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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之學術思想
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開始發達的時代。
這時代的學術分為許多派，互相辯論，各有特色，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實在是很有價值的。
近來的人，都說春秋戰國，是我國學術思想，最為發達的時代，後世都比不上他，這話也未必然。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固然有各專一門，各極高深的長處；也有偏執己見，不了解他人的立場的毛病。
譬如墨子的主張節儉，自因為當時貴族奢侈，人民窮困之故。
社會窮困之時，應得節儉，是從古以來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
莊子卻說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則坐視着凍餓的人凍餓，你還是奢侈你的，撫心自問，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說有好政治，窮是不足為患的。
墨子何嘗說窮是最後的憂患？天然的憂患？不過在當時困窮的情形之下，節儉就是最好的政治罷了。
這不過舉其一端，其餘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
總而言之：當時學術的能彀分争角立，互相辯論，固然有其好處；然亦因其在初興之時，彼此的立場，未能互相了解之故。
到後世，沒有這種激烈的辯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會上通行得久了，各種學問的所長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麼激烈的辯論。
我們試看：《史記》的末一篇《自序》載他父親司馬談論陰陽、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話，以及《漢書·藝文志》論各家的話，大都有褒有貶。
其所褒貶，大緻可說是得當的，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隻說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發達，有光采的時代，不說他是最好的時代。
我們現在，要研究這時代的學術思想，自然得先研究這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在哪裡呢？我以為左列兩端，是其很重要的。
（1）封建政體破壞了，貴族變為平民，向來官僚的學術，變為私家的學術。
（2）社會變動劇烈，人民也困苦了，國家也危險了，仁人君子目擊心傷，都想設法挽救，于是不得不研究學術。
學術是歸納若幹事物所得到的原理、原則。
前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二人，替漢朝的王室，整理書籍，編纂目錄，因而推論古代學術的源流派别，著成一部書目，名為《七略》。
《七略》中《輯略》是自述編輯之意的，不是書目。
此外《六藝略》是經書，實在就是諸子中儒家的書。
《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都是當時各種專門之學。
《詩賦略》是文學書。
《七略》這部書，現在已沒有了，可是《漢書·藝文志》，大概是根據他的。
這是中國最古的書目，也是中國人最早統論學術源流派别之作。
據他所推論，春秋、戰國時的學術，其根源，都出于一種“官守”。
這話雖無證據，卻也有相當理由。
因為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而做一種官，就有一種經驗。
其初不過粗引其端，後來世變日亟，根據舊有的學識，以觀察世間的事物，因舊有的見解不同，所注重觀察的方面，也自然不同。
注重觀察的方面不同，其所成就，自更因之而異了。
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所以發生派别的原因。
然則當時的學術派别，是怎樣的呢？一一列舉，未免太煩。
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家重要的來說說。
其（1）是儒家。
儒家是出于司徒之官的。
司徒是主教化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也重德化而輕刑罰，而尤注重于人倫及道德。
其（2）是道家。
道家是主張放任主義的。
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民自化。
他覺得後世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系，沖突得太利害了，遠不如上古時代，渾渾噩噩的好，所以慨想到“小國寡民”之世。
他又以為一切事總是循環的。
恃強的人，終必吃虧。
所以他在應付的手段上，主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
其（3）是墨家。
古代社會，離共産之世未遠，人民的貧富，本來相差不甚利害。
享用的多少，也當合全社會而通籌。
譬如到荒年，就大家的吃用，都要減省，雖天子亦是如此。
譬如《禮記·王制》說：三年要儲蓄一年的糧食。
到三十年，就有十年的儲蓄，雖然荒年，百姓也不怕饑餓了，到這時候，天子才好天天殺牲，作樂的吃飯。
古代各種禮節，到荒年時候，大抵另有減省的辦法。
如《禮記·曲禮》篇所說：荒年，君就不能吃動物的肺，大夫就不能吃粱（粱和肺，是當時以為美食的），就是一個例子。
到春秋、戰國時代，就大不然了。
貴族的奢侈愈甚，則其對于人民的剝削也愈甚。
還要争城争地，打個不已。
人民就無所措手足了。
墨子是“背周道用夏政”的，所取法的，是較古的治法，所以主張節用和非攻。
其（4）是法家。
