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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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思想消沉的時代，這一個時代之中，并不是沒有有政治思想的人，然其思想大都不脫漢人的科臼，直到兩宋之世，而中國的政治思想才又發出萬丈的光焰，這是什麼原故呢？
原來政治的目的，不外乎安内與攘外。
當對外太平無事時，大家的眼光都注重在内治一方面。
對外問題急迫了，整個國家的生存要緊，其餘的問題，就隻得姑置為緩圖了。
中國對外的問題是到什麼時候才嚴重起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能不說是宋代，這又是為什麼呢？ 在周以前，我們對于異族實在是一個侵略者，而不是一個被侵略者，這一層在第二講中業經說過了。
兩漢時代，情形還是如此。
五胡亂華，是中原受異族的侵略之始。
但是這時候侵略的異族，民族意識都不甚晶瑩，這個隻要看當時的異族沒一個不自附于漢族古帝皇之後可知。
這（1）因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2）因歸附中原、雜居塞内已久，當其亂華之時，業已有幾分同化。
到遼、金時代便不然了。
遼人的民族意識業已較五胡為強，至金人則其和漢族的對立更為尖銳。
隻要看金世宗的所為，便可知道。
而且五胡是以附塞或塞内的部落作亂的，也有一半可以說是叛民的性質，至于遼、金則是在塞外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然後侵入的，所以其性質更為嚴重。
異族侵入的原因是甚麼呢？其中第一件，便是中原王朝兵備的廢弛，以兩漢時代的兵力，異族本沒有侵入的可能，三國時代中原雖然分裂，兵力并沒有衰弱，為什麼前此歸附的異族一到兩晉時代居然能在中原大肆咆哮，而漢族竟無如之何呢？原來兵權的落入異族之手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中國在古代本不是全國皆兵的，各國正式的軍隊，隻是當初的征服者，至于被征服者雖非不能當兵，然事實上隻令他們守衛本地，和後世的鄉兵一樣。
直到戰國之世，戰争的規模大了，舊有的兵不給于用，才把向來僅令其守衛本地的兵，悉數用作正式軍隊。
這話在第三講中亦已說過。
從此以後我們就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制度了。
但是這種制度，到秦漢之世卻又逐漸破壞，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國小，人民從事于征戍，離家不甚遠，所以因此而曠廢時日以及川資運糧等等的耗費，亦比較不大，到統一以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所以當用兵較少的時候，還可以調發民兵，較多的時候便要代之以谪發或谪戍。
漢朝自文景以前，用兵大都調自郡國，而前乎此的秦朝以及後乎此的武宣都要用谪發和谪戍，就是這個道理。
漢朝的兵制，是沿襲秦朝的。
民年二十三則服兵役，至五十六乃免，郡國各有都尉，以司其講肄和都試。
戍邊之責，也是均攤之于全國人的，人人有戍邊三日的義務——雖然不能夠人人自行，然而制度則是如此——自武宣多用谪發之後，實際上人民從征之事已較少，至後漢光武欲圖減官省事，把郡國都尉廢掉，從此以後，民兵制度就簡直不存在了。
當兵本來是人情容易怕的，統一之後，腹地的人民距邊寇較遠，就有民兵制度，也易流于有名無實，何況竟把他廢掉呢？從此以後，普通的人民，就和當兵絕緣。
當兵的總是特種的人民，——用得多的時候，固然也調發普通人民，然而隻是特殊的事。
——而尤其多被利用的，則是歸附的異族。
這種趨勢，當東漢時代業已開始了，至西晉而尤甚。
五胡亂華之後，自然多用其本族之人為主力的軍隊，所以這時候，武力是始終在異族手裡的。
這是漢人難于恢複的一個大原因。
隋唐之世，漢族業已恢複了，局面似乎該一變，但是用異族當兵，業已用慣了，既有異族可以當兵，樂得使本國人及于寬典，況且用兵于塞外，天時地利，都以即用該方面的人為适宜，而且勞費也較少。
所以論起武功來，讀史者總是以漢唐并稱，其實漢唐不是一樣的。
漢代的征服四夷，十次中有七八次是發自己的兵，實實在在的去打——尤其對于最強的匈奴是如此。
漢朝打西域，是用本國兵最少的，而西域卻是最勢分力弱的小敵——唐朝卻多用蕃兵，到後來，并且守禦邊境亦用蕃兵為主力，因此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亂後，軍隊之數是大增加了，然而不是沒有戰鬥力，就是不聽命令，遇事總不肯向前，以緻龐勳、黃巢之亂，都非靠沙陀兵不能打平。
從此以後，沙陀就橫行中原，而契丹也繼之侵入了。
分裂是最可痛心的事。
當分裂之世，無論你兵力如何強大，是隻會招緻異族以共攻本國人，斷不會聯合本國人以共禦外侮的——這是由于人情莫不欲争利，而利惟近者為可争，人情莫不欲避害，而害惟近者為尤切，所以非到本國統一之後，不能對外，什麼借對外以圖團結本國等等，都隻是夢話——然而到中原既已統一之後，又因反側之心未全消弭，非圖集中兵權或更消滅或削弱某一部分的兵力不可，北宋便是這個時代。
