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漢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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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熟，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赢，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裡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觀此則《史記》所謂人給家足，是什麼人，什麼家，就很可以明白了，何怪其有兼并和被兼并的人呢？然則《漢書·刑法志》說：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而将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笃厚，禁網疏闊。
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這所謂禁網疏闊，就是《史記·平準書》所謂網疏；斷獄四百，并非天下真沒有犯罪的人，不過縱釋弗誅罷了。
所縱釋的是何等樣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曆代的放任政策，其内容，是包含著無限的醜惡的。
難怪儒家要主張革命了。
漢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為兩大端：一為均貧富，一為興教化。
他們的均貧富，還是注意于平均地權，激烈的要徑行井田，緩和的則主張限民名田。
他們對于經濟的發展，認識是不足的，所以都主張重農抑商，主張返于自給自足時代經濟孤立的狀況。
這個讀《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最易見得。
關于經濟問題，近來研究的人多了，書籍報章雜志時有論述，大家都有些知道，現因時間短促，不再多講。
現在且略述漢儒興教化的問題。
漢儒對于興教化，有一點，其見解是遠出于後世人之上的。
我們試看《史記·叔孫通傳》，當他要定朝儀的時候： 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這正和古人所謂先富後教，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同。
所以漢人所謂興教化，其根本乃在于改制度。
我們試看《漢書·賈誼傳》載他的話說：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天下大敗，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剟寝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可謂痛切極了。
而他又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适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他之所謂設則是： 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今“義”字。
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色上黃，數用五，由今看來，固然是毫無關系之事，如此改革，似乎滑稽而且不離乎迷信，然而古人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并不是像後世止于如此而已，而是相連有一套辦法的。
這個讀第四講中論儒家的話已可見得。
然則當時賈誼所主張改變的，決不止此兩事，不過《史記》《漢書》都語焉不詳罷了。
但看他“為官名”三個字——這是改變一切機關——便可知其改革規模之
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赢，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裡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觀此則《史記》所謂人給家足，是什麼人，什麼家，就很可以明白了，何怪其有兼并和被兼并的人呢？然則《漢書·刑法志》說：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而将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笃厚，禁網疏闊。
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這所謂禁網疏闊，就是《史記·平準書》所謂網疏；斷獄四百，并非天下真沒有犯罪的人，不過縱釋弗誅罷了。
所縱釋的是何等樣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曆代的放任政策，其内容，是包含著無限的醜惡的。
難怪儒家要主張革命了。
漢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為兩大端：一為均貧富，一為興教化。
他們的均貧富，還是注意于平均地權，激烈的要徑行井田，緩和的則主張限民名田。
他們對于經濟的發展，認識是不足的，所以都主張重農抑商，主張返于自給自足時代經濟孤立的狀況。
這個讀《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最易見得。
關于經濟問題，近來研究的人多了，書籍報章雜志時有論述，大家都有些知道，現因時間短促，不再多講。
現在且略述漢儒興教化的問題。
漢儒對于興教化，有一點，其見解是遠出于後世人之上的。
我們試看《史記·叔孫通傳》，當他要定朝儀的時候： 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這正和古人所謂先富後教，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同。
所以漢人所謂興教化，其根本乃在于改制度。
我們試看《漢書·賈誼傳》載他的話說：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天下大敗，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剟寝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可謂痛切極了。
而他又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适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他之所謂設則是： 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今“義”字。
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色上黃，數用五，由今看來，固然是毫無關系之事，如此改革，似乎滑稽而且不離乎迷信，然而古人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并不是像後世止于如此而已，而是相連有一套辦法的。
這個讀第四講中論儒家的話已可見得。
然則當時賈誼所主張改變的，決不止此兩事，不過《史記》《漢書》都語焉不詳罷了。
但看他“為官名”三個字——這是改變一切機關——便可知其改革規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