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先秦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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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始五德一端，和儒家的通三統相像，所以附論之于此。
核其思想發生的順序，亦必在晚周時代，多見曆代的治法，折衷比較，然後能有之。
然其見解，較之法家，則又覺其陳舊。
所以我以為他是和儒家同代表西周時代的思想的。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頗為偉大周密的，其缺點在什麼地方呢？那就在無法可以實現。
儒家的希望，是有一個“王”，根據著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從他。
假如能夠辦到，這原是最好的事。
但是能不能呢？其在大同之世，社會甚小，事務既極單簡，利害亦相共同；要把他措置得十分妥帖，原不是件難事。
但是這種社會，倒用不著政治了——也可以說本來沒有政治的。
至于擴而大之；事務複雜了，遍知且有所不能，何從想出最好的法子來？各方面的利害，實在沖突得太甚了，調和且來不及，就有好法子，何法使之實行？何況治者也是一個人，也總要顧著私利的。
超越私人利害的人，原不能說是沒有，但治天下決不是一個人去治，總是一個階級去治，超越利害的私人，則聞之矣，超越利害之階級，則未之聞。
所以儒家所想望的境界，隻是鏡花水月，決無實現的可能。
儒家之誤，在于謂無君之世的良好狀态，至有君之世，還能保存；而且這個“君道”，隻要擴而充之，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殊不知儒家所想望的黃金世界，隻是無君之世才有，到有君之世，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即使退一步，說有君之世，也可以有一個準健康體，我們的希望，就姑止于是，然而君所能緻之治，若把“君”的地位擡高擴大而至于“王”，也就無法可緻了。
因為治大的東西，畢竟和小的不同；對付複雜的問題，到底和簡單的不同。
所以儒家的希望，隻是個鏡花水月。
（五）法家 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
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法家之學，詳言之，當分為法術兩端，其說見于《韓非子》的《定法》篇。
法術之學的所以興起，依我看來，其理由如下： （1）當春秋之世，列國之間，互相侵奪；内之則暴政亟行。
當此之時，确有希望一個霸或王出來救世的必要。
——後來竟做到統一天下，這是法家興起之世所不能豫料的。
法家初興之時，所希望的，亦不過是霸或王。
而要做成一個霸或王，則确有先富國強兵的必要。
要富國強兵，就非先訓練其民，使之能為國效力不可。
這是法家之學之所以興起的原因。
（2）一個社會中，和一人之身一樣的。
不可有一部分特别發達。
一部分特别發達，就要害及全體了。
然社會往往有此病。
一社會中特别發達的一部分，自然是所謂特權階級。
國與民的不利，都是這一階級所為。
法家看清了這一點，所以特别要想法子對付他。
法家主要的辦法，在“法”一方面，是“一民于農戰”。
要一民于農戰，當然要抑商賈，退遊士。
因為商賈是剝削農民的，商賈被抑，農民的利益，才得保全。
國家的爵賞有限，施之于遊士，戰士便不能見尊異。
“術”一方面的議論，最重要的，是“臣主異利”四個字。
這所謂臣，并不是指個人，而是指一個階級。
階級，在古人用語中，謂之朋黨。
朋黨并不是有意結合的，隻是“在某種社會中，有某種人，在某一方面，其利害處于共同的地位；因此有意的，無意的，自然會做一緻的行動”。
不論什麼時代、什麼社會裡，總有一個階級，其利害是和公益一緻的。
公共的利益，普通人口不能言，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所在；普通人沒有法子去達到，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途徑，能領導著普通人去趨赴；他們且為了大衆，而不恤自己犧牲。
這一個階級，在這個時代，就是革命的階級。
社會的能否向上，就看這一個階級能夠握權周否。
這一個階級，在法家看起來，就是所謂法術之士。
法家本此宗旨，實行起來，則其結果為： （1）官僚的任用。
這是所以打倒舊貴族的。
李斯《谏逐客書》庸或言之過甚，然而秦國多用客卿，這确是事實。
《荀子·強國》篇說： 入境……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這就是多用草茅新進之士的效驗，腐敗的舊貴族，萬辦不到的。
