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近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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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得深了，乃一變而為漸進主義。
隻看他戊戌變法時，上疏請剪發易服，後來卻自悔其誤，就可知道；他所以堅決主張立憲，反對革命，其原因也在于此。
康有為到晚年，對于時局，認識有些不清楚了。
他堅決反對對德宣戰，甚而至于參與複辟，就是其證據。
但他的議論，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他對于政俗二者，分别得很清楚。
他對于政，固然主張改變，然其牽涉到俗的一部分，即主張審慎。
至于社會上的事，則主張取放任主義，不加幹涉。
社會亦如自然物然，有其一定的法則，不是我們要他怎樣，就可以怎樣的。
這在現今，已經是很明白的道理。
然在現今，仍有許多人的舉動議論，似乎是昧于此理的。
那末，他們自以為新，其實思想不免陳舊。
像康有為這般被目為陳舊的人，其思想，反有合于新科學了。
康有為是頗頑固的，他的世界知識，得之于經驗的或者很多，得之于學問的，實在很少，他的見解，怎會有合于新科學呢？那隻好說是“真理是具存于天壤的，不論你從哪一方面去觀察，總可以有所得”的了。
說戊戌維新的，總以康、梁并稱。
梁啟超，論其魄力的偉大，識力的深沉，都比不上康有為；可是他也有一種長處，那便是疏通知遠。
他于學問，其實是無所心得的。
卻是他感覺很銳敏，接觸著一種學問，就能去研究；研究了，總能有相當的了解；而且還能引用來批評現實；說得來無不明白易解，娓娓動聽。
他的情感，亦是很熱烈的，還能刺激人，使之興奮，所以他對于中國的政治，可以說其影響實比康有為為大。
尤其是《時務報》和《新民叢報》，在當時，真是風靡全國的。
後來嚴複寫信給熊純如說“任公筆下，真有魔力”。
把從甲午以後到民國，約二十年間，風氣轉變的功罪，都歸之于他。
在啟超，真可以當之而無愧。
但是你要問我：“梁啟超的政治思想是如何？”那我是回答不出來的。
因為他自己并無獨到的、固定的政治思想——甚而至于可以說是一切思想，而隻是善于了解他人，介紹他人——惟其無獨到，所以不固定；也惟其不固定，所以無獨到了。
然而他對于實際的影響，其勢力之雄，功績之大，自是不可埋沒。
我們若将先秦的事比況，則康有為的性質，是近于儒家、陰陽家的；梁啟超的性質，是近于雜家、縱橫家的；嚴複、章炳麟的性質，卻近于道家和法家。
嚴複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譯斯密雅丹的《原富》，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對于自然的演變，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這種力量，凡事都不主張強為。
最注意的，是非銅匠而修理銅盤，在凸出處打一下，凸出處沒有平，别的地方，倒又凹凸不平起來了。
這是近乎道家的。
他又深知政治和社會不同。
“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所以主張現在該有魏武帝、諸葛孔明一流人，才可以緻治，他的意見，都表見在民國初年寫給熊純如的若幹封信裡，語重心長，我們現在，每一披覽，還深歎他切于事實。
大抵法家的長處，就在對于事實觀察的深刻清晰。
所以不會濫引一種和現狀不合的學說來，強欲施行。
譬如治病，别的醫生往往懸想某種治法，可以收某種功效，而對于病人，卻沒有診察精細。
法家是無此弊的，所以這一種人，實為決定政策時所不可少。
章炳麟，在近代人物中，也是富于此等性質的。
隻看當立憲之論風起雲湧之時，他獨對于代議政體，深緻疑慮，就可以見得了。
于此，以我淺薄的見解，頗緻慨于現代的論政者，更無梁啟超、嚴複、章炳麟其人。
現代的政治學家，對于書本上的知識，是比前人進步了。
單是譯譯書，介紹介紹新學說，那原無所不可，然而他們偏要議論實際的政治，朝聞一說，夕即欲見諸施行。
真有“子路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的氣概。
然而天下事，有如此容易的麼？聽見一種辦法，書本上說得如何如何好，施行起來，可以有如何如何的效驗，我們照樣施行，就一定可以得這效驗的麼？人不是鐵，學到了打鐵的方法來打鐵，隻要你真正學過，是沒有不見效的。
因為鐵是無生命的，根本上無甚變化；駕馭那一塊鐵的手段，決不至于不能駕馭這一塊鐵。
種樹就難說些了，養馬更難說了，何況治人呢？且如民治主義，豈不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國，要推行民治主義，到底目前的急務，在于限制政府的權力，還在于摧抑豪強。
用民政策，從前難道沒人說過，沒人試行過？為什麼不能見效？我們現在要行，我們所行的，和昔人同異如何？聯邦的組織，怎麼不想施之于蒙藏，反想施之于内地？要形成政黨，宋朝是最好不過的時代。
因為新舊兩黨，一個是代表國家所要求于人民的，一個是代表人民所要求于國家的。
