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先秦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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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法術之士，墨家所主張的則為尚賢。
墨子主張行夏道，自然要想社會的風氣，回複到夏代的誠樸。
其所以緻此的手段，則為宗教。
所以要講天志、明鬼。
天和鬼都要有意識，能賞罰的，和哲學上的定命論，恰恰相反，定命論而行，天志、明鬼之說，就被取消了。
所以又要非命。
墨子的時代，《史記》說：“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這話大約不錯的。
墨子隻該是春秋末期的人。
再後，他的思想，就不該如此陳舊了。
農家道學的說法，固然更較墨家為陳舊，然隻是稱頌陳說，墨子則似乎根據夏道，自己有所創立的。
然而墨子的思想，也是夠陳舊了的。
以墨子之道來救時，是無可非議的，所難的，是他這道理，如何得以實行？希望治者階級實行麼？天下隻有天良發現的個人，沒有天良發現的階級；隻有自行覺悟的個人，沒有自行覺悟的階級；所以這種希望隻是絕路，這固然是諸家的通病。
然而從墨子之道，治者階級，所要實行的條件，比行别一家的道，還要難些。
所以墨子的希望，似乎也更難實現些。
墨子有一端可佩服的，便是他實行的精神。
孟子說他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淮南子》說：墨子之徒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
這些話，我們是相信的。
我嘗說：儒俠是當時固有的兩個集團。
他們是貴族階級失其地位後所形成的——自然也有一部分新興的地主，或者工商階級中人附和進去，然而總是以堕落的貴族為中堅——他們的地位雖然喪失了，一種急公好義、抑強扶弱、和矜重人格的風氣還在。
因其天性或環境，而分成尚文與尚武兩派。
孔子和墨子，隻是就這兩個集團，施以教育。
天下惟有團體，才能夠有所作為。
羅素說：“中國要有熱心的青年十萬人，團結起來，先公益而後私利，中國就得救了。
”就是這種意思，孔子和墨子，都能把一部分人團結起來了。
這确是古人的熱心和毅力，可以佩服之處。
然而如此，就足以有為了麼？須知所謂化，是兩方面都可以做主動，也都可以成被動的。
這些道術之士，都想以其道移易天下。
他的徒黨，自然就是為其所化的人；他和他的信徒，自然總能将社會感化幾分；然而其本身，也總是受社會風氣感化的。
佛陀不是想感化社會的麼？為什麼現在的和尚，隻成為吃飯的一條路？基督不是想感化社會的麼？為什麼中國稱信教為吃教？固然，這是中國信道不笃的人，然使教會裡面而絲毫沒有财産，現在熱心傳教之士，是否還不遠千裡而來呢？也是一個疑問。
我們不敢輕視宗教徒。
其中熱心信仰傳布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也相信他是無所為而為之的；然而總隻是少數。
大多數人，總是平凡的，這是我所敢斷言的。
所以憑你本領大、手段高，結合的人多，而且堅固，一再傳後，總平凡化了；總和普通的人一緻了。
儒者到後來，變做貪于飲食，惰于作務之徒；墨者到後來，也不看見了，而隻有漢時的所謂遊俠，即由于此。
當孔子周遊列國之時，豈不說：“如有用我者，三千弟子，同時登庸，遍布于天下，天下豈不大治？”然而人在得志後的變化，是很難料的。
在宰予微時，安知其要晝寝呢？從漢武帝以後，儒者的被登庸，可說是很多了。
孔子周遊列國時所希望的，或亦不過如此。
然而當時的儒者是怎樣呢？假使墨子而得勢，赴湯蹈火之士，安知不變作暴徒？就使不然，百八十人，總是不夠用的；到要擴充時，就難保投機分子不混進來了。
所以墨子救世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其手段則不足取。
（四）儒家、陰陽家 儒家的書，傳于後世的多了，其政治思想，可考見的也就多，幾于講之不可勝講。
好在儒家之道，在後世最盛行。
其思想，幾于成為普通思想，人人可以懂得。
所以也不必細講，隻要提綱挈領的講一講就夠了。
儒家的思想，大體是怎樣呢？ 他有他所想望的最高的境界。
這便是所謂大順。
《禮記·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禮運》:“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 簡而言之，是天下的事情，無一件不妥當；兩間之物，無一件不得其所，如此理想的境界，用什麼法子去達到他呢？儒者主張根據最高的原理，而推之于人事，所以說：《易》本隐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隐。
