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溫克耳曼（1717—1768）：德國古典理想的先驅
關燈
小
中
大
一導言
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者差不多都介紹到中國來了，在1932年我們紀念過歌德的百年逝世，在1934年我們紀念過席勒的175年誕生，在去年的四月，我們又紀念過宏保耳特（WilhelmvonHumboldt），其他如萊辛、海爾德[1]、魏蘭，我們或則已有他的譯書，或則已有關于他的論文，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也都不是十分陌生的名字了，但似乎那作了德意志藝術科學的建立者，為歌德先驅，影響歌德最深，為歌德向往最大的約翰、約阿其姆、溫克耳曼（JohannJoachimWinckelmann）卻獨獨遭受到了不同的命運，我們對于他還沒有什麼認識。
約翰、約阿其姆、溫克耳曼，一如他被害時尚在年輕一般，他的精神永遠是新鮮的，活潑的，壯旺的，年輕的。
他的一生，是為濃烈的趣味、純摯的友情、高華宏恢的理想所充滿。
倘若說歌德的精神，是充分表現了現代的話，則溫克耳曼又恰恰是歌德的精神的開端和萌芽。
歌德所向往的是溫克耳曼，溫克耳曼所向往的是古代的希臘。
在溫克耳曼認為，隻有在希臘那裡，是精神與肉體的合一，知識與藝術的一緻，人類生活的内容與形式的融合和無缺，換言之，他所企求的是完人，而希臘是他這理想的化身。
這是古典主義的真精神。
同時，這不特是古典主義的理想了，近代人所要解決的，也無非是這理想的實現，不過以現實為基礎，又要尋一些可靠的橋梁。
我們從溫克耳曼那裡所得的，不是一偏，而是完全；不是遼遠，而是臨近；不是枯燥，而是鼓舞；不是狹隘，而是生發，開拓和滋養了。
因為這，作《溫克耳曼之生平及其著作》。
二溫克耳曼生活之三期 生在1717年12月9日的溫克耳曼，有人把他的生活分為兩期，以他在德國的生活稱為前期，以他在意大利的生活稱為後期，前期是陰郁的，愁慘的，後期是快樂的，明朗的。
但我覺得再詳細一點，似乎應當分為三期：在他三十一歲以前，這包括自1717年至1784年，是第一期，我稱為苦悶期；自此到三十八歲，即至1755年，是第二期，可以稱為準備期；此後到死，那時他五十一歲了，是1768年，乃是第三期，我稱為完成期。
在他第一期生活裡，他受的完全是壓迫，毫無開展；以到德勒斯登（Dresden）為關鍵，他才開始了他的第二期的生活，在這一個時期裡有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現，他的思想才完全在這裡顯示了萌芽，在實現他能到羅馬去的夢以後，乃是他踱入第三期的生活的時候，在這時他才寫出了他那不朽的藝術史的名著。
他自始是窮困的，以鞋匠之子，而生于德國的北部，居柏林之西的施頓達耳（Stendal），先就學于故鄉，其後他在柏林入了皇家的文科中學。
他對于藝術的興趣是很早的，早年在施頓達耳就見過中世紀的宗教藝術，課本上也有看古代教堂的畫圖，這都在給他很深的印象，似乎已經預示着他要做一個古代藝術的研究者和鑒賞人了。
學校裡給他的隻是壓迫，那些老頭子一定要他讀宗教。
但他卻熱烈的向往于希臘的古典，荷馬與赫魯道塔斯（Herodotus）的著作激起他極大的熱心，夢寐中都還是希臘。
所以施右耳夫人（MadamedeStael）說他，是自覺為南國的風光所誘引着的。
據說在溫克耳曼幼年的時候，常在附近的沙丘間，作考古的漫步。
一個人的興趣，是如何不能夠加以遏止，從道可以看得出。
溫克耳曼在他的名著《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ums）的導言中也曾說：“對于藝術的愛好，從小就是我最大的傾向。
雖然教育和環境全然和這背道而馳，但是我總像有一種内在的使命時時在督促着。
” 1738年，他二十一歲了，入了哈雷（Halle）大學，習神學，這是為實現他朋友們的願望的，但他卻在做着赫魯道塔斯的翻譯的工作。
對于學校的教育，他依然加以輕蔑。
福祿特爾曾經說，誰要想瞻仰德國學術的頂點，須到哈雷去；但是溫克耳曼卻認為哈雷隻是一城瞽盲。
