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先秦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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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族的競争，極為劇烈，老子如何專教人守雌？固然守雌是有利于競争的，然而守如處女，正是為出如脫兔之計，而觀老子的意思，似乎始終是反對用兵的，既終沒有一試之時，蓄力又将作何用？在古代競争劇烈的世界，如何會有這一種學說呢？我說，中國古代民族的競争，并不十分劇烈。
民族問題的嚴重，倒是從秦漢以後才開始的。
大約古代民族的鬥争，隻有姬、姜二姓曾有過一次劇烈的戰事——河南農耕民族，與河北遊牧民族之戰——其結果，黃帝之族是勝利了。
經過頗短的時間，就和炎帝之族同化。
其餘諸民族，文化程度，大抵比炎黃二族為低，即戰鬥力亦非其敵。
所以當時，在神州大陸上，我們這一個民族——炎黃混合的民族——是侵略者。
其餘的民族——當時所謂夷蠻戎狄——是被侵略者。
我們這時候所怕的，是貪求無厭，黩武不已，以緻盛極而衰，對于異族的鬥争，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同族間也要因此而引起分裂。
至于怕異族侵略，在古代怕是沒有這事的。
如其有之，道家和儒家等，就不會一味主張慈儉德化；而法家和兵家等，也要以異族為鬥争的對象，而不肯專以同族的國家為目标了。
我國民族問題的嚴重，是周秦之際，和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接觸，然後發生的。
在古代騎寇很少，居于山林的異族，所有的隻是步兵，而我族則用車兵為主力。
毀車崇卒和胡服騎射，都是我族侵略的進步，不是防禦行為。
中山并非射騎之國，趙武靈王是學了騎寇的長技，再借用騎寇的兵，去侵略中山。
道家中還有一派是莊子。
莊子的思想，是和楊朱很為接近的。
現在《列子》中的《楊朱》篇，固然是僞物，然而不能說他的内容全無根據。
因為其思想，和《莊子》的《盜跖》篇是很接近的。
《盜跖》篇不能認為僞作。
這一派思想，對于個人自處的問題，可以“委心任運”四個字包括之。
這全是社會病态已深，生于其間的人，覺得他沒法可以控制時的表現。
至其對于政治上的見解，則楊子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之說，足以盡之。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是怎樣一個說法呢？此其理頗為微妙。
我們現在且不憚繁複，略述如下： 《呂氏春秋·不二》篇： 楚王問為國于詹子。
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
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于為身。
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
身當如何為法呢？《淮南子·精神訓》： 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于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
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獻公豔骊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土地。
使此五君者，适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随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又《诠言訓》：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适情性；則治道通矣。
原天命則不惑禍福。
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理好憎則不貪無用。
适情性則欲不過節。
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
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野蠻時代之所慮，就是在上者的侈欲無度，動作不循理。
其過于要好的，則又不免為無益的幹涉。
所以楊朱一派，要使人君自治其心，絕去感情，洞明事理，然後不做一件無益而有損的事。
