隻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将無所藉以鼓動群衆，其技即将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
清朝承明代黨争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
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于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
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辭章考據。
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
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隻緻力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
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
既無以自足于内，則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
所以财政實為庶政的命脈。
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講的。
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财政亦極窳敝。
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
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
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
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縣丁額，設法攤派于有田之家，謂之丁随糧行。
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
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将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幹。
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并不會随人口而增加。
清聖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将丁銀攤入地糧了。
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并為一。
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
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于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内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
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于是乎有兵刑。
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隻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饷，其實并無戰鬥力。
這是由于承平時代，并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内亂。
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着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産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标，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内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
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複不能整頓。
所以在曆史上，往往内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
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
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
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
其所由然：（1）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
（2）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
于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
（3）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并沒有能夠根本鏟除。
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于社會的。
（4）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
此項弊窦，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
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
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于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
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
五口通商以後，西人藉口于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
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
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志》，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
有一個人，喚做鄭念祖，雇一兖州人種園。
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
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
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隻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
其結果，兖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
于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兖州。
李兆洛是常州人。
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
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
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并不一律。
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曆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
所以其情形如此。
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
這因（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于天災。
（2）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
（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
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
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
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亦或成為亂源。
工業：大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