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近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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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無不加以攻擊。
我卻要替胥吏呼冤。
攻擊胥吏的人，無非以為（1）他們的辦事，隻會照例，隻求無過；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無可指摘，而皆不切于實際；而萬事遂堕壞于冥漠之中。
（2）而且他們還要作弊。
殊不知切于事實與否，乃法律本身的問題，非奉行法律的人的問題，天下事至于人不能以善意自動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責，自然是隻求形式。
既然隻求形式，自不能切合于實際，就使定法時力顧實際，而實際的情形，是到處不同的，法律勢不能為一事立一條，其勢隻能總括的說一個大概，于是更欲求其切于實際而不可得。
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
倘使對于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應曲當，勢非釋法而不用不可。
釋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亂了。
為什麼呢？我們對于某事，所以知其可為，對于某事，所以知其不可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膽去做，而不至陷于刑辟，就是因為法律全國統一，而且比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
倘使在這地方合法的，換一處地方，就變為不合法；在這一個官手裡，許為合法的，換了一個官，就可指為不合法；那就真無所措手足了。
然則法律怎好不保持統一呢？保持法律統一者誰乎？那胥吏确有大力。
從前有個老官僚，曾對我說：“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門做的。
”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官，該按照法律辦的事情多著呢，哪裡懂得這許多？——姑無論從前的官，并沒有專門的智識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然而一個官所管的事情，總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該有缜密的手續，一個人哪裡能懂得許多？所以做官的人，總隻懂得一個大概；至于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續，缜密的去辦，總是另有人負其責的。
這是中外之所同。
在中國從前，負其責者誰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
幕友，大概是師徒相傳的。
師徒之間，自成一系統。
胥吏則大緻是世襲的。
他們對于所辦的事情，都經過一定期間的學習和長時間的練習。
所以辦起事來，循規蹈矩，絲毫不得差錯。
一切例行公事，有他們，就都辦理得妥妥帖帖了。
——無他們，卻是決不妥帖的。
須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緊，例行的實在更要緊。
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萬不能一日停頓。
然則中國從前的胥吏幕友，實在是良好的公務員。
他們固然隻會辦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務員之職。
他們有時誠然也要作弊，然而沒有良好的監督制度，世界上有哪一種人，能保其不作弊的呢？所以中國從前政治上的弊病，在于官之無能，除例行公事之外，并不會辦；而且還不能監督辦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和辦例行公事的公務員——幕友胥吏，是毫不相幹的。
至于幕友胥吏的制度，也不能說他毫無弊病。
那便是學習的秘密而不公開，以緻他們結成徒黨，官吏無法撤換他。
然而這是沒有良好的公務員制度所緻，和當公務員的人，也是毫不相幹的。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
内憂外患，既已不可收拾了，到底誰出來支持危局呢？在鹹同之間，出來削平大亂，而且主持了外交幾十年的，就是所謂湘淮軍一系的人物。
湘淮軍一系的人物，領袖是曾國藩，那是無疑的。
曾國藩确是有相當政治思想的人。
他的思想，表見在他所作的一篇《原才》裡；這是他未任事時的著作。
到出而任事之後，他的所以自誓者，為“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
确實，他亦頗能實踐其所言。
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
他這種精神，可以說，還是從理學裡來的。
這也可說是業經衰落的理學，神龍掉尾，最後一次的表演。
居然能有此成績，那也算是理學的光榮了。
然而理學家立心雖純，操守雖正，對于事實的認識，總嫌不足。
其中才力大的，如曾國藩等，不過對于時事，略有認識；無才力而拘謹的人，就再不能擔當事務了。
實際上，湘淮軍中人物，主持内政外交最久的，是李鴻章。
他隻是能應付實際事務的人，說不上什麼思想。
五洲萬國，光怪陸離的現象，日呈于目，自然總有能感受之而組織成一種政治思想的。
此等思想家是誰呢？第一個就要數到康有為。
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國，可以說是兼承漢、宋二學之流的。
因為他對宋學，深造有得，所以有一種徹底改革的精神。
因為他對于漢學，也有相當的修養，又适承道、鹹以後，今文家喜歡講什麼微言大義，這是頗足以打破社會上傳統的思想，而與以革命的勇氣的；所以他能把傳自中國和觀察外國所得，再加以理想化，而組成一個系統。
他最高的思想，表見在他所著的《大同書》裡。
這是要想把種界、國界、家族制度等，一齊打破的。
他所以信此境之必可緻，是由于進化的觀念。
他進化的觀念，則表見于其春秋三世之說。
大同是他究極的目的，和眼前的政治無關。
