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漢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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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 豪傑役使，顔師古曰：身為豪傑而役使鄉裡人也。
可見黃霸本是所謂土豪劣紳之流。
大抵善于邀名的人，必求立異于衆。
——因為不立異，則不過衆人中的一人，天下人如此者多，就不足以得名了。
……黃霸本是個務小知任小數的人，論他的才具很可以做一個漢朝的文吏，隻因當時的官吏竟趨于嚴酷，為輿論所反對，乃遂反之以立名，而适又有夏侯勝的《尚書》以供其緣飾，又适會宣帝要求寬仁之吏，就給他投機投個正著，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了。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人是不能以空言感化的，人是個社會動物，處在何等社會中，就形成何等樣人，絲毫不能勉強，斷非空言之力所能挽回。
所以古來言教民者，必在既富之後，質而言之，就是替他先造新環境，新環境既已造成，就不待教而自正了。
如其不然，就萬語千言悉成廢話，這種道理，當發為空論之際，也是人人懂得的。
及其見諸實施，卻又以為人民可以空言感化，至少以為要先把人心改變過來，然後制度乃可随之而改了。
人類缺乏一貫的思想，處處現出自相矛盾的景象，真可歎息。
人民可以空言化，在廟堂之上的人，或者和社會隔絕了，信以為實。
然在奉行其事的人，是不會不知道實際的情形的，然而竟沒有一個人把無益實際的話入告，隻見诏書朝下于京城宣布，夕遍于海澨，人類的自欺欺人，實在更可歎息。
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說的話，自然會有人替他說的，他要人家不說話，自然沒有人敢說。
他希望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造作出來，他希望沒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替他隐諱掉。
我們隻要看邊吏多知鹖雀，問之皆陽不知，便可知道黃霸治郡時，所謂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是虛是實了。
然則他怎會獲得如此的好名譽呢？大抵人有兩種：一種是遠聽的，一種是近看的。
聲名洋溢的人，往往經不起實際的考察，在千裡萬裡之外聽了，真是大聖大賢，到他近處去一看，就不成話了。
但是社會是采取虛聲的，一個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虛名，你就再知道他是個壞人，也是開不得口。
不但開不得口，而且還隻能人雲亦雲地稱頌他，不然人家不說他所得的是虛名，反說你所說的是假話。
俗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作僞的人，豈真有什麼本領，使他的真相不露出來？不過社會是這樣的社會，所以這種人的真相，雖然給一部分人知道了，卻永遠隻有這一部分人知道，決不會散布擴大出去的。
然而張敞居然敢彈劾盛名之下的黃霸，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法家綜核名實的精神了。
他奏黃霸的話，真乃句句是金玉。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尤其是至理名言。
因為你要講革命是另一件事，在革命未成以前勸人為善，隻是能為現狀下之所謂善，禁奸也隻能禁現狀下之所謂奸。
明明是現狀下所不能為的事，你卻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會照著你的話去做，這不是作僞還是什麼？其實何益呢？不過澆淳散樸罷了。
法家這種綜核名實的精神，自元帝以後莫之能行，以至亡國。
後漢得天下，光武帝雖然厚貌深文，其實行督責之術，是很嚴緊的。
他當時對于一班開國的功臣，以及有盛名可以做三公的人，明知其不可施以督責，所以舍而弗用，而甯任用一班官僚，這就是後漢所以能開二百餘年之治的原因。
從中葉以後，督責之術又廢了，于是官僚階級又橫行起來，益之以處士橫議，而後漢遂至于滅亡。
起而收拾殘局的魏武帝、諸葛孔明，都是勵行綜核名實的人，所以事勢又有轉機。
然而一兩個人的苦力支撐，終不能回狂瀾于既倒，于是紀綱日廢，而魏晉清談之俗興，神州大陸遂終于不可保守而為五胡所占據了。
魏晉以後的政治思想，無甚特别之處——大抵承漢人的緒餘——今因限于時間亦不再加講述。
還有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文字，便是《論衡》的《治期》篇。
此篇力言國家之治亂，與君主的賢否無涉。
