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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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強大，遂有遼、金、元等部落，在塞外先立了一個大國，而後以整個的勢力侵入中原，使中原王朝始而被割掉一部分領土，繼而喪失全國之半，終乃整個的被人征服了。
所以當這時代，中原王朝的武力該怎樣恢複，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是把國内治好了，然後禦外呢？還是專講對外，其餘都姑置為緩圖呢？這自然是民族當危急存亡時，首先引起的重要問題。
假如中國是一個小國，自然當危急存亡時，一切都将置諸不問，而姑以卻敵為先務，然而事實不是如此。
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物資之豐富，以及文化程度之高，一切都遠出異族之上，異族的淩侮無論如何劇烈，在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是不會成為惟一的問題的。
況且中國人素來以平天下為懷，認為異族的淩侮，隻是暫時的變态，到常态回複了，他們總要給我們同化的，這原是中國人應盡的責任。
這種自負的心理，是不會因時局的嚴重而喪失的。
而且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外患的嚴重，其根源斷不能說不由于内憂。
所以外患的嚴重，本不能掩蔽内憂，而減少其重要性，而且因外患的嚴重，更促起政治家對于國内問題的反省，所以自宋到明這一個民族問題嚴重的時代，卻引起政治思想的光焰。
這時候的政治思想集中在哪幾點上面呢？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生活，生活都不能保持，自然一切無從說起了。
假使生活而能保持了，那就要解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問題了，這也是傳統的思想上看得極為嚴重的問題。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
從三國到南北朝，因為時局的紛擾，談政治的人忙于眼前的問題，對于這種根本問題比較兩漢時代要淡得多了。
到隋唐之世因為時局較為安定，對于根本問題用心探索的人又較多，至宋代而大放其光焰。
當這一個時代，關于“教養”問題的現狀卻是怎樣的呢？請略說其大概如下： 關于“養”的問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實在是一樣的重要。
但是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儒家是偏重于平均地權的，所以大多數人的思想也側重在這一方面。
儒家所懷抱的思想又分為兩派，激烈的是恢複井田，緩和的是限民名田。
激烈派的思想經新莽實行而失敗了，沒有人敢再提起，東漢以後多數認為切實易行的，是限民名田。
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都是實行此項理想的。
後漢末的大亂，人民死亡的很多，自此經兩晉南北朝，北方經過與蠻族的鬥争，死亡也很劇烈。
此時的土地是比較有餘的，又得授田的制度以調劑其間，所以地權不平均的問題，比較不覺得嚴重。
唐朝自貞觀至于開元，時局是比較安靜的。
安靜之時，資本易于蓄積，并兼之禍即随之而烈。
天寶以後，藩鎮割據，戰禍除（1）安史之亂時；（2）黃巢亂時；（3）梁唐戰争；（4）唐晉與契丹的戰争，直接受禍的區域外，其實并不甚烈。
人民死亡不能甚多。
而（A）苛政亟行，（B）奢侈無度，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乘機大肆剝削，人民被逼得幾于無路可走，我們試一翻《宋史》，便知道①當時的田無稅的很多，②當時的丁不役的很多。
這都是有特殊勢力的人所得的好處，而其負擔則皆并于貧弱之家。
③民間借貸自春及秋便本利相侔，設或不能歸償，則什麼東西債權人都可以取去抵債。
見《宋史·陳舜俞傳》。
所以當時司馬光上疏說：農民的情景是“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
烏呼痛哉！在政治上，（甲）自兩稅法行後，連名存實亡的平均地權的法令都沒有了，（乙）而役法又極酷，（丙）而唐中葉後新增的苛稅如鹽、茶、酒及商業上的過稅、住稅等，宋朝又多未能删除，這些直接間接也都是人民的負擔。
租稅的大體，自宋迄明未之有改，而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又加重了封建勢力的剝削。
明朝自中葉以後，朝政的紊亂，又為曆代所未有，藩王、勳戚、宦官等的剝削平民以及所謂鄉紳的跋扈，亦是曆代所罕有，所以民生問題，可以說自宋至明，大緻都在嚴重的情形中。
至于“教”的問題，則除漢朝賈生、董生等所說一種貧而弱而愚的可憐情形外，另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中國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對象，最大的是地，次之則是吃田豕的虎，吃田鼠的貓，或防水的堤防等，再次之則是在家的門神、竈神，出門時的行神，及管個人壽算的司命等。
見《禮記·郊特牲》及《祭法》。
古時的人們對于祭天，是沒有關系的。