所以說：“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話固然說得很精了。
然而又說：“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善治内者，物未必亂。
”未必亂是物自己不亂，并不是我把他治好的，設使物而要亂，我即善治内，恐亦将無如之何。
固然，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然今天下紛紛，大多數都是利天下的人，因而又激起少數人，要想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譬如集會之時，秩序大亂，人人烏合搶攘，我但閉目靜坐，何法使之各返其位，各安其位呢？如其提出這一個問題來，楊朱就将無以為答。
然則楊朱的治天下，等于無術。
他的毛病，和老子的無為主義是一樣的。
他們還是對于較早的時代的目光。
此時的社會，人民程度很低，還沒有“為”的資格。
所慮的，是在上的人，領導著他去“為”。
老子莊周的話，到這種社會裡去說，是比較有意思的。
到春秋戰國時，則其社會的“為”，已經很久了；不是化而欲作，而是已化而作了；還對他說無為，何益？ （三）墨家 墨家之道原于禹，這句話是不錯的。
一者《墨子》書中屢次提起夏禹。
二者墨子所定的法度，都是原出于夏的。
詳見孫星衍《墨子後序》。
儒家說夏尚忠，又說夏之政忠。
忠便是以忠實之心對人；不肯損人以利己，還要損己以利人。
夏朝時代較早，大約風氣還很誠樸。
而且其時遭遇水患，自然可以激起上下一體，不分人我的精神；和後來此疆彼界的情形，大不相同。
由此道而推之，則為兼愛。
兼愛是墨學的根本。
至其具體的辦法，對内則為貴儉，對外則為非攻。
要明白貴儉的意思，首須知道古代的社會和後世不同。
後世習慣于私有财産久了，人家沒有而我有，公家窮困而私人奢侈，是絲毫不以為奇的。
春秋戰國時代則不然。
其時的社會，去公産之世未遠。
困窮之日，須謀節省；要節省，須合上下而通籌；這種道理，還是人人懂得的。
即其制度，也還有存在的。
譬如《禮記·曲禮》說：“歲兇，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玉藻》說“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等都是。
衛為狄滅，而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齊頃公敗于鞍，而七年不飲酒，不食肉；都是實行此等制度的。
就越勾踐的卧薪嘗膽，怕也是實行此等制度，而後人言之過甚。
然則墨子所主張的，隻是古代兇荒劄喪的變禮，并不是以此為常行之政，說平世亦當如此。
莊子駁他說“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使人不堪”，隻是說的夢話。
不論人家的立場，妄行攻駁，先秦諸子，往往有此病。
貴儉的具體辦法是節用，古人的葬事，靡費得最利害，所以又要說節葬。
既然貴儉，一切圖快樂求舒适的事，自然是不該做的，所以又要非樂。
隆古之世，自給自足的農業共産社會，彼此之間，是無甚沖突的，所以也沒有争戰之事，這便是孔子所謂講信修睦。
後來利害漸漸的沖突了，戰争之事就漸起。
然而其社會，去正常的狀态還未遠，也不會有什麼殘殺擄掠之事，這便是儒家所謂義兵。
義兵之說，見于《呂氏春秋》的《孟秋紀》、《淮南子》的《兵略訓》，這決不是古代沒有的事。
譬如西南的土司，互相攻伐，或者暴虐其民，王朝的中央政府，出兵征讨，或易置其酋長，或徑代流官，如果止于如此而已，更無他種目的，豈非吊民伐罪？固然，此等用兵，很難保軍士沒有殘殺虜掠的事。
然而這是後世的社會，去正常的狀态已久，已經有了要殘殺虜掠的人；而又用他來編成軍隊之故。
假使社會是正常的，本來沒有這一回事，沒有這一種人，那末，當征伐之際，如何會有殘殺虜掠的行為呢？就是在後世，當兵的人，已經喜歡殘殺虜掠了，然而苟得良将以禦之，仍可以秋毫無犯。
不正常的軍隊，而偶得良将，還可以秋毫無犯，何況正常的社會中産生出來的正常的軍隊呢？所以義兵決不是沒有的事。
再降一步，就要變成侵略的兵了。
此等兵，其主要的目的隻是争利，大之則争城争地，小之則争金玉重器；次之則是鬥氣，如争做霸主或報怨之類。
此等用兵，沒有絲毫正當的理由。
然而春秋戰國時代的用兵，實以此類的動機為最多。
所以墨子從大體上判定，說攻是不義的。
既以攻為不義，自然要承認救守是義的了。
墨子的話，不過救時之論，和我們現在反對侵略、主張弱小民族自決等一般。
人類到底能不能不用兵呢？用兵到底本身是件壞事情，還是要看怎樣用法的呢？這些根本問題，都不是墨子計慮所及。
拿這些根本問題去駁墨子，也隻算是夢話。
在春秋戰國時代，有一個共同的要求，是定于一。
當時所怕的，不但是君大夫對人民肆行暴虐，尤其怕的是國與國、家與家之間争鬥不絕。
前者如今日政治的不良，後者如今日軍人的互相争鬥。
兩者比較起來，自然後者诒禍更大了。
欲除此弊，希望人民出來革命，是沒有這回事的。
