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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愧色，就是一個确切的證據。
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優劣。
文化為什麼會有優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環境的工具，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
文化既經造成以後，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
文化是無所謂優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對付各種不同的環境。
但是環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麼快。
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為什麼變遷得不會有環境這麼快呢？那是由于，（1）大多數人，總隻會蹈常習故。
審察環境的變遷，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變遷的，總隻有少數人。
（2）而我們現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境變遷的情形，制定人類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隻是蹈常習故。
古希臘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系如此。
《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
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
”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缪。
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
在廣土衆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
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适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衆人以适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衆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
我們的誤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于研究。
（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
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适宜。
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
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适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
于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
（3）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衆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
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衆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
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
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
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藉舊制度為護符的。
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
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适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
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
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
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所謂環境，其中本隻包含自然的成分。
此系就理論上言，勿泥。
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後，文化就成為環境中的一個因素了。
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
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
在短期内，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
人為的因素則不然。
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
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
文化是有傳播性質的，即甲社會控制環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
此其相互之間，較優的社會，往往欣然願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恒欣然樂于接受。
此等現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無解釋的方法。
人心之不可改變，等于人體之不可改變。
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實二者原系一事。
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
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
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
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适宜與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于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制環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
若不為環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時間盡着延長，是沒有什麼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
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境的劇變，恒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域交通之時。
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
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域，和别一區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并不能使該區域中的文化，發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
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境，為之改變，達于非改變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
不達于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幹。
準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系，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
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産的組織，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範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壞了。
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後世所追慕，而想要恢複他，因為昔人不明于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
不過在兩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征信罷了。
而終于無成。
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後，我們遂認現社會的組織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
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于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
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适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後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
發達到後來，離現實太遠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
然其第一時期以觀念為根本，第二時期承認現社會的組織為天經地義，還是一樣的。
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并不起什麼變化。
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産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局改變。
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
其影響亦及于中國。
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于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系。
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
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麼要進為較大的大國？較大的國家為什麼要進為統一的大國？統一以後，為什麼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
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
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
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于今而猶未已。
轉變，偉大的轉變！ 要講中國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現在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說其大略。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
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
隻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随階級而興起的。
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
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
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
所謂官僚，是合（1）官；（2）士，即官的預備軍；（3）輔助官的人，又分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4）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子）紳士，（醜）豪民。
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
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嘗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
然而總隻是少數。
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隻有中庸是常态。
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
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人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
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
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
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
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
然中國地大人衆，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
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借此機會，以剝民而自利。
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
在中國曆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幹涉政策，就不免弊餘于利，就是為此。
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試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古的大國，皇帝的尊嚴，可謂并時無二，然其與臣下的隔絕亦特甚。
現在世界上，固有版圖更大于中國的國家，然合最古和最大兩條件言之，則中國實為世界第一。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曾說：中國人所見外國有君主，往往臆想，以為亦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歐洲小國的君主，時常步行出宮，人民見之，脫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禮，較之中國州縣官，出有儀衛的，還覺得平易近人得多呢。
中國君主的尊嚴，乃由其地大人衆，而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不得不隔絕，隔絕得厲害，自然覺得其尊嚴了。
再加曆史上的制度和事實，都是向這一方面進行的。
所以曆時愈久，尊嚴愈甚，而其隔絕亦愈甚。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其地位亦頗尊嚴的。
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于尚書。
曹魏以後，又移于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
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
後來兩省長官，不複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
其事務，則合議于政事堂。
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于中書省。
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
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
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
清代，内閣之權，又漸移于軍機處。
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桓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恒日張。
内閣至清代，已成為政治上正式的機關。
軍機處則不過是一個差事，和末年的練兵處、學務處一樣。
外官：秦漢時的縣，實為古代的一國，此乃自然發達而成的一個政治單位。
五等之封，在經學上，今古文立說不同。
今文之說，見于《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大國百裡，次國七十裡，小國五十裡，此乃自然的趨勢所發達而成的政治單位。
《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承秦制，縣大率方百裡，即是将此等政治區域，改建而成的。
古文之說，見《周官·職方氏》，公之地方五百裡，侯、伯、子、男，遞減百裡，乃根據東周以來的事實立說的。
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裡者五，就是《周官》所說的公國了。
此等國中，實包含許多政治單位，而其自身并非一個政治單位。
更大的國，如晉、楚、齊、秦等，就更不必說了。
大率方百裡為一政治單位，實從春秋以後，直到現在，未曾有根本變更。
因為縣這一個區域，從來沒變動過。
郡本是設在邊陲之地，以禦外侮的，與縣各自獨立，不相統屬。
後來大約因其兵備充足，縣須仰賴其保護，乃使之隸屬于郡，然仍隻是邊陲之地。
戰國時，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等，均在沿邊之地。
秦始皇滅六國，因其民未心服，覺得到處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以郡統縣，始成為普遍的制度。
此時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權，又怕其太大，乃設監察禦史，漢朝則遣刺史監察之。
漢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沒有一定的駐所；其人的資格和官位，都遠較太守為低。
所察以诏書所列舉的六條為限，不外乎太守的（1）失職，（2）濫用威權，（3）依附豪強，其他概非所問，真是一個純粹的監察官。
唐宋以後的監司官，就不能如此了。
然即使把它算作行政官，也還隻有三級。
至元代，乃又于其上設一中書行省。
明雖廢之而改設布政、按察兩司，其區域則仍元行省之舊。
至清代，督撫又成為常設的官，而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又漸失其原來的性質，而俨若在司府之間，自成一級。