這時哈雷大學裡有當代的大哲學家烏爾服（ChristianWolff）以及美學建立者保姆戈爾頓（AlexaderBaumgarten）諸人的課程，但是溫克耳曼很讨厭這些成了派的學者，他覺得這些人都是以知道别人如何想為滿足的，充其量不過在求認識一些書名和索引而已，他所要求的，卻是能夠自己想，自己有感覺的人。
在大學裡，他拿定了主意，為人類寫點什麼東西，并不去湊大學裡課藝的熱鬧。
在德國專有一幫譏笑教授的人（Professoren-verspotter），李希頓勃哥（Lichtenberg）、叔本華、尼采，都是這一流，而開其端的，就是溫克耳曼。
于1741年他到耶納，又研究數學與醫藥，于1742年在哈爾泊布（Halberstadt）任家庭教師。
次年，他被任為策霍遜（Seehausen）的學校校長，這時他最煩悶了，雖然以他的淳樸原始的性格，和一些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們在一起是應當快樂的，但是他對于教書的生活，又感到壓迫。
他所緻力的，還是審美的知識，他的趣味非常集中，把次要的牽挂一概屏除了，為了讀書他曾經把睡眠縮短到四小時。
這永遠是他的精神！ 這時他頗喜歡福祿特爾的著作。
自然福祿特爾是屬于較為脆弱的，矯揉造作的古典傳統的，反之溫克耳曼乃是代之以活的古文化之清晰的、永恒的輪廓，然而福祿特爾給溫克耳曼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也便是從溫克耳曼，開始覺得法國的文學很可以作德國的借鏡。
永遠懷着南國的向往的溫克耳曼，對于本國的文學這時哈雷大學裡有當代的大哲學家烏爾服（ChristianWolff）以及美學建立者保姆戈爾頓（AlexaderBaumgarten）諸人的課程，但是溫克耳曼很讨厭這些成了派的學者，他覺得這些人都是以知道别人如何想為滿足的，充其量不過在求認識一些書名和索引而已，他所要求的，卻是能夠自己想，自己有感覺的人。
在大學裡，他拿定了主意，為人類寫點什麼東西，并不去湊大學裡課藝的熱鬧。
在德國專有一幫饑笑教授的人（Professoren-verspotter），李希頓勃哥（Lichtenberg）、叔本華、尼采，都是這一流，而開其端的，就是溫克耳曼。
于1741年他到耶納，又研究數學與醫藥，于1742年在哈爾泊布（Halberstadt）任家庭教師。
次年，他被任為策霍遜（Seehausen）的學校校長，這時他最煩悶了，雖然以他的淳樸原始的性格，和一些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們在一起是應當快樂的，但是他對于教書的生活，又感到壓迫。
他所緻力的，還是審美的知識，他的趣味非常集中，把次要的牽挂一概屏除了，為了讀書他曾經把睡眠縮短到四小時。
這永遠是他的精神！ 這時他頗喜歡福祿特爾的著作。
自然福祿特爾是屬于較為脆弱的，矯揉造作的古典傳統的，反之溫克耳曼乃是代之以活的古文化之清晰的、永恒的輪廓，然而福祿特爾給溫克耳曼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也便是從溫克耳曼，開始覺得法國的文學很可以作德國的借鏡。
永遠懷着南國的向往的溫克耳曼，對于本國的文學是瞧不起的！ 一直到他三十歲，他過的是愁慘的日子。
微賤的家庭，小時候不完全的教育，稍長就是零星的散漫的遊學，在學校還是受教師們的壓迫，到埃及去，是一個夢，到法國去，也受到意料之外的阻礙而折回，這便結束了他第一期的生活，所以我說這時是他的苦悶期。
在1748年，他三十一歲，德勒斯登地方有一個賓瑙伯爵（GrafvonBünau），是當時的一位有名的曆史學者，自己在諾頓尼茲（Nothenitz）建立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圖書館，溫克耳曼于是寫信給他，請求作個職員。
果然不久，他就在諾頓尼茲的圖書館裡工作了。
這時他便在德勒斯登參觀了許多古物的收藏所，也認識了許多許多友人，其中葉塞（Oeser），李迫爾特（Lippent），哈哥道恩（Hagedorn）等，尤為著稱，這些人都是藝術家，或者鑒賞家，而後來作了歌德的友人也是先生的葉塞，有很高的教養，兼有豐富的藝術上的實際的知識，給溫克耳曼的助益更其巨大。