所可希望的，隻是下級的人，能服從上級，回複到封建制度完整時代的秩序。
此義是儒、墨、名、法諸家共同贊成的。
墨家所表現出來的，便是尚同。
當東周之世，又是貴族階級崩潰、官僚階級開始擡頭的時代。
任用官僚，廢除貴族，怕除貴族本身外，沒有不贊成的。
儒家所表現出來的是譏世卿，法家所表現的是
民族問題的嚴重，倒是從秦漢以後才開始的。
大約古代民族的鬥争，隻有姬、姜二姓曾有過一次劇烈的戰事——河南農耕民族，與河北遊牧民族之戰——其結果，黃帝之族是勝利了。
經過頗短的時間，就和炎帝之族同化。
其餘諸民族，文化程度，大抵比炎黃二族為低，即戰鬥力亦非其敵。
所以當時，在神州大陸上，我們這一個民族——炎黃混合的民族——是侵略者。
其餘的民族——當時所謂夷蠻戎狄——是被侵略者。
我們這時候所怕的，是貪求無厭，黩武不已，以緻盛極而衰，對于異族的鬥争，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同族間也要因此而引起分裂。
至于怕異族侵略，在古代怕是沒有這事的。
如其有之，道家和儒家等，就不會一味主張慈儉德化；而法家和兵家等，也要以異族為鬥争的對象，而不肯專以同族的國家為目标了。
我國民族問題的嚴重，是周秦之際，和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接觸，然後發生的。
在古代騎寇很少，居于山林的異族，所有的隻是步兵，而我族則用車兵為主力。
毀車崇卒和胡服騎射，都是我族侵略的進步，不是防禦行為。
中山并非射騎之國，趙武靈王是學了騎寇的長技，再借用騎寇的兵，去侵略中山。
道家中還有一派是莊子。
莊子的思想，是和楊朱很為接近的。
現在《列子》中的《楊朱》篇，固然是僞物，然而不能說他的内容全無根據。
因為其思想，和《莊子》的《盜跖》篇是很接近的。
《盜跖》篇不能認為僞作。
這一派思想，對于個人自處的問題，可以“委心任運”四個字包括之。
這全是社會病态已深，生于其間的人，覺得他沒法可以控制時的表現。
至其對于政治上的見解，則楊子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之說，足以盡之。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是怎樣一個說法呢？此其理頗為微妙。
我們現在且不憚繁複，略述如下： 《呂氏春秋·不二》篇： 楚王問為國于詹子。
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
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于為身。
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
身當如何為法呢？《淮南子·精神訓》： 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于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
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獻公豔骊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土地。
使此五君者，适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随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又《诠言訓》：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适情性；則治道通矣。
原天命則不惑禍福。
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理好憎則不貪無用。
适情性則欲不過節。
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
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野蠻時代之所慮，就是在上者的侈欲無度，動作不循理。
其過于要好的，則又不免為無益的幹涉。
所以楊朱一派，要使人君自治其心，絕去感情，洞明事理，然後不做一件無益而有損的事。
所以說：“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話固然說得很精了。
然而又說：“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善治内者，物未必亂。
”未必亂是物自己不亂，并不是我把他治好的，設使物而要亂，我即善治内，恐亦将無如之何。