當競争劇烈之世，必須用整齊嚴肅的法度，以訓練其人民。
而在戰國以前，特權階級是貴族。
貴族各顧其私，其利益，就上不與國合，下不與民同，更須有一種法子去駕馭他。
法家就是應于這兩種需要而發生的。
他訓練人民的法子，謂之“法”，督察貴族的手段謂之“術”。
見《韓非子·定法》篇。
以上四家，是和社會政治，關系最大的。
此外，研究哲學、論理學的，則有名家。
根據天文、曆法，以推求宇宙的原理的，則有陰陽家。
講求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
講求外交的策略的有縱橫家。
講求種植之法的有農家。
講求醫學的，有醫經、經方等家。
醫經是醫學，經方是藥物學。
總而言之，從古相傳的學術思想，到這時代，分途并進，各自發揚其光輝。
所以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我國學術思想，很有光采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對于社會，有怎樣的影響呢？這個又可分三方面說。
（1）政治上。
儒家的崇尚德化，道家的清靜無為，法家的整齊嚴肅，對于後世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墨家的非攻、節用，也不能說沒有影響的。
曆代開創之初，國用常取節儉主義。
就守成的賢君，也是如此。
中國曆代，都不喜歡侵掠他國，用兵總是自守時多，有時攻擊他國，亦是怕他養成氣力，将為大患之故，還是攻勢的守禦。
間有以一兩個人的野心，而從事于侵略的，總要大受輿論的非難。
這都可以說是受墨子的影響。
（2）哲學上。
我們最古的哲學思想，是對于宇宙萬物，為一種玄學的說明的。
陰陽、五行等說，很可以代表這時代的思想。
這種思想，到後來，不甚受人家的重視。
隻有少數的數術家，根據着此等說法，以研究哲理罷了。
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是切于人事的。
其最為深入于國民心坎的，則為儒家的“易”和“中庸”兩種思想，道家的尊重自然的思想。
中國人所以最不固執；最容易改革；凡事不走極端；不主張強為。
可說都是深受古代學術思想的影響的。
（3）社會上。
春秋戰國的學術，對于社會影響最深的，可以說是孔子的人倫日用之教。
人人都覺得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幫助，互相親愛；而日用尋常之間，亦必事事求其合理。
做好人正不必好高骛遠，就目前的境地，人人可以做得的。
都是受此種思想的影響。
次之則道家的委心任運，與世無争，似乎對于社會的心理，影響也很大。
以上不過舉其最大的，其餘較小的影響，自然是列舉之而不能盡。
總而言之，一種學術思想，既經盛行一時，到後來雖若成為過去，其實早已深入人人心中，成為構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了。
這是曆代的學術思想，都是如此的。
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其年代較早，其影響于國民的性格，和社會上的事實，自然更深，所以這時代的學術思想，實在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淵源。
（選自《呂思勉文集·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初中标準教本本國史》第八章） 鴉片戰争前之國内情形 中國既遭遇曠古未有之變局，是時之情形如何，自應加以檢讨，今分社會及政治兩方面述之。
社會方面：（1）中國人對外之觀念，本屬寬大。
《尚書大傳》述越裳氏來朝，周公謂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貢贽，此為古代之見解。
降及漢代，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不欲其受臣禮，猶沿此等見解之舊。
自五胡亂華，中國人頗受其壓迫，對外之觀念稍變。
遼、金侵入，漢人之受壓迫彌深，見解之變亦彌甚，遂有所謂尊王攘夷之說。
尊王攘夷之觀念，發生于北宋之世，實晚唐時裂冠毀冕之反響，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觀念益形發達。
胡安國之《春秋傳》，可以為其代表。
對外之觀念，寖流于偏狹。
（2）且民族主義，須有智識以行之。
民族主義，推至極端，實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
而宋學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舉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無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幾與愚民無異。
（A）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風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勞民傷财，妄事開拓，實無益而有損，故以勤遠略為戒。
然後世（甲）防禦，（乙）防禦性質之攻戰及要點之據守，則迥非其倫矣。
乃至清代，西人東來後，有以講究邊防，研求外情之說進者，迂儒猶以為勤遠略而反對之。
（B）又如古代工業，墨守成規，而其時社會，嚴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之說。
歐西機械，或益民用，或資國防，迥非其倫，乃亦以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對。
此等锢蔽之見解，深入其心，加以（子）外力之壓迫，（醜）宗教之畏惡，動于感情，劫于群衆，其見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彌甚。