到了德勒斯登以後的溫克耳曼，眼界一闊，便開始是一個作家了。
後來在葉塞的遺産裡，發現有溫克耳曼這時寫下的一篇《新通史之口述講詞》（VommundlichenVortragederallgemeinenneuerenGeschichte）原稿，在這裡我們可以見到他那和政治的曆史作法之不同的見地，以及他的史觀和作了他那藝術科學的著作的基礎概念等。
在這裡他已經顯示着對于古代藝術之處理的計劃了，就是必須從氣候、地域和種族入手，他對于曆史的看法，已經從一般的普遍的觀點來觀察了，這是他的曆史哲學，這種思想的來源，要為法國孟德斯鸠的思想的發揮，在這篇講詞裡，溫克耳曼對于藝術，已作為一種進展的考察，但是真正見之實際，自然是以後的事。
我們知道，溫克耳曼一個始終不能放棄的願望，就是到意大利去。
但是他的頭發變蒼白了，還未能實現他的夢。
也許大自然是不辜負人的吧，溫克耳曼到羅馬去的機會居然到了。
這是在1751年，教皇的代表（Nunziu）名叫阿爾琴圖（Archinto）的，逢巧到諾頓尼茲遊曆，就暗示溫克耳曼可以到羅馬去走一走，并且還有在教皇的圖書館裡任職的希望。
溫克耳曼為這誘惑動心了，于是谒此教皇代表于德勒斯登，于不安的心理鬥争之下，他加入了天主教。
這是1754年7月11日的事情，這時他三十七歲了。
關于他這次宗教的轉變，自然有許多人是非難的。
但他這種苦衷，隻有歌德能了解。
倘如我們曉得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研究古代藝術，那末如果沒有他這次的轉變，羅馬就始終是一個幻影了。
而他的一生不朽的《古代藝術史》的巨著也就決沒有完成的可能了。
溫克耳曼自己說得好：“隻要後人承認我寫的東西是有價值的，那就是我最高的報酬了。
” 他在德勒斯登又住了一年。
這時有他的第一部著作《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Gedankenüberdie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出現，第一版于1754年在德勒斯登與來布齊錫（Leipzig）印行，第二版在同地印行于1756年。
他把所有的反對聲都集在《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之信息》（SendschriftenüberdieGednkenvonder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中，同時他又著《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之解釋》（ErlauterungderGedankenvonder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以為答辯，二書皆以1755年刊行于德勒斯登。
他雖然沒到了羅馬，但是能夠住在德勒斯登；他雖然沒寫出他的《古代藝術史》，但是他出版了關于希臘藝術之模仿的小冊子；他已經呼吸在藝人與鑒賞家之群的空氣中了，離實現南國之遊的夢的時期也已經不遠了，所以我稱這一時期是他生活上的準備期。
第三期的生活的開始，是以1755年的9月起程到羅馬去為一個紀程碑。
他的宗教轉變終于收到實利，受了皇家的資助，到了羅馬。
這時他的生活，除了靠阿爾琴圖之外，還靠帕修乃伊（Passjonei）阿爾班尼（Albani）等牧師，不過他這時最親密的友人乃是畫家孟格斯（Mengs），他住的地方，就和孟格斯比鄰，那地方是可以把這古老而悠久的城市，一覽無餘的。
溫克耳曼得有這樣的好機會，所以就盡全力于古代的與近代的藝術品的研究之上。
于1758年，他四十一歲了，在春天遊曆了諾阿派耳（Neapel）、泡爾提采（Portici）、赫庫蘭諾姆（Herculaneum）與龐北伊（Pompeji）。
是年的九月，他為翡冷翠的施陶史男爵（BaronStosch）所請，去鑒定他的收藏，作了九個月的勾留。
龐北伊是剛剛發現的一個古城，溫克耳曼便享了那得看第一次收獲的眼福。