倘使當時的新舊黨，能互認敵黨的主張，使有發表政見的餘地，加以相當的采納，以節制自己舉動的過度，憲政的規模，早已确立起來了。
現在人議論宋朝史事的很多，連這都沒有見到，還算能引用學理，以批評史實麼？
隻看他戊戌變法時，上疏請剪發易服，後來卻自悔其誤，就可知道；他所以堅決主張立憲，反對革命，其原因也在于此。
康有為到晚年，對于時局，認識有些不清楚了。
他堅決反對對德宣戰，甚而至于參與複辟，就是其證據。
但他的議論，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他對于政俗二者，分别得很清楚。
他對于政，固然主張改變，然其牽涉到俗的一部分，即主張審慎。
至于社會上的事，則主張取放任主義，不加幹涉。
社會亦如自然物然，有其一定的法則，不是我們要他怎樣，就可以怎樣的。
這在現今，已經是很明白的道理。
然在現今，仍有許多人的舉動議論，似乎是昧于此理的。
那末，他們自以為新，其實思想不免陳舊。
像康有為這般被目為陳舊的人，其思想，反有合于新科學了。
康有為是頗頑固的，他的世界知識，得之于經驗的或者很多，得之于學問的，實在很少，他的見解，怎會有合于新科學呢？那隻好說是“真理是具存于天壤的，不論你從哪一方面去觀察，總可以有所得”的了。
說戊戌維新的，總以康、梁并稱。
梁啟超，論其魄力的偉大，識力的深沉，都比不上康有為；可是他也有一種長處，那便是疏通知遠。
他于學問，其實是無所心得的。
卻是他感覺很銳敏，接觸著一種學問，就能去研究；研究了，總能有相當的了解；而且還能引用來批評現實；說得來無不明白易解，娓娓動聽。
他的情感，亦是很熱烈的，還能刺激人，使之興奮，所以他對于中國的政治，可以說其影響實比康有為為大。
尤其是《時務報》和《新民叢報》，在當時，真是風靡全國的。
後來嚴複寫信給熊純如說“任公筆下，真有魔力”。
把從甲午以後到民國，約二十年間，風氣轉變的功罪，都歸之于他。
在啟超，真可以當之而無愧。
但是你要問我：“梁啟超的政治思想是如何？”那我是回答不出來的。
因為他自己并無獨到的、固定的政治思想——甚而至于可以說是一切思想，而隻是善于了解他人，介紹他人——惟其無獨到，所以不固定；也惟其不固定，所以無獨到了。
然而他對于實際的影響，其勢力之雄，功績之大，自是不可埋沒。
我們若将先秦的事比況，則康有為的性質，是近于儒家、陰陽家的；梁啟超的性質，是近于雜家、縱橫家的；嚴複、章炳麟的性質，卻近于道家和法家。
嚴複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譯斯密雅丹的《原富》，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對于自然的演變，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這種力量，凡事都不主張強為。
最注意的，是非銅匠而修理銅盤，在凸出處打一下，凸出處沒有平，别的地方，倒又凹凸不平起來了。
這是近乎道家的。
他又深知政治和社會不同。
“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所以主張現在該有魏武帝、諸葛孔明一流人，才可以緻治，他的意見，都表見在民國初年寫給熊純如的若幹封信裡，語重心長，我們現在，每一披覽，還深歎他切于事實。
大抵法家的長處，就在對于事實觀察的深刻清晰。
所以不會濫引一種和現狀不合的學說來，強欲施行。
譬如治病，别的醫生往往懸想某種治法，可以收某種功效，而對于病人，卻沒有診察精細。
法家是無此弊的，所以這一種人，實為決定政策時所不可少。
章炳麟，在近代人物中，也是富于此等性質的。
隻看當立憲之論風起雲湧之時，他獨對于代議政體，深緻疑慮，就可以見得了。
于此，以我淺薄的見解，頗緻慨于現代的論政者，更無梁啟超、嚴複、章炳麟其人。
現代的政治學家，對于書本上的知識，是比前人進步了。
單是譯譯書，介紹介紹新學說，那原無所不可，然而他們偏要議論實際的政治，朝聞一說，夕即欲見諸施行。
真有“子路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的氣概。
然而天下事，有如此容易的麼？聽見一種辦法，書本上說得如何如何好，施行起來，可以有如何如何的效驗，我們照樣施行，就一定可以得這效驗的麼？人不是鐵，學到了打鐵的方法來打鐵，隻要你真正學過，是沒有不見效的。
因為鐵是無生命的，根本上無甚變化；駕馭那一塊鐵的手段，決不至于不能駕馭這一塊鐵。
種樹就難說些了，養馬更難說了，何況治人呢？且如民治主義，豈不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國，要推行民治主義，到底目前的急務，在于限制政府的權力，還在于摧抑豪強。
用民政策，從前難道沒人說過，沒人試行過？為什麼不能見效？我們現在要行，我們所行的，和昔人同異如何？聯邦的組織，怎麼不想施之于蒙藏，反想施之于内地？要形成政黨，宋朝是最好不過的時代。
因為新舊兩黨，一個是代表國家所要求于人民的，一個是代表人民所要求于國家的。
倘使當時的新舊黨，能互認敵黨的主張，使有發表政見的餘地，加以相當的采納，以節制自己舉動的過度，憲政的規模，早已确立起來了。
現在人議論宋朝史事的很多，連這都沒有見到，還算能引用學理，以批評史實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