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誘導，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機之啟辟甚難，仇外之風潮屢起。
政治方面，則以概沿閉關時代之舊，于競争極不适宜。
其最甚者，（1）行政機關組織之不善，蓋自貴族階級崩潰以後，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階級之性質，恒欲剝削他階級以自利，君主之責任，則在調和兩者之間，而求其平衡，故為治最要之義，在能監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發達。
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無治民之官，則無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廢矣。
況于真正辦事者，尚非官吏，而實為人民自己。
近代親民之官，必稱州縣，州指散州言。
實即古代之國君，僅能指揮監督，而不能真辦事，何者？勢有不及，力亦不給也。
真辦事者，實惟縣以下之自治職，而（a）官吏每向此等人壓迫，以圖自利。
（b）又平民生活，極為痛苦，其狡猾者，乃與官僚階級相結托，以魚肉平民。
于是地方自治之職，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壓迫，淪于厮養，自治之權，漸入土豪劣紳之手，凡有興作，無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靜不擾為惟一之方術，寖至百事皆廢，其或迫于時勢，必須有所舉辦，亦皆有名無實，所謂紙面上有，實際則無也。
（A）政治組織機關之壞，至清代而達于極點，因①督撫，②藩臬，③自藩臬分出之道，④府直隸州廳，⑤縣及散州廳，實際乃有五級，抑壓甚而展布難，親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覺不給，況乎非法之伺應而婪索多耶？（B）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靜，不肯擢用奇才異能及年少有為之士，而專以例督責其下。
此由鑒于明代之弊而然。
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權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興作益難。
（2）至于為官吏之人，則以正途為尚。
（甲）明清兩代，所謂正途者，率由科舉出身，科舉本屬良法，惟在唐宋時代，已不能盡切于實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為一，事實上科舉已非普通人所能應，乃不得不放棄一切，而隻看幾篇四書文，而其所謂四書文者，又别成為一種奇異而不合理之體制。
即四書亦不必真通，而其體制，卻頗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
（乙）清代又因籌款屢次開捐，末年更裁減其價，以廣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雜。
其知識及道德水準，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壞，職此之由。
（3）以兵力論，則（A）中國承平時代，隻可謂之無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會神以赴之。
若其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時，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于腐敗者也。
此為心理作用，受時勢之支配，無可如何之事。
曆代注重軍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雖雲腐敗，兵額尚能勉強維持。
清代則文恬武嬉，兵額多缺，而為武員侵蝕其饷。
存者亦不操練，一以武員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為兵者不得不兼營他業以自治，更無操練之餘暇也。
（B）近代火器發明，實非人力所能敵，亦為兵事上一大變。
（4）兵事如此，（甲）邊防自更廢弛，（乙）對于藩屬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
（五）又中國近代，富力與西洋各國相差太遠，社會經濟落伍，賦稅之瘠薄随之。
清代經常收入，恒不過四千數百萬，即其末造，亦不過七八千萬，尚安能有所舉措耶？ 在此情勢之下，不能不遭一時之困難也決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百年史概說》第三章） 中國政治與中國社會 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适宜則興盛，不适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然則人與環境，為什麼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适應環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适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境，使與自己适合。
所以人類不但能适應環境，還能控制環境。
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
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
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
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并無不同。
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代并無不同。
