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德國學者治學之得失與德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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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德國是已經走到失敗的邊沿上了,在我們日常對于德國學術有着一點愛好的人,對此頗有些感觸。

     像我們對于任何民族一樣,我們決不說德國人的全體是像他們某一時的統治者那樣獰惡,奸險和瘋狂。

    反之,我們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她的優長。

    德國人的優長,便是他們的學術。

    可是我們細推究下去,德國的人之所以淪于如此的地步,她的學術上的作風,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在這裡,我們一方面看出文化的整個性,一發之細,往往牽動全局,一方面也看出所謂學術上的作風也無非是一個民族的性格的表現之一端而已,希臘大哲赫拉克裡塔斯所謂:“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

    ”大概也可以應用于一個整個民族罷。

     德國的命運的确是系之于她的性格了!這可以在她的學者的治學精神上證之。

     德國人是生長在森林裡的,森林就是他們的生命,誠如著《德國民族性》的德國學者黎耳(W.H.Riehl)所說。

    森林給他們的感印是幽深。

    幽深表現在學術上就是哲學的興趣。

    不過這種哲學的興趣,與其說是偏于思辨的,不如說是偏于一種形上的沖動的。

    再沒有比德國學者更喜歡哲學化的了,任何方面都有一套哲學。

    講語言則有維耳海耳姆·封·宏保耳特的語言哲學,他會說一種語言代表一種世界觀;講藝術則有溫克耳曼的藝術哲學,他會說最高的美是在上帝那裡;此外,講文藝,則有艾爾瑪廷格爾的文藝科學之哲學;講生物也有赫克耳的一元哲學,或杜裡舒的生機主義的哲學。

     他們不唯喜歡創哲學,也容易接受哲學。

    因此,任何一派哲學出來(在本國),或進來(自外國),往往在他們學術的各部門都有着影子和變化。

    例如康德以後的德國學術界,哪個不隐隐約約的分别“物自體”和現象!黑格耳以後的德國學術界,哪個不多多少少采取他的辯證的發展的觀點?柏格森起來,德國的新浪漫主義形成了。

    東方的思想輸入,萊茲尼茲的哲學面目确立了!德國人的心靈像有一種特殊的機構,偏偏容易對哲學有着共鳴。

     這樣的好處便是他們在任何方面可以走得深入些。

    雖然他們無中生有,白晝見鬼的時候也有,然而卻對任何問題容易把握核心,透過表面現象而把握其内在的(!)意義。

     又因為有一種哲學的興趣,他們容易成一個大系統。

    不要說第一流的大哲如康德,黑格耳,其系統之大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以後罕有其匹的,就是像馮德,逖爾泰一般人,他們的規模也已經可驚。

    馮德的民族心理學,一寫就是十九大本,逖爾泰的全集,主要的是所謂精神科學的著作,在以前也已經出現第十厚冊。

    通常我們所說的“感情移入”一個問題吧,在我們覺得三言兩語也就完了,但是那個創此學說的德人李普斯,乃是著了三大本專著。

     深入是思精,系統是體大,體大思精是他們的長處。

    但毛病也就同時來了!因為體大,往往一個觀念錯,跟着全體也就錯。

    德國不乏被外人看為絕頂荒謬的思想家,例如叔本華,尼采,都是要使“健全的常識”的人吃驚不小的,為求系統,他們往往不惜把一個觀點貫串于任何角落。

    即如變态心理學家的弗洛伊德,阿德勒,哪個不想囊括宇宙?這種精神單單表現在藝術裡還好,表現在政治上,尤其是國際政治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