在施陶史家鑒定收藏的結果，他寫定了一本書是《施陶史男爵石刻著錄》（DescriptionderPierresgraveesdufeuBarondeStosch），1760年，即于翡冷翠出版。
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受了牧師阿爾班尼圖書館和古物收藏所監督的職務。
1761年之夏，他完成了《古代建築雜記》（AnmerkungenüderdieBaukunstderA
約翰、約阿其姆、溫克耳曼，一如他被害時尚在年輕一般，他的精神永遠是新鮮的，活潑的，壯旺的，年輕的。
他的一生，是為濃烈的趣味、純摯的友情、高華宏恢的理想所充滿。
倘若說歌德的精神，是充分表現了現代的話，則溫克耳曼又恰恰是歌德的精神的開端和萌芽。
歌德所向往的是溫克耳曼，溫克耳曼所向往的是古代的希臘。
在溫克耳曼認為，隻有在希臘那裡，是精神與肉體的合一，知識與藝術的一緻，人類生活的内容與形式的融合和無缺，換言之，他所企求的是完人，而希臘是他這理想的化身。
這是古典主義的真精神。
同時，這不特是古典主義的理想了，近代人所要解決的，也無非是這理想的實現，不過以現實為基礎，又要尋一些可靠的橋梁。
我們從溫克耳曼那裡所得的，不是一偏，而是完全；不是遼遠，而是臨近；不是枯燥，而是鼓舞；不是狹隘，而是生發，開拓和滋養了。
因為這，作《溫克耳曼之生平及其著作》。
二溫克耳曼生活之三期 生在1717年12月9日的溫克耳曼，有人把他的生活分為兩期，以他在德國的生活稱為前期，以他在意大利的生活稱為後期，前期是陰郁的，愁慘的，後期是快樂的，明朗的。
但我覺得再詳細一點，似乎應當分為三期：在他三十一歲以前，這包括自1717年至1784年，是第一期，我稱為苦悶期；自此到三十八歲，即至1755年，是第二期，可以稱為準備期；此後到死，那時他五十一歲了，是1768年，乃是第三期，我稱為完成期。
在他第一期生活裡，他受的完全是壓迫，毫無開展；以到德勒斯登（Dresden）為關鍵，他才開始了他的第二期的生活，在這一個時期裡有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現，他的思想才完全在這裡顯示了萌芽，在實現他能到羅馬去的夢以後，乃是他踱入第三期的生活的時候，在這時他才寫出了他那不朽的藝術史的名著。
他自始是窮困的，以鞋匠之子，而生于德國的北部，居柏林之西的施頓達耳（Stendal），先就學于故鄉，其後他在柏林入了皇家的文科中學。
他對于藝術的興趣是很早的，早年在施頓達耳就見過中世紀的宗教藝術，課本上也有看古代教堂的畫圖，這都在給他很深的印象，似乎已經預示着他要做一個古代藝術的研究者和鑒賞人了。
學校裡給他的隻是壓迫，那些老頭子一定要他讀宗教。
但他卻熱烈的向往于希臘的古典，荷馬與赫魯道塔斯（Herodotus）的著作激起他極大的熱心，夢寐中都還是希臘。
所以施右耳夫人（MadamedeStael）說他，是自覺為南國的風光所誘引着的。
據說在溫克耳曼幼年的時候，常在附近的沙丘間，作考古的漫步。
一個人的興趣，是如何不能夠加以遏止，從道可以看得出。
溫克耳曼在他的名著《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ums）的導言中也曾說：“對于藝術的愛好，從小就是我最大的傾向。
雖然教育和環境全然和這背道而馳，但是我總像有一種内在的使命時時在督促着。
” 1738年，他二十一歲了，入了哈雷（Halle）大學，習神學，這是為實現他朋友們的願望的，但他卻在做着赫魯道塔斯的翻譯的工作。
對于學校的教育，他依然加以輕蔑。
福祿特爾曾經說，誰要想瞻仰德國學術的頂點，須到哈雷去；但是溫克耳曼卻認為哈雷隻是一城瞽盲。
這時哈雷大學裡有當代的大哲學家烏爾服（ChristianWolff）以及美學建立者保姆戈爾頓（AlexaderBaumgarten）諸人的課程，但是溫克耳曼很讨厭這些成了派的學者，他覺得這些人都是以知道别人如何想為滿足的，充其量不過在求認識一些書名和索引而已，他所要求的，卻是能夠自己想，自己有感覺的人。
在大學裡，他拿定了主意，為人類寫點什麼東西，并不去湊大學裡課藝的熱鬧。