不論如何野蠻社會裡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
這時代的學術分為許多派，互相辯論，各有特色，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實在是很有價值的。
近來的人，都說春秋戰國，是我國學術思想，最為發達的時代，後世都比不上他，這話也未必然。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固然有各專一門，各極高深的長處；也有偏執己見，不了解他人的立場的毛病。
譬如墨子的主張節儉，自因為當時貴族奢侈，人民窮困之故。
社會窮困之時，應得節儉，是從古以來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
莊子卻說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則坐視着凍餓的人凍餓，你還是奢侈你的，撫心自問，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說有好政治，窮是不足為患的。
墨子何嘗說窮是最後的憂患？天然的憂患？不過在當時困窮的情形之下，節儉就是最好的政治罷了。
這不過舉其一端，其餘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
總而言之：當時學術的能彀分争角立，互相辯論，固然有其好處；然亦因其在初興之時，彼此的立場，未能互相了解之故。
到後世，沒有這種激烈的辯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會上通行得久了，各種學問的所長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麼激烈的辯論。
我們試看：《史記》的末一篇《自序》載他父親司馬談論陰陽、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話，以及《漢書·藝文志》論各家的話，大都有褒有貶。
其所褒貶，大緻可說是得當的，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隻說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發達，有光采的時代，不說他是最好的時代。
我們現在，要研究這時代的學術思想，自然得先研究這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在哪裡呢？我以為左列兩端，是其很重要的。
（1）封建政體破壞了，貴族變為平民，向來官僚的學術，變為私家的學術。
（2）社會變動劇烈，人民也困苦了，國家也危險了，仁人君子目擊心傷，都想設法挽救，于是不得不研究學術。
學術是歸納若幹事物所得到的原理、原則。
前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二人，替漢朝的王室，整理書籍，編纂目錄，因而推論古代學術的源流派别，著成一部書目，名為《七略》。
《七略》中《輯略》是自述編輯之意的，不是書目。
此外《六藝略》是經書，實在就是諸子中儒家的書。
《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都是當時各種專門之學。
《詩賦略》是文學書。
《七略》這部書，現在已沒有了，可是《漢書·藝文志》，大概是根據他的。
這是中國最古的書目，也是中國人最早統論學術源流派别之作。
據他所推論，春秋、戰國時的學術，其根源，都出于一種“官守”。
這話雖無證據，卻也有相當理由。
因為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而做一種官，就有一種經驗。
其初不過粗引其端，後來世變日亟，根據舊有的學識，以觀察世間的事物，因舊有的見解不同，所注重觀察的方面，也自然不同。
注重觀察的方面不同，其所成就，自更因之而異了。
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所以發生派别的原因。
然則當時的學術派别，是怎樣的呢？一一列舉，未免太煩。
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家重要的來說說。
其（1）是儒家。
儒家是出于司徒之官的。
司徒是主教化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也重德化而輕刑罰，而尤注重于人倫及道德。
其（2）是道家。
道家是主張放任主義的。
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民自化。
他覺得後世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系，沖突得太利害了，遠不如上古時代，渾渾噩噩的好，所以慨想到“小國寡民”之世。
他又以為一切事總是循環的。
恃強的人，終必吃虧。
所以他在應付的手段上，主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
其（3）是墨家。
古代社會，離共産之世未遠，人民的貧富，本來相差不甚利害。
享用的多少，也當合全社會而通籌。
譬如到荒年，就大家的吃用，都要減省，雖天子亦是如此。
譬如《禮記·王制》說：三年要儲蓄一年的糧食。
到三十年，就有十年的儲蓄，雖然荒年，百姓也不怕饑餓了，到這時候，天子才好天天殺牲，作樂的吃飯。
古代各種禮節，到荒年時候，大抵另有減省的辦法。
如《禮記·曲禮》篇所說：荒年，君就不能吃動物的肺，大夫就不能吃粱（粱和肺，是當時以為美食的），就是一個例子。
到春秋、戰國時代，就大不然了。
貴族的奢侈愈甚，則其對于人民的剝削也愈甚。
還要争城争地，打個不已。
人民就無所措手足了。
墨子是“背周道用夏政”的，所取法的，是較古的治法，所以主張節用和非攻。
其（4）是法家。
當競争劇烈之世，必須用整齊嚴肅的法度，以訓練其人民。
而在戰國以前，特權階級是貴族。
貴族各顧其私，其利益，就上不與國合，下不與民同，更須有一種法子去駕馭他。