說到眼前的政治，則他在戊戌變法以前，是主張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新天下的耳目，而改變人民的思想的。
政變以後，亡命海外，對于政俗二者，都觀
我卻要替胥吏呼冤。
攻擊胥吏的人，無非以為（1）他們的辦事，隻會照例，隻求無過；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無可指摘，而皆不切于實際；而萬事遂堕壞于冥漠之中。
（2）而且他們還要作弊。
殊不知切于事實與否，乃法律本身的問題，非奉行法律的人的問題，天下事至于人不能以善意自動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責，自然是隻求形式。
既然隻求形式，自不能切合于實際，就使定法時力顧實際，而實際的情形，是到處不同的，法律勢不能為一事立一條，其勢隻能總括的說一個大概，于是更欲求其切于實際而不可得。
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
倘使對于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應曲當，勢非釋法而不用不可。
釋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亂了。
為什麼呢？我們對于某事，所以知其可為，對于某事，所以知其不可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膽去做，而不至陷于刑辟，就是因為法律全國統一，而且比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
倘使在這地方合法的，換一處地方，就變為不合法；在這一個官手裡，許為合法的，換了一個官，就可指為不合法；那就真無所措手足了。
然則法律怎好不保持統一呢？保持法律統一者誰乎？那胥吏确有大力。
從前有個老官僚，曾對我說：“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門做的。
”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官，該按照法律辦的事情多著呢，哪裡懂得這許多？——姑無論從前的官，并沒有專門的智識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然而一個官所管的事情，總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該有缜密的手續，一個人哪裡能懂得許多？所以做官的人，總隻懂得一個大概；至于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續，缜密的去辦，總是另有人負其責的。
這是中外之所同。
在中國從前，負其責者誰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
幕友，大概是師徒相傳的。
師徒之間，自成一系統。
胥吏則大緻是世襲的。
他們對于所辦的事情，都經過一定期間的學習和長時間的練習。
所以辦起事來，循規蹈矩，絲毫不得差錯。
一切例行公事，有他們，就都辦理得妥妥帖帖了。
——無他們，卻是決不妥帖的。
須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緊，例行的實在更要緊。
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萬不能一日停頓。
然則中國從前的胥吏幕友，實在是良好的公務員。
他們固然隻會辦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務員之職。
他們有時誠然也要作弊，然而沒有良好的監督制度，世界上有哪一種人，能保其不作弊的呢？所以中國從前政治上的弊病，在于官之無能，除例行公事之外，并不會辦；而且還不能監督辦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和辦例行公事的公務員——幕友胥吏，是毫不相幹的。
至于幕友胥吏的制度，也不能說他毫無弊病。
那便是學習的秘密而不公開，以緻他們結成徒黨，官吏無法撤換他。
然而這是沒有良好的公務員制度所緻，和當公務員的人，也是毫不相幹的。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
内憂外患，既已不可收拾了，到底誰出來支持危局呢？在鹹同之間，出來削平大亂，而且主持了外交幾十年的，就是所謂湘淮軍一系的人物。
湘淮軍一系的人物，領袖是曾國藩，那是無疑的。
曾國藩确是有相當政治思想的人。
他的思想，表見在他所作的一篇《原才》裡；這是他未任事時的著作。
到出而任事之後，他的所以自誓者，為“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
确實，他亦頗能實踐其所言。
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
他這種精神，可以說，還是從理學裡來的。
這也可說是業經衰落的理學，神龍掉尾，最後一次的表演。
居然能有此成績，那也算是理學的光榮了。
然而理學家立心雖純，操守雖正，對于事實的認識，總嫌不足。
其中才力大的，如曾國藩等，不過對于時事，略有認識；無才力而拘謹的人，就再不能擔當事務了。
實際上，湘淮軍中人物，主持内政外交最久的，是李鴻章。
他隻是能應付實際事務的人，說不上什麼思想。
五洲萬國，光怪陸離的現象，日呈于目，自然總有能感受之而組織成一種政治思想的。
此等思想家是誰呢？第一個就要數到康有為。
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國，可以說是兼承漢、宋二學之流的。
因為他對宋學，深造有得，所以有一種徹底改革的精神。
因為他對于漢學，也有相當的修養，又适承道、鹹以後，今文家喜歡講什麼微言大義，這是頗足以打破社會上傳統的思想，而與以革命的勇氣的；所以他能把傳自中國和觀察外國所得，再加以理想化，而組成一個系統。
他最高的思想，表見在他所著的《大同書》裡。
這是要想把種界、國界、家族制度等，一齊打破的。
他所以信此境之必可緻，是由于進化的觀念。
他進化的觀念，則表見于其春秋三世之說。
大同是他究極的目的，和眼前的政治無關。
說到眼前的政治，則他在戊戌變法以前，是主張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新天下的耳目，而改變人民的思想的。
政變以後，亡命海外，對于政俗二者，都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