在德國專有一幫譏笑教授的人（Professoren-verspotter），李希頓勃哥（Lichtenberg）、叔本華、尼采，都是這一流，而開其端的，就是溫克耳曼。
于1741年他到耶納，又研究數學與醫藥，于1742年在哈爾泊布（Halberstadt）任家庭教師。
次年，他被任為策霍遜（Seehausen）的學校校長，這時他最煩悶了，雖然以他的淳樸原始的性格，和一些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們在一起是應當快樂的，但是他對于教書的生活，又感到壓迫。
他所緻力的，還是審美的知識，他的趣味非常集中，把次要的牽挂一概屏除了，為了讀書他曾經把睡眠縮短到四小時。
這永遠是他的精神！ 這時他頗喜歡福祿特爾的著作。
自然福祿特爾是屬于較為脆弱的，矯揉造作的古典傳統的，反之溫克耳曼乃是代之以活的古文化之清晰的、永恒的輪廓，然而福祿特爾給溫克耳曼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也便是從溫克耳曼，開始覺得法國的文學很可以作德國的借鏡。
永遠懷着南國的向往的溫克耳曼，對于本國的文學這時哈雷大學裡有當代的大哲學家烏爾服（ChristianWolff）以及美學建立者保姆戈爾頓（AlexaderBaumgarten）諸人的課程，但是溫克耳曼很讨厭這些成了派的學者，他覺得這些人都是以知道别人如何想為滿足的，充其量不過在求認識一些書名和索引而已，他所要求的，卻是能夠自己想，自己有感覺的人。
在大學裡，他拿定了主意，為人類寫點什麼東西，并不去湊大學裡課藝的熱鬧。
在德國專有一幫饑笑教授的人（Professoren-verspotter），李希頓勃哥（Lichtenberg）、叔本華、尼采，都是這一流，而開其端的，就是溫克耳曼。
于1741年他到耶納，又研究數學與醫藥，于1742年在哈爾泊布（Halberstadt）任家庭教師。
次年，他被任為策霍遜（Seehausen）的學校校長，這時他最煩悶了，雖然以他的淳樸原始的性格，和一些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們在一起是應當快樂的，但是他對于教書的生活，又感到壓迫。
他所緻力的，還是審美的知識，他的趣味非常集中，把次要的牽挂一概屏除了，為了讀書他曾經把睡眠縮短到四小時。
這永遠是他的精神！ 這時他頗喜歡福祿特爾的著作。
自然福祿特爾是屬于較為脆弱的，矯揉造作的古典傳統的，反之溫克耳曼乃是代之以活的古文化之清晰的、永恒的輪廓，然而福祿特爾給溫克耳曼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也便是從溫克耳曼，開始覺得法國的文學很可以作德國的借鏡。
永遠懷着南國的向往的溫克耳曼，對于本國的文學是瞧不起的！ 一直到他三十歲，他過的是愁慘的日子。
微賤的家庭，小時候不完全的教育，稍長就是零星的散漫的遊學，在學校還是受教師們的壓迫，到埃及去，是一個夢，到法國去，也受到意料之外的阻礙而折回，這便結束了他第一期的生活，所以我說這時是他的苦悶期。
在1748年，他三十一歲，德勒斯登地方有一個賓瑙伯爵（GrafvonBünau），是當時的一位有名的曆史學者，自己在諾頓尼茲（Nothenitz）建立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圖書館，溫克耳曼于是寫信給他，請求作個職員。
果然不久，他就在諾頓尼茲的圖書館裡工作了。
這時他便在德勒斯登參觀了許多古物的收藏所，也認識了許多許多友人，其中葉塞（Oeser），李迫爾特（Lippent），哈哥道恩（Hagedorn）等，尤為著稱，這些人都是藝術家，或者鑒賞家，而後來作了歌德的友人也是先生的葉塞，有很高的教養，兼有豐富的藝術上的實際的知識，給溫克耳曼的助益更其巨大。
到了德勒斯登以後的溫克耳曼，眼界一闊，便開始是一個作家了。
後來在葉塞的遺産裡，發現有溫克耳曼這時寫下的一篇《新通史之口述講詞》（VommundlichenVortragederallgemeinenneuerenGeschichte）原稿，在這裡我們可以見到他那和政治的曆史作法之不同的見地，以及他的史觀和作了他那藝術科學的著作的基礎概念等。