法家就是應于這兩種需要而發生的。
他訓練人民的法子，謂之“法”，督察貴族的手段謂之“術”。
見《韓非子·定法》篇。
以上四家，是和社會政治，關系最大的。
此外，研究哲學、論理學的，則有名家。
根據天文、曆法，以推求宇宙的原理的，則有陰陽家。
講求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
講求外交的策略的有縱橫家。
講求種植之法的有農家。
講求醫學的，有醫經、經方等家。
醫經是醫學，經方是藥物學。
總而言之，從古相傳的學術思想，到這時代，分途并進，各自發揚其光輝。
所以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我國學術思想，很有光采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對于社會，有怎樣的影響呢？這個又可分三方面說。
（1）政治上。
儒家的崇尚德化，道家的清靜無為，法家的整齊嚴肅，對于後世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墨家的非攻、節用，也不能說沒有影響的。
曆代開創之初，國用常取節儉主義。
就守成的賢君，也是如此。
中國曆代，都不喜歡侵掠他國，用兵總是自守時多，有時攻擊他國，亦是怕他養成氣力，将為大患之故，還是攻勢的守禦。
間有以一兩個人的野心，而從事于侵略的，總要大受輿論的非難。
這都可以說是受墨子的影響。
（2）哲學上。
我們最古的哲學思想，是對于宇宙萬物，為一種玄學的說明的。
陰陽、五行等說，很可以代表這時代的思想。
這種思想，到後來，不甚受人家的重視。
隻有少數的數術家，根據着此等說法，以研究哲理罷了。
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是切于人事的。
其最為深入于國民心坎的，則為儒家的“易”和“中庸”兩種思想，道家的尊重自然的思想。
中國人所以最不固執；最容易改革；凡事不走極端；不主張強為。
可說都是深受古代學術思想的影響的。
（3）社會上。
春秋戰國的學術，對于社會影響最深的，可以說是孔子的人倫日用之教。
人人都覺得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幫助，互相親愛；而日用尋常之間，亦必事事求其合理。
做好人正不必好高骛遠，就目前的境地，人人可以做得的。
都是受此種思想的影響。
次之則道家的委心任運，與世無争，似乎對于社會的心理，影響也很大。
以上不過舉其最大的，其餘較小的影響，自然是列舉之而不能盡。
總而言之，一種學術思想，既經盛行一時，到後來雖若成為過去，其實早已深入人人心中，成為構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了。
這是曆代的學術思想，都是如此的。
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其年代較早，其影響于國民的性格，和社會上的事實，自然更深，所以這時代的學術思想，實在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淵源。
（選自《呂思勉文集·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初中标準教本本國史》第八章） 鴉片戰争前之國内情形 中國既遭遇曠古未有之變局，是時之情形如何，自應加以檢讨，今分社會及政治兩方面述之。
社會方面：（1）中國人對外之觀念，本屬寬大。
《尚書大傳》述越裳氏來朝，周公謂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貢贽，此為古代之見解。
降及漢代，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不欲其受臣禮，猶沿此等見解之舊。
自五胡亂華，中國人頗受其壓迫，對外之觀念稍變。
遼、金侵入，漢人之受壓迫彌深，見解之變亦彌甚，遂有所謂尊王攘夷之說。
尊王攘夷之觀念，發生于北宋之世，實晚唐時裂冠毀冕之反響，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觀念益形發達。
胡安國之《春秋傳》，可以為其代表。
對外之觀念，寖流于偏狹。
（2）且民族主義，須有智識以行之。
民族主義，推至極端，實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
而宋學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舉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無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幾與愚民無異。
（A）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風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勞民傷财，妄事開拓，實無益而有損，故以勤遠略為戒。
然後世（甲）防禦，（乙）防禦性質之攻戰及要點之據守，則迥非其倫矣。
乃至清代，西人東來後，有以講究邊防，研求外情之說進者，迂儒猶以為勤遠略而反對之。
（B）又如古代工業，墨守成規，而其時社會，嚴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之說。
歐西機械，或益民用，或資國防，迥非其倫，乃亦以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對。
此等锢蔽之見解，深入其心，加以（子）外力之壓迫，（醜）宗教之畏惡，動于感情，劫于群衆，其見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彌甚。
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誘導，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機之啟辟甚難，仇外之風潮屢起。
政治方面，則以概沿閉關時代之舊，于競争極不适宜。