至于地，則本沒有一個統一的地神——以方澤對阛丘，是晚出的概念，所以隻有《周官》上有——在古代隻有各祭其所利用的一片土地，所以最隆重的是社，而社會也是随着一個個農村而分立的。
其最切近的為祖先，祖先不必說了，就是其餘的神，也是限于一個很
所以當這時代，中原王朝的武力該怎樣恢複，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是把國内治好了，然後禦外呢？還是專講對外，其餘都姑置為緩圖呢？這自然是民族當危急存亡時，首先引起的重要問題。
假如中國是一個小國，自然當危急存亡時，一切都将置諸不問，而姑以卻敵為先務，然而事實不是如此。
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物資之豐富，以及文化程度之高，一切都遠出異族之上，異族的淩侮無論如何劇烈，在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是不會成為惟一的問題的。
況且中國人素來以平天下為懷，認為異族的淩侮，隻是暫時的變态，到常态回複了，他們總要給我們同化的，這原是中國人應盡的責任。
這種自負的心理，是不會因時局的嚴重而喪失的。
而且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外患的嚴重，其根源斷不能說不由于内憂。
所以外患的嚴重，本不能掩蔽内憂，而減少其重要性，而且因外患的嚴重，更促起政治家對于國内問題的反省，所以自宋到明這一個民族問題嚴重的時代，卻引起政治思想的光焰。
這時候的政治思想集中在哪幾點上面呢？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生活，生活都不能保持，自然一切無從說起了。
假使生活而能保持了，那就要解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問題了，這也是傳統的思想上看得極為嚴重的問題。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
從三國到南北朝，因為時局的紛擾，談政治的人忙于眼前的問題，對于這種根本問題比較兩漢時代要淡得多了。
到隋唐之世因為時局較為安定，對于根本問題用心探索的人又較多，至宋代而大放其光焰。
當這一個時代，關于“教養”問題的現狀卻是怎樣的呢？請略說其大概如下： 關于“養”的問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實在是一樣的重要。
但是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儒家是偏重于平均地權的，所以大多數人的思想也側重在這一方面。
儒家所懷抱的思想又分為兩派，激烈的是恢複井田，緩和的是限民名田。
激烈派的思想經新莽實行而失敗了，沒有人敢再提起，東漢以後多數認為切實易行的，是限民名田。
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都是實行此項理想的。
後漢末的大亂，人民死亡的很多，自此經兩晉南北朝，北方經過與蠻族的鬥争，死亡也很劇烈。
此時的土地是比較有餘的，又得授田的制度以調劑其間，所以地權不平均的問題，比較不覺得嚴重。
唐朝自貞觀至于開元，時局是比較安靜的。
安靜之時，資本易于蓄積，并兼之禍即随之而烈。
天寶以後，藩鎮割據，戰禍除（1）安史之亂時；（2）黃巢亂時；（3）梁唐戰争；（4）唐晉與契丹的戰争，直接受禍的區域外，其實并不甚烈。
人民死亡不能甚多。
而（A）苛政亟行，（B）奢侈無度，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乘機大肆剝削，人民被逼得幾于無路可走，我們試一翻《宋史》，便知道①當時的田無稅的很多，②當時的丁不役的很多。
這都是有特殊勢力的人所得的好處，而其負擔則皆并于貧弱之家。
③民間借貸自春及秋便本利相侔，設或不能歸償，則什麼東西債權人都可以取去抵債。
見《宋史·陳舜俞傳》。
所以當時司馬光上疏說：農民的情景是“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
烏呼痛哉！在政治上，（甲）自兩稅法行後，連名存實亡的平均地權的法令都沒有了，（乙）而役法又極酷，（丙）而唐中葉後新增的苛稅如鹽、茶、酒及商業上的過稅、住稅等，宋朝又多未能删除，這些直接間接也都是人民的負擔。
租稅的大體，自宋迄明未之有改，而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又加重了封建勢力的剝削。
明朝自中葉以後，朝政的紊亂，又為曆代所未有，藩王、勳戚、宦官等的剝削平民以及所謂鄉紳的跋扈，亦是曆代所罕有，所以民生問題，可以說自宋至明，大緻都在嚴重的情形中。
至于“教”的問題，則除漢朝賈生、董生等所說一種貧而弱而愚的可憐情形外，另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中國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對象，最大的是地，次之則是吃田豕的虎，吃田鼠的貓，或防水的堤防等，再次之則是在家的門神、竈神，出門時的行神，及管個人壽算的司命等。
見《禮記·郊特牲》及《祭法》。
古時的人們對于祭天，是沒有關系的。
至于地，則本沒有一個統一的地神——以方澤對阛丘，是晚出的概念，所以隻有《周官》上有——在古代隻有各祭其所利用的一片土地，所以最隆重的是社，而社會也是随着一個個農村而分立的。
其最切近的為祖先，祖先不必說了，就是其餘的神，也是限于一個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