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近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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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講中國思想的人，往往把明、清間一班大儒，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等，算入清儒之列。
其實這一班人，以學術思想論，決然該算入宋、明時代的一個段落中。
雖然他們也懂得考據，然而考據畢竟和人的思想無關；況且他們的考據，也多帶主觀的色彩，算不得純正的考據。
宋、明的學風衰息，而另開出一種清代的學風，一定要到乾、嘉時代的考據，然後可以入數。
而這時代的人，卻是比較的缺乏思想的。
不但說不到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對于政治，也比較的不感興趣，所以我說，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時期。
但是乾隆中葉以後，朝政不肅，吏治敗壞，表面看似富強，實則民窮财盡，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形，已經完全暴露。
深識遠見之士，每多引為深憂。
到嘉慶之世，教匪起于西北，艇盜擾于東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靂一聲，《南京條約》，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說了。
所以到此時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漸發皇。
這時代的政治思想，我們可以舉一個最大的思想家做代表，那便是龔自珍。
他的思想，最重要之點有二：（1）他知道經濟上的不平等，即人們的互相剝削——經濟上的剝削，是緻亂的根源。
他卓絕的思想，見之于其大著《平均篇》。
本來以民窮财盡為緻亂的根源，曆代的政治家多有此思想。
但是龔氏有與他人截然不同的一點。
他人所謂貧，隻是物質上的不足，而龔氏卻看穿其為心理上的不平。
曆代承平數世之後，經濟上總要蹙然感覺其不足。
在他人，總以為這是政治不良，或者風俗日趨于奢侈所緻，在龔氏，則看穿了這是社會安定日久、兼并進行日亟所緻。
所以在他人看了，這隻是一個政治上、道德上的問題，在龔氏看了，則成為社會問題。
此種卓識，真是無人能及。
至于社會問題，應該用政治之力來解決，至少政治應該加以幹涉，這是中國人通有的思想，龔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
（2）他總覺得當時的政治，太無生氣；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應付時局。
這種思想，也是當時政治家所通有的，但龔氏言之，特别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議》，幾乎全是表見此等思想。
将經濟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問題，這種思想，從前的人是少有的。
至于嫌政府的軟弱無力，不足以應付時局，則是從前的人極普通的思想。
康有為屢次上書，請求清德宗變法；他所以锲而不舍，是因為他認為“專制君主，有雷霆萬鈞之力”。
但是專制君主，究竟有沒有這個力量呢？這就是開明專制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了。
關于這一個問題，我的意見是如此的： 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能靜而不能動的政治。
——就是隻能維持現狀，而不能夠更求進步。
其所以然，是由于：（A）治者階級的利益，在于多發财，少做事；（B）才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階級中，或則與之相依附；其少數則伏匿不出，退出于政治之外，所以沒有做事的人。
君主所處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國家一緻的，但亦隻能做到監督治者階級，使其虐民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
這些話，從前已經屢次說過了。
因此之故，中國政治，乃成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做官的人，并不求其有什麼本領；試看學校科舉，所養所取之士，都是學非所用可知。
因此，中國的官吏，都隻能奉行故事；要他積極辦事，興利除弊，是辦不到的。
要救此項弊窦，非将政治機構大加改革不可。
用舊話說起來，就是将官制和選舉兩件事，加以根本改革。
若其不然，則無論有怎樣英明的君主，勵精圖治，其所得的效果，總是很小的。
因為你在朝廷上，無論議論得如何精詳；對于奉行的官吏，無論催促得如何緊密；一出國門，就沒有這回事了——或者有名無實，或者竟不奉行。
所以中國君主的力量，在實際上是很小的。
即他所能整頓的範圍，極其有限。
所以希望專制君主，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改革，根本上是錯誤的。
因為他并無此力，開明專制的路，所以始終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說是其真原因，實在于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說起來，極易明白，但在當日，是無人能明白的——這是時代使然，并怪不得他們——所以所希望的，盡是些鏡花水月。
我們試舉兩事為證：當清末，主張改革的人，大多數贊成（1）廢科舉，或改革科舉；（2）裁胥吏，代之以士人。
隻此兩端，便見到他們對于政治敗壞的根源，并沒有正确的認識。
從前的科舉，隻是士人進身的一條路。
大多數應科舉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
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為專業，而從事學習。
所以不論你用什麼東西——詩賦、經義、策論——取士，總有人會做的。