秦國政治的所以整饬，就得力于此。
（2）國民軍的編成。
古代造兵之法有兩種：其一如《管子》所述軌裡連鄉之制。
有士鄉，有工商之鄉。
作内政寄軍令之法，專施之于士鄉，工商之鄉的人，并不當兵。
此法兵數太少，不足以應付戰國時的事勢。
其二是如《荀子·議兵》篇所述魏國之法。
立了一種标準，去挑選全國強壯的人當兵。
合格的，就複其戶，利其田宅。
這種兵是精強了。
然而人的勇力，是數年而衰的，而複其戶，利其田宅的利益，不能遽行剝奪。
如此，要編成多數的兵，則财力有所不給；若要顧慮到财政，則隻好眼看著兵力的就衰。
所以這種兵是強而不多，甚至于并不能強。
隻有秦國的法，刑賞并用，使其民非戰無以要利于上，才能造成多而且精的兵。
秦國吞并六國時，其兵鋒東北到遼東，東南到江南。
其時并不借用别地方的兵，都是發關中的軍隊出去打的。
這是何等強大的兵力？秦人這種兵力，都是商君變法所造成。
以上兩端，是法術之學應用到實際的效果。
法家的長處，在于最能觀察現實，不是聽了前人的議論，就終身誦之的。
所以他在經濟上的見解，也較别一家為高超。
儒家主張恢複井田，他則主張開阡陌。
儒家當商業興起之世，還說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他則有輕重之說：主張将（1）農田以外的土地——山澤，和（2）獨占的大企業——鹽鐵，收歸國營；而（3）輕重斂散和（4）借貸，亦由國家操其權；免得特殊階級，借此剝削一般人。
輕重之說，不知當時曾否有個國家實行？開阡陌一事，雖然把古來的土地公有制度破壞了，然而照我們的眼光看，土地公有之制，在實際是久經破壞了的，商君不過加以公開的承認；而且在當時，一定曾借此施行過一次不回複舊法的整理。
這事于所謂盡地力，是很有效的，該是秦國緻富的一個大原因。
法家的政策如此，至其所以行之之道，則盡于“法自然”三字。
法自然含有兩種意義。
其一自然是冷酷的，沒有絲毫感情攙雜進去，所以法家最戒釋法而任情。
其二自然是必然的，沒有差忒的，所以要信賞必罰。
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新穎的，最适合于時勢的，看上文所說，大略可以知道了。
法家亦是先秦諸子之一，怎麼在前面，又說先秦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呢？法家之學，亦自有其落伍之處。
落伍之處在哪裡呢？便是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别。
國家和社會，不是一物，在第二講中，早已說過了。
因此，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隻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緻的，過此以往，便相沖突。
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國家的權力，隻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過此以往，便無功而有罪。
法家不知此義，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緻的。
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做工具去達到，就有将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
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後，還不改變政策，這是秦朝所以滅亡的大原因。
這種錯誤，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
所以說法家的思想，也是落伍的。
這一層道理，說起來話很長，現在僅粗引其端，其詳細，講到将來，自然更可明白。
“名法”二字，在古代總是連稱的。
名家之學，如惠施、公孫龍等，所說很近乎詭辯，至少是純粹研究哲理的，如何會和法家這種注重實用的學問，發生密切的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我的意見如此：禮是講究差别的。
為什麼要差别，該有一個理論上的根據，從此研求，便成名家之學，而法家之學，是要講綜核名實的。
所謂綜核名實，含有兩種意義：（1）察其實，命之以名。
如白的稱它為白，黑的稱它為黑；牛呼之為牛，馬呼之為馬。
此理推之應用，則馬因才任使，如智者使之謀，勇者使之戰。
（2）循其名，責其實。
有謀的責任的，不該無所用心；有戰的責任的，不該臨陣奔北。
如此當加之以罰，能盡職則加之以賞。
名家玄妙的理論，雖和法家無關，而其辨别名實的精細，則于法家的理論，深有裨益，所以法家亦有取于名家。