其最甚者，（1）行政機關組織之不善，蓋自貴族階級崩潰以後，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階級之性質，恒欲剝削他階級以自利，君主之責任，則在調和兩者之間，而求其平衡，故為治最要之義，在能監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發達。
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無治民之官，則無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廢矣。
況于真正辦事者，尚非官吏，而實為人民自己。
近代親民之官，必稱州縣，州指散州言。
實即古代之國君，僅能指揮監督，而不能真辦事，何者？勢有不及，力亦不給也。
真辦事者，實惟縣以下之自治職，而（a）官吏每向此等人壓迫，以圖自利。
（b）又平民生活，極為痛苦，其狡猾者，乃與官僚階級相結托，以魚肉平民。
于是地方自治之職，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壓迫，淪于厮養，自治之權，漸入土豪劣紳之手，凡有興作，無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靜不擾為惟一之方術，寖至百事皆廢，其或迫于時勢，必須有所舉辦，亦皆有名無實，所謂紙面上有，實際則無也。
（A）政治組織機關之壞，至清代而達于極點，因①督撫，②藩臬，③自藩臬分出之道，④府直隸州廳，⑤縣及散州廳，實際乃有五級，抑壓甚而展布難，親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覺不給，況乎非法之伺應而婪索多耶？（B）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靜，不肯擢用奇才異能及年少有為之士，而專以例督責其下。
此由鑒于明代之弊而然。
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權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興作益難。
（2）至于為官吏之人，則以正途為尚。
（甲）明清兩代，所謂正途者，率由科舉出身，科舉本屬良法，惟在唐宋時代，已不能盡切于實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為一，事實上科舉已非普通人所能應，乃不得不放棄一切，而隻看幾篇四書文，而其所謂四書文者，又别成為一種奇異而不合理之體制。
即四書亦不必真通，而其體制，卻頗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
（乙）清代又因籌款屢次開捐，末年更裁減其價，以廣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雜。
其知識及道德水準，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壞，職此之由。
（3）以兵力論，則（A）中國承平時代，隻可謂之無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會神以赴之。
若其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時，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于腐敗者也。
此為心理作用，受時勢之支配，無可如何之事。
曆代注重軍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雖雲腐敗，兵額尚能勉強維持。
清代則文恬武嬉，兵額多缺，而為武員侵蝕其饷。
存者亦不操練，一以武員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為兵者不得不兼營他業以自治，更無操練之餘暇也。
（B）近代火器發明，實非人力所能敵，亦為兵事上一大變。
（4）兵事如此，（甲）邊防自更廢弛，（乙）對于藩屬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
（五）又中國近代，富力與西洋各國相差太遠，社會經濟落伍，賦稅之瘠薄随之。
清代經常收入，恒不過四千數百萬，即其末造，亦不過七八千萬，尚安能有所舉措耶？ 在此情勢之下，不能不遭一時之困難也決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百年史概說》第三章） 中國政治與中國社會 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适宜則興盛，不适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然則人與環境，為什麼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适應環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适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境，使與自己适合。
所以人類不但能适應環境，還能控制環境。
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
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
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
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并無不同。
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代并無不同。
不論如何野蠻社會裡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