在這裡他已經顯示着對于古代藝術之處理的計劃了，就是必須從氣候、地域和種族入手，他對于曆史的看法，已經從一般的普遍的觀點來觀察了，這是他的曆史哲學，這種思想的來源，要為法國孟德斯鸠的思想的發揮，在這篇講詞裡，溫克耳曼對于藝術，已作為一種進展的考察，但是真正見之實際，自然是以後的事。
我們知道，溫克耳曼一個始終不能放棄的願望，就是到意大利去。
但是他的頭發變蒼白了，還未能實現他的夢。
也許大自然是不辜負人的吧，溫克耳曼到羅馬去的機會居然到了。
這是在1751年，教皇的代表（Nunziu）名叫阿爾琴圖（Archinto）的，逢巧到諾頓尼茲遊曆，就暗示溫克耳曼可以到羅馬去走一走，并且還有在教皇的圖書館裡任職的希望。
溫克耳曼為這誘惑動心了，于是谒此教皇代表于德勒斯登，于不安的心理鬥争之下，他加入了天主教。
這是1754年7月11日的事情，這時他三十七歲了。
關于他這次宗教的轉變，自然有許多人是非難的。
但他這種苦衷，隻有歌德能了解。
倘如我們曉得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研究古代藝術，那末如果沒有他這次的轉變，羅馬就始終是一個幻影了。
而他的一生不朽的《古代藝術史》的巨著也就決沒有完成的可能了。
溫克耳曼自己說得好：“隻要後人承認我寫的東西是有價值的，那就是我最高的報酬了。
” 他在德勒斯登又住了一年。
這時有他的第一部著作《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Gedankenüberdie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出現，第一版于1754年在德勒斯登與來布齊錫（Leipzig）印行，第二版在同地印行于1756年。
他把所有的反對聲都集在《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之信息》（SendschriftenüberdieGednkenvonder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中，同時他又著《關于希臘繪畫雕刻藝術之模仿的思考之解釋》（ErlauterungderGedankenvonder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以為答辯，二書皆以1755年刊行于德勒斯登。
他雖然沒到了羅馬，但是能夠住在德勒斯登；他雖然沒寫出他的《古代藝術史》，但是他出版了關于希臘藝術之模仿的小冊子；他已經呼吸在藝人與鑒賞家之群的空氣中了，離實現南國之遊的夢的時期也已經不遠了，所以我稱這一時期是他生活上的準備期。
第三期的生活的開始，是以1755年的9月起程到羅馬去為一個紀程碑。
他的宗教轉變終于收到實利，受了皇家的資助，到了羅馬。
這時他的生活，除了靠阿爾琴圖之外，還靠帕修乃伊（Passjonei）阿爾班尼（Albani）等牧師，不過他這時最親密的友人乃是畫家孟格斯（Mengs），他住的地方，就和孟格斯比鄰，那地方是可以把這古老而悠久的城市，一覽無餘的。
溫克耳曼得有這樣的好機會，所以就盡全力于古代的與近代的藝術品的研究之上。
于1758年，他四十一歲了，在春天遊曆了諾阿派耳（Neapel）、泡爾提采（Portici）、赫庫蘭諾姆（Herculaneum）與龐北伊（Pompeji）。
是年的九月，他為翡冷翠的施陶史男爵（BaronStosch）所請，去鑒定他的收藏，作了九個月的勾留。
龐北伊是剛剛發現的一個古城，溫克耳曼便享了那得看第一次收獲的眼福。
在施陶史家鑒定收藏的結果，他寫定了一本書是《施陶史男爵石刻著錄》（DescriptionderPierresgraveesdufeuBarondeStosch），1760年，即于翡冷翠出版。
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受了牧師阿爾班尼圖書館和古物收藏所監督的職務。
1761年之夏，他完成了《古代建築雜記》（AnmerkungenüderdieBaukunstderA