換一句現在的話說，便是政治控制不住社會，社會而要向上，政治是無法阻止的。
若要向下，政治亦無力挽回，而隻好聽其遷流之所屆。
這是我們論後世的政治所要十分注意的。
…… 豪傑役使，顔師古曰：身為豪傑而役使鄉裡人也。
可見黃霸本是所謂土豪劣紳之流。
大抵善于邀名的人，必求立異于衆。
——因為不立異，則不過衆人中的一人，天下人如此者多，就不足以得名了。
……黃霸本是個務小知任小數的人，論他的才具很可以做一個漢朝的文吏，隻因當時的官吏竟趨于嚴酷，為輿論所反對，乃遂反之以立名，而适又有夏侯勝的《尚書》以供其緣飾，又适會宣帝要求寬仁之吏，就給他投機投個正著，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了。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人是不能以空言感化的，人是個社會動物，處在何等社會中，就形成何等樣人，絲毫不能勉強，斷非空言之力所能挽回。
所以古來言教民者，必在既富之後，質而言之，就是替他先造新環境，新環境既已造成，就不待教而自正了。
如其不然，就萬語千言悉成廢話，這種道理，當發為空論之際，也是人人懂得的。
及其見諸實施，卻又以為人民可以空言感化，至少以為要先把人心改變過來，然後制度乃可随之而改了。
人類缺乏一貫的思想，處處現出自相矛盾的景象，真可歎息。
人民可以空言化，在廟堂之上的人，或者和社會隔絕了，信以為實。
然在奉行其事的人，是不會不知道實際的情形的，然而竟沒有一個人把無益實際的話入告，隻見诏書朝下于京城宣布，夕遍于海澨，人類的自欺欺人，實在更可歎息。
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說的話，自然會有人替他說的，他要人家不說話，自然沒有人敢說。
他希望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造作出來，他希望沒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替他隐諱掉。
我們隻要看邊吏多知鹖雀，問之皆陽不知，便可知道黃霸治郡時，所謂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是虛是實了。
然則他怎會獲得如此的好名譽呢？大抵人有兩種：一種是遠聽的，一種是近看的。
聲名洋溢的人，往往經不起實際的考察，在千裡萬裡之外聽了，真是大聖大賢，到他近處去一看，就不成話了。
但是社會是采取虛聲的，一個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虛名，你就再知道他是個壞人，也是開不得口。
不但開不得口，而且還隻能人雲亦雲地稱頌他，不然人家不說他所得的是虛名，反說你所說的是假話。
俗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作僞的人，豈真有什麼本領，使他的真相不露出來？不過社會是這樣的社會，所以這種人的真相，雖然給一部分人知道了，卻永遠隻有這一部分人知道，決不會散布擴大出去的。
然而張敞居然敢彈劾盛名之下的黃霸，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法家綜核名實的精神了。
他奏黃霸的話，真乃句句是金玉。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尤其是至理名言。
因為你要講革命是另一件事，在革命未成以前勸人為善，隻是能為現狀下之所謂善，禁奸也隻能禁現狀下之所謂奸。
明明是現狀下所不能為的事，你卻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會照著你的話去做，這不是作僞還是什麼？其實何益呢？不過澆淳散樸罷了。
法家這種綜核名實的精神，自元帝以後莫之能行，以至亡國。
後漢得天下，光武帝雖然厚貌深文，其實行督責之術，是很嚴緊的。
他當時對于一班開國的功臣，以及有盛名可以做三公的人，明知其不可施以督責，所以舍而弗用，而甯任用一班官僚，這就是後漢所以能開二百餘年之治的原因。
從中葉以後，督責之術又廢了，于是官僚階級又橫行起來，益之以處士橫議，而後漢遂至于滅亡。
起而收拾殘局的魏武帝、諸葛孔明，都是勵行綜核名實的人，所以事勢又有轉機。
然而一兩個人的苦力支撐，終不能回狂瀾于既倒，于是紀綱日廢，而魏晉清談之俗興，神州大陸遂終于不可保守而為五胡所占據了。
魏晉以後的政治思想，無甚特别之處——大抵承漢人的緒餘——今因限于時間亦不再加講述。
還有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文字，便是《論衡》的《治期》篇。
此篇力言國家之治亂，與君主的賢否無涉。
換一句現在的話說，便是政治控制不住社會，社會而要向上，政治是無法阻止的。
若要向下，政治亦無力挽回，而隻好聽其遷流之所屆。
這是我們論後世的政治所要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