固然，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然今天下紛紛，大多數都是利天下的人，因而又激起少數人，要想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譬如集會之時，秩序大亂，人人烏合搶攘，我但閉目靜坐，何法使之各返其位，各安其位呢？如其提出這一個問題來，楊朱就将無以為答。
然則楊朱的治天下，等于無術。
他的毛病，和老子的無為主義是一樣的。
他們還是對于較早的時代的目光。
此時的社會，人民程度很低，還沒有“為”的資格。
所慮的，是在上的人，領導著他去“為”。
老子莊周的話，到這種社會裡去說，是比較有意思的。
到春秋戰國時，則其社會的“為”，已經很久了；不是化而欲作，而是已化而作了；還對他說無為，何益？ （三）墨家 墨家之道原于禹，這句話是不錯的。
一者《墨子》書中屢次提起夏禹。
二者墨子所定的法度，都是原出于夏的。
詳見孫星衍《墨子後序》。
儒家說夏尚忠，又說夏之政忠。
忠便是以忠實之心對人；不肯損人以利己，還要損己以利人。
夏朝時代較早，大約風氣還很誠樸。
而且其時遭遇水患，自然可以激起上下一體，不分人我的精神；和後來此疆彼界的情形，大不相同。
由此道而推之，則為兼愛。
兼愛是墨學的根本。
至其具體的辦法，對内則為貴儉，對外則為非攻。
要明白貴儉的意思，首須知道古代的社會和後世不同。
後世習慣于私有财産久了，人家沒有而我有，公家窮困而私人奢侈，是絲毫不以為奇的。
春秋戰國時代則不然。
其時的社會，去公産之世未遠。
困窮之日，須謀節省；要節省，須合上下而通籌；這種道理，還是人人懂得的。
即其制度，也還有存在的。
譬如《禮記·曲禮》說：“歲兇，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玉藻》說“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等都是。
衛為狄滅，而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齊頃公敗于鞍，而七年不飲酒，不食肉；都是實行此等制度的。
就越勾踐的卧薪嘗膽，怕也是實行此等制度，而後人言之過甚。
然則墨子所主張的，隻是古代兇荒劄喪的變禮，并不是以此為常行之政，說平世亦當如此。
莊子駁他說“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使人不堪”，隻是說的夢話。
不論人家的立場，妄行攻駁，先秦諸子，往往有此病。
貴儉的具體辦法是節用，古人的葬事，靡費得最利害，所以又要說節葬。
既然貴儉，一切圖快樂求舒适的事，自然是不該做的，所以又要非樂。
隆古之世，自給自足的農業共産社會，彼此之間，是無甚沖突的，所以也沒有争戰之事，這便是孔子所謂講信修睦。
後來利害漸漸的沖突了，戰争之事就漸起。
然而其社會，去正常的狀态還未遠，也不會有什麼殘殺擄掠之事，這便是儒家所謂義兵。
義兵之說，見于《呂氏春秋》的《孟秋紀》、《淮南子》的《兵略訓》，這決不是古代沒有的事。
譬如西南的土司，互相攻伐，或者暴虐其民，王朝的中央政府，出兵征讨，或易置其酋長，或徑代流官，如果止于如此而已，更無他種目的，豈非吊民伐罪？固然，此等用兵，很難保軍士沒有殘殺虜掠的事。
然而這是後世的社會，去正常的狀态已久，已經有了要殘殺虜掠的人；而又用他來編成軍隊之故。
假使社會是正常的，本來沒有這一回事，沒有這一種人，那末，當征伐之際，如何會有殘殺虜掠的行為呢？就是在後世，當兵的人，已經喜歡殘殺虜掠了，然而苟得良将以禦之，仍可以秋毫無犯。
不正常的軍隊，而偶得良将，還可以秋毫無犯，何況正常的社會中産生出來的正常的軍隊呢？所以義兵決不是沒有的事。
再降一步，就要變成侵略的兵了。
此等兵，其主要的目的隻是争利，大之則争城争地，小之則争金玉重器；次之則是鬥氣，如争做霸主或報怨之類。
此等用兵，沒有絲毫正當的理由。
然而春秋戰國時代的用兵，實以此類的動機為最多。
所以墨子從大體上判定，說攻是不義的。
既以攻為不義，自然要承認救守是義的了。
墨子的話，不過救時之論，和我們現在反對侵略、主張弱小民族自決等一般。
人類到底能不能不用兵呢？用兵到底本身是件壞事情，還是要看怎樣用法的呢？這些根本問題，都不是墨子計慮所及。
拿這些根本問題去駁墨子，也隻算是夢話。
在春秋戰國時代，有一個共同的要求，是定于一。
當時所怕的，不但是君大夫對人民肆行暴虐，尤其怕的是國與國、家與家之間争鬥不絕。
前者如今日政治的不良，後者如今日軍人的互相争鬥。
兩者比較起來，自然後者诒禍更大了。
欲除此弊，希望人民出來革命，是沒有這回事的。
所可希望的，隻是下級的人，能服從上級，回複到封建制度完整時代的秩序。
此義是儒、墨、名、法諸家共同贊成的。
墨家所表現出來的，便是尚同。
當東周之世，又是貴族階級崩潰、官僚階級開始擡頭的時代。
任用官僚，廢除貴族，怕除貴族本身外，沒有不贊成的。
儒家所表現出來的是譏世卿，法家所表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