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漢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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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個顯著的例，便是董仲舒。
他說：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
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對于漢代制度的改革，是大有功勞的人。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 其尤激烈的則為翼奉。
他以為： 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寝廟，不以親疏疊毀，皆煩費，違古制。
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
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
乃上疏曰：臣聞古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
竊聞漢德隆盛，在于孝文……如令處于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
……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遷都正本，衆制皆定。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要人民革新，必須替他造出新環境來，置之新環境中，雖日撻而求其舊，不可得矣。
間嘗論之，儒家之興，并非偶然之事，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然當他坑儒的時候曾說：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欲以興太平”上，當奪“文學”兩字。
文學便是當時的儒家。
可知始皇并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為擅長。
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國長久，海内更無其他問題，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設——改革。
秦皇漢武正是一流人。
儒家所謂教化，其先決問題是民生，至于直接手段則是興庠序，看《漢書·禮樂志》便可知道。
他們對于現狀，是認為極度的不安，而想要徹底改革的，所以我說他們是最革命的。
然而儒家不能不為法家所竊笑。
為什麼呢？我們試讀《漢書》的《元帝本紀》： 立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恽、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所謂霸，便是法家；所謂王，是儒家；以霸王道雜之，謂以督責之術對付官僚階級，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
質而言之，便是“嚴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合理的治法。
倘使純用霸道，則待人民太暴虐，全社會都将騷然不甯，喪其樂生之心，這便是秦朝的所以滅亡。
至于純用王道，則元帝便是一個榜樣。
我們試将《元帝紀》讀一過。
儒家所謂寬仁之政，幾于史不絕書，然而漢治反于此時大壞，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官僚階級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護人民，其要義就在于約束官僚，使不能為民害，若并官僚階級而亦放縱之，那就是縱百萬虎狼于民間了。
漢朝政治之放縱——督責之術之廢弛，是起于元帝之世的，所以漢朝的政治，也壞于元帝時。
為什麼元帝會放縱治者階級使為民害呢？其弊便在于不察名實。
名就是理論，實就是情形，理論雖好，要和現狀相合方才有用。
比如合作運動自然是好的，然而能否推行于中國社會，換一方面說，便是現在的中國社會能否推行合作運動？更具體些說，叫農民組織合作社，向農民銀行借款。
到底來借款的是真正農民呢，還是營高利貸業者的化身？這是大須考慮的。
假如說現在來貸款的都是真正農民了，然而現在的農民銀行設立尚未普遍，假使要普遍設立，是否能保持現在的樣子——即來貸款者真正都是農民——如曰能之，還是目前就能夠呢，還是要一面養成人才，一面整頓吏治徐徐進行的呢？如此便又發生推廣的遲速問題。
這些都是應該考慮的、應該考察的實際。
合作事業的能否辦好，就看這種事先的考慮是否周密，随時的考慮是否認真，單是精于理論，即對于書本上的合作有研究，是無用的。
現
再一個顯著的例，便是董仲舒。
他說：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
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對于漢代制度的改革，是大有功勞的人。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 其尤激烈的則為翼奉。
他以為： 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寝廟，不以親疏疊毀，皆煩費，違古制。
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
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
乃上疏曰：臣聞古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
竊聞漢德隆盛，在于孝文……如令處于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
……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遷都正本，衆制皆定。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要人民革新，必須替他造出新環境來，置之新環境中，雖日撻而求其舊，不可得矣。
間嘗論之，儒家之興，并非偶然之事，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然當他坑儒的時候曾說：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欲以興太平”上，當奪“文學”兩字。
文學便是當時的儒家。
可知始皇并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為擅長。
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國長久，海内更無其他問題，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設——改革。
秦皇漢武正是一流人。
儒家所謂教化，其先決問題是民生，至于直接手段則是興庠序，看《漢書·禮樂志》便可知道。
他們對于現狀，是認為極度的不安，而想要徹底改革的，所以我說他們是最革命的。
然而儒家不能不為法家所竊笑。
為什麼呢？我們試讀《漢書》的《元帝本紀》： 立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恽、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所謂霸，便是法家；所謂王，是儒家；以霸王道雜之，謂以督責之術對付官僚階級，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
質而言之，便是“嚴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合理的治法。
倘使純用霸道，則待人民太暴虐，全社會都将騷然不甯，喪其樂生之心，這便是秦朝的所以滅亡。
至于純用王道，則元帝便是一個榜樣。
我們試将《元帝紀》讀一過。
儒家所謂寬仁之政，幾于史不絕書，然而漢治反于此時大壞，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官僚階級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護人民，其要義就在于約束官僚，使不能為民害，若并官僚階級而亦放縱之，那就是縱百萬虎狼于民間了。
漢朝政治之放縱——督責之術之廢弛，是起于元帝之世的，所以漢朝的政治，也壞于元帝時。
為什麼元帝會放縱治者階級使為民害呢？其弊便在于不察名實。
名就是理論，實就是情形，理論雖好，要和現狀相合方才有用。
比如合作運動自然是好的，然而能否推行于中國社會，換一方面說，便是現在的中國社會能否推行合作運動？更具體些說，叫農民組織合作社，向農民銀行借款。
到底來借款的是真正農民呢，還是營高利貸業者的化身？這是大須考慮的。
假如說現在來貸款的都是真正農民了，然而現在的農民銀行設立尚未普遍，假使要普遍設立，是否能保持現在的樣子——即來貸款者真正都是農民——如曰能之，還是目前就能夠呢，還是要一面養成人才，一面整頓吏治徐徐進行的呢？如此便又發生推廣的遲速問題。
這些都是應該考慮的、應該考察的實際。
合作事業的能否辦好，就看這種事先的考慮是否周密，随時的考慮是否認真，單是精于理論，即對于書本上的合作有研究，是無用的。
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