《易》是儒家所認為宇宙的最高原理的。
推此理以達諸人事，所謂本隐以之顯。
《春秋》是處置人事的法子。
人事不是模模糊糊，遇著了随便對付的。
合理的處置方法，是要以最高原理為根據的。
所以說推見至隐。
宇宙最高的原理，儒家稱之為元，所以《易經·乾卦彖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聖人所以能先天而天弗違，就因其所作為，系根據這一種最高原理。
何邵公《公羊解诂》，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意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
” 王，根據著宇宙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從他，這便是合理之治實現的方法。
合理之治，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呢，還是要積漸而緻的呢？提起這一個問題，就要想到《春秋》三世之義，和《禮運》大同、小康之說。
春秋二百四十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是各有其治法的。
孔子的意思，是希望把亂世逐漸治好，使之進于升平，再進于太平。
據《禮運》之說，孔子似乎承認邃古時代，曾經有一個黃金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孔子所謂大同。
其後漸降而入小康。
小康以後，孔子雖沒有說，然而所謂大同者，當與《春秋》的太平世相當，所謂小康者，當與《春秋》的升平世相當，這是無疑義的，然則小康以後，就是《春秋》所謂亂世，也無可疑的了。
所以孔子是承認世界從大同降到小康，再降到亂世，而希望把他從亂世逆挽到升平，再逆挽到太平的。
凡思想，總不能沒有事實作根據。
中國的文化，是以農業共産社會的文化作中心的，前一講中，已經述及。
此等農業共産的小社會，因其階級的分化，還未曾顯著，所以其内部極為平和；而且因社會小，凡事都可以看得見，把握得住，所以無一事不措置得妥帖。
孔子所謂大同，大約就是指此等社會言之。
其所希望的太平，亦不過将此等治法，推行之于天下；把各處地方，都造成這個樣子。
這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從亂世進到太平，中間要設一個升平的階段，所謂升平，就是小康。
小康是封建制度的初期。
雖因各部落互相争鬥，而有征服者、被征服者之分，因而判為治人和治于人、食人和食于人的兩個階級，然而大同時代，内部良好的規制，還未盡破壞，總還算得個準健康體，這些話，前一講中，亦已述及。
孔子所認為眼前可取的途徑，大約就是想回複到這一個時代。
所以孔子所取的辦法，是先回複封建完整時代的秩序。
孔子論治，既不以小康為止境，從小康再進于大同的辦法，自然也總曾籌議及之。
惜乎所傳者甚少了。
從亂世進入小康的辦法，是怎樣呢？ 從來讀儒家的書的，總覺得它有一個矛盾，便是它忽而主張君權，忽又主張民權。
主張君權的，如《論語·季氏》篇所載，禮樂征伐，一定要自天子出；自諸侯出，已經不行；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就更不必說了。
主張民權的，如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也說得極為激烈。
近四十年來，不論是革命巨子，或者宗社黨，遺老，都可以孔子之道自居，這真極天下之奇觀了。
然則儒家的思想，到底怎樣呢？關于這個問題，我以為并不是儒家的思想有矛盾，而是後世讀書的人，不得其解。
須知所謂“王”與“君”，是有區别的。
怎樣說“王”與“君”有區别呢？案荀子說：“君者，善群也。
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君怎能使萬物如此呢？那就得如班固《貨殖傳序》所說：這一類材料，古書中不勝枚舉，現在隻是随意引其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于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谷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