于是合（1）督撫，（2）司，（3）道，（4）府、直隸州廳，（5）縣、散
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優劣。
文化為什麼會有優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環境的工具，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
文化既經造成以後，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
文化是無所謂優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對付各種不同的環境。
但是環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麼快。
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為什麼變遷得不會有環境這麼快呢？那是由于，（1）大多數人，總隻會蹈常習故。
審察環境的變遷，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變遷的，總隻有少數人。
（2）而我們現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境變遷的情形，制定人類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隻是蹈常習故。
古希臘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系如此。
《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
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
”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缪。
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
在廣土衆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
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适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衆人以适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衆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
我們的誤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于研究。
（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
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适宜。
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
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适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
于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
（3）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衆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
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衆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
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
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
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藉舊制度為護符的。
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
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适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
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
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
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所謂環境，其中本隻包含自然的成分。
此系就理論上言，勿泥。
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後，文化就成為環境中的一個因素了。
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
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
在短期内，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
人為的因素則不然。
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
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
文化是有傳播性質的，即甲社會控制環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
此其相互之間，較優的社會，往往欣然願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恒欣然樂于接受。
此等現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無解釋的方法。
人心之不可改變，等于人體之不可改變。
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實二者原系一事。
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
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
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
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适宜與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于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制環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
若不為環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時間盡着延長，是沒有什麼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
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境的劇變，恒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域交通之時。
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
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域，和别一區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并不能使該區域中的文化，發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
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境，為之改變，達于非改變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
不達于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幹。
準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系，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
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産的組織，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範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壞了。
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後世所追慕，而想要恢複他，因為昔人不明于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
不過在兩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征信罷了。
而終于無成。
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後，我們遂認現社會的組織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
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于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
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适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後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
發達到後來，離現實太遠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
然其第一時期以觀念為根本，第二時期承認現社會的組織為天經地義，還是一樣的。
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并不起什麼變化。
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産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局改變。
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
其影響亦及于中國。
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于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系。
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
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麼要進為較大的大國？較大的國家為什麼要進為統一的大國？統一以後，為什麼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
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
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
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于今而猶未已。
轉變，偉大的轉變！ 要講中國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現在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說其大略。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
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
隻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随階級而興起的。
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
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
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
所謂官僚，是合（1）官；（2）士，即官的預備軍；（3）輔助官的人，又分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4）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子）紳士，（醜）豪民。
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
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嘗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
然而總隻是少數。
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隻有中庸是常态。
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
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人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
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
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
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
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
然中國地大人衆，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
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借此機會，以剝民而自利。
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
在中國曆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幹涉政策，就不免弊餘于利，就是為此。
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試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古的大國，皇帝的尊嚴，可謂并時無二，然其與臣下的隔絕亦特甚。
現在世界上，固有版圖更大于中國的國家，然合最古和最大兩條件言之，則中國實為世界第一。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曾說：中國人所見外國有君主，往往臆想，以為亦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歐洲小國的君主，時常步行出宮，人民見之，脫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禮，較之中國州縣官，出有儀衛的，還覺得平易近人得多呢。
中國君主的尊嚴，乃由其地大人衆，而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不得不隔絕，隔絕得厲害，自然覺得其尊嚴了。
再加曆史上的制度和事實，都是向這一方面進行的。
所以曆時愈久，尊嚴愈甚，而其隔絕亦愈甚。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其地位亦頗尊嚴的。
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于尚書。
曹魏以後，又移于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
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
後來兩省長官，不複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
其事務，則合議于政事堂。
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于中書省。
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
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
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
清代，内閣之權，又漸移于軍機處。
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桓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恒日張。
内閣至清代，已成為政治上正式的機關。
軍機處則不過是一個差事，和末年的練兵處、學務處一樣。
外官：秦漢時的縣，實為古代的一國，此乃自然發達而成的一個政治單位。
五等之封，在經學上，今古文立說不同。
今文之說，見于《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大國百裡，次國七十裡，小國五十裡，此乃自然的趨勢所發達而成的政治單位。
《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承秦制，縣大率方百裡，即是将此等政治區域，改建而成的。
古文之說，見《周官·職方氏》，公之地方五百裡，侯、伯、子、男，遞減百裡，乃根據東周以來的事實立說的。
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裡者五，就是《周官》所說的公國了。
此等國中，實包含許多政治單位，而其自身并非一個政治單位。
更大的國，如晉、楚、齊、秦等，就更不必說了。
大率方百裡為一政治單位，實從春秋以後，直到現在，未曾有根本變更。
因為縣這一個區域，從來沒變動過。
郡本是設在邊陲之地，以禦外侮的，與縣各自獨立，不相統屬。
後來大約因其兵備充足，縣須仰賴其保護，乃使之隸屬于郡，然仍隻是邊陲之地。
戰國時，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等，均在沿邊之地。
秦始皇滅六國，因其民未心服，覺得到處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以郡統縣，始成為普遍的制度。
此時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權，又怕其太大，乃設監察禦史，漢朝則遣刺史監察之。
漢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沒有一定的駐所；其人的資格和官位，都遠較太守為低。
所察以诏書所列舉的六條為限，不外乎太守的（1）失職，（2）濫用威權，（3）依附豪強，其他概非所問，真是一個純粹的監察官。
唐宋以後的監司官，就不能如此了。
然即使把它算作行政官，也還隻有三級。
至元代，乃又于其上設一中書行省。
明雖廢之而改設布政、按察兩司，其區域則仍元行省之舊。
至清代，督撫又成為常設的官，而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又漸失其原來的性質，而俨若在司府之間，自成一級。
于是合（1）督撫，（2）司，（3）道，（4）府、直隸州廳，（5）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