名家關涉政治的一方面，已為法家所包含。
其玄妙的一部分，則确與政治無關，所以現在不再講述。
還有兵家，亦不是單講戰守的，其根本問題，亦往往涉及治國。
這一部分，亦已包含于法家之中，所以今亦不述。
核其思想發生的順序，亦必在晚周時代，多見曆代的治法，折衷比較，然後能有之。
然其見解，較之法家，則又覺其陳舊。
所以我以為他是和儒家同代表西周時代的思想的。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頗為偉大周密的，其缺點在什麼地方呢？那就在無法可以實現。
儒家的希望，是有一個“王”，根據著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從他。
假如能夠辦到，這原是最好的事。
但是能不能呢？其在大同之世，社會甚小，事務既極單簡，利害亦相共同；要把他措置得十分妥帖，原不是件難事。
但是這種社會，倒用不著政治了——也可以說本來沒有政治的。
至于擴而大之；事務複雜了，遍知且有所不能，何從想出最好的法子來？各方面的利害，實在沖突得太甚了，調和且來不及，就有好法子，何法使之實行？何況治者也是一個人，也總要顧著私利的。
超越私人利害的人，原不能說是沒有，但治天下決不是一個人去治，總是一個階級去治，超越利害的私人，則聞之矣，超越利害之階級，則未之聞。
所以儒家所想望的境界，隻是鏡花水月，決無實現的可能。
儒家之誤，在于謂無君之世的良好狀态，至有君之世，還能保存；而且這個“君道”，隻要擴而充之，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殊不知儒家所想望的黃金世界，隻是無君之世才有，到有君之世，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即使退一步，說有君之世，也可以有一個準健康體，我們的希望，就姑止于是，然而君所能緻之治，若把“君”的地位擡高擴大而至于“王”，也就無法可緻了。
因為治大的東西，畢竟和小的不同；對付複雜的問題，到底和簡單的不同。
所以儒家的希望，隻是個鏡花水月。
（五）法家 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
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法家之學，詳言之，當分為法術兩端，其說見于《韓非子》的《定法》篇。
法術之學的所以興起，依我看來，其理由如下： （1）當春秋之世，列國之間，互相侵奪；内之則暴政亟行。
當此之時，确有希望一個霸或王出來救世的必要。
——後來竟做到統一天下，這是法家興起之世所不能豫料的。
法家初興之時，所希望的，亦不過是霸或王。
而要做成一個霸或王，則确有先富國強兵的必要。
要富國強兵，就非先訓練其民，使之能為國效力不可。
這是法家之學之所以興起的原因。
（2）一個社會中，和一人之身一樣的。
不可有一部分特别發達。
一部分特别發達，就要害及全體了。
然社會往往有此病。
一社會中特别發達的一部分，自然是所謂特權階級。
國與民的不利，都是這一階級所為。
法家看清了這一點，所以特别要想法子對付他。
法家主要的辦法，在“法”一方面，是“一民于農戰”。
要一民于農戰，當然要抑商賈，退遊士。
因為商賈是剝削農民的，商賈被抑，農民的利益，才得保全。
國家的爵賞有限，施之于遊士，戰士便不能見尊異。
“術”一方面的議論，最重要的，是“臣主異利”四個字。
這所謂臣，并不是指個人，而是指一個階級。
階級，在古人用語中，謂之朋黨。
朋黨并不是有意結合的，隻是“在某種社會中，有某種人，在某一方面，其利害處于共同的地位；因此有意的，無意的，自然會做一緻的行動”。
不論什麼時代、什麼社會裡，總有一個階級，其利害是和公益一緻的。
公共的利益，普通人口不能言，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所在；普通人沒有法子去達到，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途徑，能領導著普通人去趨赴；他們且為了大衆，而不恤自己犧牲。
這一個階級，在這個時代，就是革命的階級。
社會的能否向上，就看這一個階級能夠握權周否。
這一個階級，在法家看起來，就是所謂法術之士。
法家本此宗旨，實行起來，則其結果為： （1）官僚的任用。
這是所以打倒舊貴族的。
李斯《谏逐客書》庸或言之過甚，然而秦國多用客卿，這确是事實。
《荀子·強國》篇說： 入境……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這就是多用草茅新進之士的效驗，腐敗的舊貴族，萬辦不到的。
秦國政治的所以整饬，就得力于此。
（2）國民軍的編成。
古代造兵之法有兩種：其一如《管子》所述軌裡連鄉之制。
有士鄉，有工商之鄉。
作内政寄軍令之法，專施之于士鄉，工商之鄉的人，并不當兵。
此法兵數太少，不足以應付戰國時的事勢。