豺獺未祭，置網不布于野澤。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鹹有常禁。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然後四
墨子主張行夏道，自然要想社會的風氣，回複到夏代的誠樸。
其所以緻此的手段，則為宗教。
所以要講天志、明鬼。
天和鬼都要有意識，能賞罰的，和哲學上的定命論，恰恰相反，定命論而行，天志、明鬼之說，就被取消了。
所以又要非命。
墨子的時代，《史記》說：“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這話大約不錯的。
墨子隻該是春秋末期的人。
再後，他的思想，就不該如此陳舊了。
農家道學的說法，固然更較墨家為陳舊，然隻是稱頌陳說，墨子則似乎根據夏道，自己有所創立的。
然而墨子的思想，也是夠陳舊了的。
以墨子之道來救時，是無可非議的，所難的，是他這道理，如何得以實行？希望治者階級實行麼？天下隻有天良發現的個人，沒有天良發現的階級；隻有自行覺悟的個人，沒有自行覺悟的階級；所以這種希望隻是絕路，這固然是諸家的通病。
然而從墨子之道，治者階級，所要實行的條件，比行别一家的道，還要難些。
所以墨子的希望，似乎也更難實現些。
墨子有一端可佩服的，便是他實行的精神。
孟子說他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淮南子》說：墨子之徒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
這些話，我們是相信的。
我嘗說：儒俠是當時固有的兩個集團。
他們是貴族階級失其地位後所形成的——自然也有一部分新興的地主，或者工商階級中人附和進去，然而總是以堕落的貴族為中堅——他們的地位雖然喪失了，一種急公好義、抑強扶弱、和矜重人格的風氣還在。
因其天性或環境，而分成尚文與尚武兩派。
孔子和墨子，隻是就這兩個集團，施以教育。
天下惟有團體，才能夠有所作為。
羅素說：“中國要有熱心的青年十萬人，團結起來，先公益而後私利，中國就得救了。
”就是這種意思，孔子和墨子，都能把一部分人團結起來了。
這确是古人的熱心和毅力，可以佩服之處。
然而如此，就足以有為了麼？須知所謂化，是兩方面都可以做主動，也都可以成被動的。
這些道術之士，都想以其道移易天下。
他的徒黨，自然就是為其所化的人；他和他的信徒，自然總能将社會感化幾分；然而其本身，也總是受社會風氣感化的。
佛陀不是想感化社會的麼？為什麼現在的和尚，隻成為吃飯的一條路？基督不是想感化社會的麼？為什麼中國稱信教為吃教？固然，這是中國信道不笃的人，然使教會裡面而絲毫沒有财産，現在熱心傳教之士，是否還不遠千裡而來呢？也是一個疑問。
我們不敢輕視宗教徒。
其中熱心信仰傳布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也相信他是無所為而為之的；然而總隻是少數。
大多數人，總是平凡的，這是我所敢斷言的。
所以憑你本領大、手段高，結合的人多，而且堅固，一再傳後，總平凡化了；總和普通的人一緻了。
儒者到後來，變做貪于飲食，惰于作務之徒；墨者到後來，也不看見了，而隻有漢時的所謂遊俠，即由于此。
當孔子周遊列國之時，豈不說：“如有用我者，三千弟子，同時登庸，遍布于天下，天下豈不大治？”然而人在得志後的變化，是很難料的。
在宰予微時，安知其要晝寝呢？從漢武帝以後，儒者的被登庸，可說是很多了。
孔子周遊列國時所希望的，或亦不過如此。
然而當時的儒者是怎樣呢？假使墨子而得勢，赴湯蹈火之士，安知不變作暴徒？就使不然，百八十人，總是不夠用的；到要擴充時，就難保投機分子不混進來了。
所以墨子救世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其手段則不足取。
（四）儒家、陰陽家 儒家的書，傳于後世的多了，其政治思想，可考見的也就多，幾于講之不可勝講。
好在儒家之道，在後世最盛行。
其思想，幾于成為普通思想，人人可以懂得。
所以也不必細講，隻要提綱挈領的講一講就夠了。
儒家的思想，大體是怎樣呢？ 他有他所想望的最高的境界。
這便是所謂大順。
《禮記·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禮運》:“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 簡而言之，是天下的事情，無一件不妥當；兩間之物，無一件不得其所，如此理想的境界，用什麼法子去達到他呢？儒者主張根據最高的原理，而推之于人事，所以說：《易》本隐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隐。
《易》是儒家所認為宇宙的最高原理的。
推此理以達諸人事，所謂本隐以之顯。