而且總有做得很好的人。
大多數人，也總還做得能夠合格。
至于說到實際應用，無論會做哪一種文字的人，都是一樣的無用——詩賦八股，固然無用，就策論也是一樣——所以從前的人，如蘇轼，對于王安石的改革學校貢舉，他簡直以為是不相幹的事。
至于胥吏，從來論治的人，幾
其實這一班人，以學術思想論，決然該算入宋、明時代的一個段落中。
雖然他們也懂得考據，然而考據畢竟和人的思想無關；況且他們的考據，也多帶主觀的色彩，算不得純正的考據。
宋、明的學風衰息，而另開出一種清代的學風，一定要到乾、嘉時代的考據，然後可以入數。
而這時代的人，卻是比較的缺乏思想的。
不但說不到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對于政治，也比較的不感興趣，所以我說，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時期。
但是乾隆中葉以後，朝政不肅，吏治敗壞，表面看似富強，實則民窮财盡，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形，已經完全暴露。
深識遠見之士，每多引為深憂。
到嘉慶之世，教匪起于西北，艇盜擾于東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靂一聲，《南京條約》，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說了。
所以到此時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漸發皇。
這時代的政治思想，我們可以舉一個最大的思想家做代表，那便是龔自珍。
他的思想，最重要之點有二：（1）他知道經濟上的不平等，即人們的互相剝削——經濟上的剝削，是緻亂的根源。
他卓絕的思想，見之于其大著《平均篇》。
本來以民窮财盡為緻亂的根源，曆代的政治家多有此思想。
但是龔氏有與他人截然不同的一點。
他人所謂貧，隻是物質上的不足，而龔氏卻看穿其為心理上的不平。
曆代承平數世之後，經濟上總要蹙然感覺其不足。
在他人，總以為這是政治不良，或者風俗日趨于奢侈所緻，在龔氏，則看穿了這是社會安定日久、兼并進行日亟所緻。
所以在他人看了，這隻是一個政治上、道德上的問題，在龔氏看了，則成為社會問題。
此種卓識，真是無人能及。
至于社會問題，應該用政治之力來解決，至少政治應該加以幹涉，這是中國人通有的思想，龔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
（2）他總覺得當時的政治，太無生氣；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應付時局。
這種思想，也是當時政治家所通有的，但龔氏言之，特别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議》，幾乎全是表見此等思想。
将經濟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問題，這種思想，從前的人是少有的。
至于嫌政府的軟弱無力，不足以應付時局，則是從前的人極普通的思想。
康有為屢次上書，請求清德宗變法；他所以锲而不舍，是因為他認為“專制君主，有雷霆萬鈞之力”。
但是專制君主，究竟有沒有這個力量呢？這就是開明專制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了。
關于這一個問題，我的意見是如此的： 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能靜而不能動的政治。
——就是隻能維持現狀，而不能夠更求進步。
其所以然，是由于：（A）治者階級的利益，在于多發财，少做事；（B）才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階級中，或則與之相依附；其少數則伏匿不出，退出于政治之外，所以沒有做事的人。
君主所處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國家一緻的，但亦隻能做到監督治者階級，使其虐民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
這些話，從前已經屢次說過了。
因此之故，中國政治，乃成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做官的人，并不求其有什麼本領；試看學校科舉，所養所取之士，都是學非所用可知。
因此，中國的官吏，都隻能奉行故事；要他積極辦事，興利除弊，是辦不到的。
要救此項弊窦，非将政治機構大加改革不可。
用舊話說起來，就是将官制和選舉兩件事，加以根本改革。
若其不然，則無論有怎樣英明的君主，勵精圖治，其所得的效果，總是很小的。
因為你在朝廷上，無論議論得如何精詳；對于奉行的官吏，無論催促得如何緊密；一出國門，就沒有這回事了——或者有名無實，或者竟不奉行。
所以中國君主的力量，在實際上是很小的。
即他所能整頓的範圍，極其有限。
所以希望專制君主，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改革，根本上是錯誤的。
因為他并無此力，開明專制的路，所以始終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說是其真原因，實在于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說起來，極易明白，但在當日，是無人能明白的——這是時代使然，并怪不得他們——所以所希望的，盡是些鏡花水月。
我們試舉兩事為證：當清末，主張改革的人，大多數贊成（1）廢科舉，或改革科舉；（2）裁胥吏，代之以士人。
隻此兩端，便見到他們對于政治敗壞的根源，并沒有正确的認識。
從前的科舉，隻是士人進身的一條路。
大多數應科舉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
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為專業，而從事學習。
所以不論你用什麼東西——詩賦、經義、策論——取士，總有人會做的。
而且總有做得很好的人。
大多數人，也總還做得能夠合格。
至于說到實際應用，無論會做哪一種文字的人，都是一樣的無用——詩賦八股，固然無用，就策論也是一樣——所以從前的人，如蘇轼，對于王安石的改革學校貢舉，他簡直以為是不相幹的事。
至于胥吏，從來論治的人，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