所以經前後漢之末兩次大亂之後，中原王朝的兵力實在是始終不振的，而在塞外的異族卻因歲月的推移逐
當對外太平無事時，大家的眼光都注重在内治一方面。
對外問題急迫了，整個國家的生存要緊，其餘的問題，就隻得姑置為緩圖了。
中國對外的問題是到什麼時候才嚴重起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能不說是宋代，這又是為什麼呢？ 在周以前，我們對于異族實在是一個侵略者，而不是一個被侵略者，這一層在第二講中業經說過了。
兩漢時代，情形還是如此。
五胡亂華，是中原受異族的侵略之始。
但是這時候侵略的異族，民族意識都不甚晶瑩，這個隻要看當時的異族沒一個不自附于漢族古帝皇之後可知。
這（1）因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2）因歸附中原、雜居塞内已久，當其亂華之時，業已有幾分同化。
到遼、金時代便不然了。
遼人的民族意識業已較五胡為強，至金人則其和漢族的對立更為尖銳。
隻要看金世宗的所為，便可知道。
而且五胡是以附塞或塞内的部落作亂的，也有一半可以說是叛民的性質，至于遼、金則是在塞外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然後侵入的，所以其性質更為嚴重。
異族侵入的原因是甚麼呢？其中第一件，便是中原王朝兵備的廢弛，以兩漢時代的兵力，異族本沒有侵入的可能，三國時代中原雖然分裂，兵力并沒有衰弱，為什麼前此歸附的異族一到兩晉時代居然能在中原大肆咆哮，而漢族竟無如之何呢？原來兵權的落入異族之手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中國在古代本不是全國皆兵的，各國正式的軍隊，隻是當初的征服者，至于被征服者雖非不能當兵，然事實上隻令他們守衛本地，和後世的鄉兵一樣。
直到戰國之世，戰争的規模大了，舊有的兵不給于用，才把向來僅令其守衛本地的兵，悉數用作正式軍隊。
這話在第三講中亦已說過。
從此以後我們就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制度了。
但是這種制度，到秦漢之世卻又逐漸破壞，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國小，人民從事于征戍，離家不甚遠，所以因此而曠廢時日以及川資運糧等等的耗費，亦比較不大，到統一以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所以當用兵較少的時候，還可以調發民兵，較多的時候便要代之以谪發或谪戍。
漢朝自文景以前，用兵大都調自郡國，而前乎此的秦朝以及後乎此的武宣都要用谪發和谪戍，就是這個道理。
漢朝的兵制，是沿襲秦朝的。
民年二十三則服兵役，至五十六乃免，郡國各有都尉，以司其講肄和都試。
戍邊之責，也是均攤之于全國人的，人人有戍邊三日的義務——雖然不能夠人人自行，然而制度則是如此——自武宣多用谪發之後，實際上人民從征之事已較少，至後漢光武欲圖減官省事，把郡國都尉廢掉，從此以後，民兵制度就簡直不存在了。
當兵本來是人情容易怕的，統一之後，腹地的人民距邊寇較遠，就有民兵制度，也易流于有名無實，何況竟把他廢掉呢？從此以後，普通的人民，就和當兵絕緣。
當兵的總是特種的人民，——用得多的時候，固然也調發普通人民，然而隻是特殊的事。
——而尤其多被利用的，則是歸附的異族。
這種趨勢，當東漢時代業已開始了，至西晉而尤甚。
五胡亂華之後，自然多用其本族之人為主力的軍隊，所以這時候，武力是始終在異族手裡的。
這是漢人難于恢複的一個大原因。
隋唐之世，漢族業已恢複了，局面似乎該一變，但是用異族當兵，業已用慣了，既有異族可以當兵，樂得使本國人及于寬典，況且用兵于塞外，天時地利，都以即用該方面的人為适宜，而且勞費也較少。
所以論起武功來，讀史者總是以漢唐并稱，其實漢唐不是一樣的。
漢代的征服四夷，十次中有七八次是發自己的兵，實實在在的去打——尤其對于最強的匈奴是如此。
漢朝打西域，是用本國兵最少的，而西域卻是最勢分力弱的小敵——唐朝卻多用蕃兵，到後來，并且守禦邊境亦用蕃兵為主力，因此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亂後，軍隊之數是大增加了，然而不是沒有戰鬥力，就是不聽命令，遇事總不肯向前，以緻龐勳、黃巢之亂，都非靠沙陀兵不能打平。
從此以後，沙陀就橫行中原，而契丹也繼之侵入了。
分裂是最可痛心的事。
當分裂之世，無論你兵力如何強大，是隻會招緻異族以共攻本國人，斷不會聯合本國人以共禦外侮的——這是由于人情莫不欲争利，而利惟近者為可争，人情莫不欲避害，而害惟近者為尤切，所以非到本國統一之後，不能對外，什麼借對外以圖團結本國等等，都隻是夢話——然而到中原既已統一之後，又因反側之心未全消弭，非圖集中兵權或更消滅或削弱某一部分的兵力不可，北宋便是這個時代。
所以經前後漢之末兩次大亂之後，中原王朝的兵力實在是始終不振的，而在塞外的異族卻因歲月的推移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