其二是如《荀子·議兵》篇所述魏國之法。
立了一種标準，去挑選全國強壯的人當兵。
合格的，就複其戶，利其田宅。
這種兵是精強了。
然而人的勇力，是數年而衰的，而複其戶，利其田宅的利益，不能遽行剝奪。
如此，要編成多數的兵，則财力有所不給；若要顧慮到财政，則隻好眼看著兵力的就衰。
所以這種兵是強而不多，甚至于并不能強。
隻有秦國的法，刑賞并用，使其民非戰無以要利于上，才能造成多而且精的兵。
秦國吞并六國時，其兵鋒東北到遼東，東南到江南。
其時并不借用别地方的兵，都是發關中的軍隊出去打的。
這是何等強大的兵力？秦人這種兵力，都是商君變法所造成。
以上兩端，是法術之學應用到實際的效果。
法家的長處，在于最能觀察現實，不是聽了前人的議論，就終身誦之的。
所以他在經濟上的見解，也較别一家為高超。
儒家主張恢複井田，他則主張開阡陌。
儒家當商業興起之世，還說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他則有輕重之說：主張将（1）農田以外的土地——山澤，和（2）獨占的大企業——鹽鐵，收歸國營；而（3）輕重斂散和（4）借貸，亦由國家操其權；免得特殊階級，借此剝削一般人。
輕重之說，不知當時曾否有個國家實行？開阡陌一事，雖然把古來的土地公有制度破壞了，然而照我們的眼光看，土地公有之制，在實際是久經破壞了的，商君不過加以公開的承認；而且在當時，一定曾借此施行過一次不回複舊法的整理。
這事于所謂盡地力，是很有效的，該是秦國緻富的一個大原因。
法家的政策如此，至其所以行之之道，則盡于“法自然”三字。
法自然含有兩種意義。
其一自然是冷酷的，沒有絲毫感情攙雜進去，所以法家最戒釋法而任情。
其二自然是必然的，沒有差忒的，所以要信賞必罰。
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新穎的，最适合于時勢的，看上文所說，大略可以知道了。
法家亦是先秦諸子之一，怎麼在前面，又說先秦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呢？法家之學，亦自有其落伍之處。
落伍之處在哪裡呢？便是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别。
國家和社會，不是一物，在第二講中，早已說過了。
因此，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隻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緻的，過此以往，便相沖突。
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國家的權力，隻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過此以往，便無功而有罪。
法家不知此義，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緻的。
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做工具去達到，就有将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
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後，還不改變政策，這是秦朝所以滅亡的大原因。
這種錯誤，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
所以說法家的思想，也是落伍的。
這一層道理，說起來話很長，現在僅粗引其端，其詳細，講到将來，自然更可明白。
“名法”二字，在古代總是連稱的。
名家之學，如惠施、公孫龍等，所說很近乎詭辯，至少是純粹研究哲理的，如何會和法家這種注重實用的學問，發生密切的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我的意見如此：禮是講究差别的。
為什麼要差别，該有一個理論上的根據，從此研求，便成名家之學，而法家之學，是要講綜核名實的。
所謂綜核名實，含有兩種意義：（1）察其實，命之以名。
如白的稱它為白，黑的稱它為黑；牛呼之為牛，馬呼之為馬。
此理推之應用，則馬因才任使，如智者使之謀，勇者使之戰。
（2）循其名，責其實。
有謀的責任的，不該無所用心；有戰的責任的，不該臨陣奔北。
如此當加之以罰，能盡職則加之以賞。
名家玄妙的理論，雖和法家無關，而其辨别名實的精細，則于法家的理論，深有裨益，所以法家亦有取于名家。
名家關涉政治的一方面，已為法家所包含。
其玄妙的一部分，則确與政治無關，所以現在不再講述。
還有兵家，亦不是單講戰守的，其根本問題，亦往往涉及治國。
這一部分，亦已包含于法家之中，所以今亦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