《春秋》是處置人事的法子。
人事不是模模糊糊，遇著了随便對付的。
合理的處置方法，是要以最高原理為根據的。
所以說推見至隐。
宇宙最高的原理，儒家稱之為元，所以《易經·乾卦彖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聖人所以能先天而天弗違，就因其所作為，系根據這一種最高原理。
何邵公《公羊解诂》，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意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
” 王，根據著宇宙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從他，這便是合理之治實現的方法。
合理之治，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呢，還是要積漸而緻的呢？提起這一個問題，就要想到《春秋》三世之義，和《禮運》大同、小康之說。
春秋二百四十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是各有其治法的。
孔子的意思，是希望把亂世逐漸治好，使之進于升平，再進于太平。
據《禮運》之說，孔子似乎承認邃古時代，曾經有一個黃金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孔子所謂大同。
其後漸降而入小康。
小康以後，孔子雖沒有說，然而所謂大同者，當與《春秋》的太平世相當，所謂小康者，當與《春秋》的升平世相當，這是無疑義的，然則小康以後，就是《春秋》所謂亂世，也無可疑的了。
所以孔子是承認世界從大同降到小康，再降到亂世，而希望把他從亂世逆挽到升平，再逆挽到太平的。
凡思想，總不能沒有事實作根據。
中國的文化，是以農業共産社會的文化作中心的，前一講中，已經述及。
此等農業共産的小社會，因其階級的分化，還未曾顯著，所以其内部極為平和；而且因社會小，凡事都可以看得見，把握得住，所以無一事不措置得妥帖。
孔子所謂大同，大約就是指此等社會言之。
其所希望的太平，亦不過将此等治法，推行之于天下；把各處地方，都造成這個樣子。
這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從亂世進到太平，中間要設一個升平的階段，所謂升平，就是小康。
小康是封建制度的初期。
雖因各部落互相争鬥，而有征服者、被征服者之分，因而判為治人和治于人、食人和食于人的兩個階級，然而大同時代，内部良好的規制，還未盡破壞，總還算得個準健康體，這些話，前一講中，亦已述及。
孔子所認為眼前可取的途徑，大約就是想回複到這一個時代。
所以孔子所取的辦法，是先回複封建完整時代的秩序。
孔子論治，既不以小康為止境，從小康再進于大同的辦法，自然也總曾籌議及之。
惜乎所傳者甚少了。
從亂世進入小康的辦法，是怎樣呢？ 從來讀儒家的書的，總覺得它有一個矛盾，便是它忽而主張君權，忽又主張民權。
主張君權的，如《論語·季氏》篇所載，禮樂征伐，一定要自天子出；自諸侯出，已經不行；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就更不必說了。
主張民權的，如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也說得極為激烈。
近四十年來，不論是革命巨子，或者宗社黨，遺老，都可以孔子之道自居，這真極天下之奇觀了。
然則儒家的思想，到底怎樣呢？關于這個問題，我以為并不是儒家的思想有矛盾，而是後世讀書的人，不得其解。
須知所謂“王”與“君”，是有區别的。
怎樣說“王”與“君”有區别呢？案荀子說：“君者，善群也。
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君怎能使萬物如此呢？那就得如班固《貨殖傳序》所說：這一類材料，古書中不勝枚舉，現在隻是随意引其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于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谷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
豺獺未祭，置網不布于野澤。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鹹有常禁。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然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